读经私塾:学费4至10万超过公办学校(组图)
体制外教育·观察1
出走体制外私塾在生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罗坪 实习生 孟肖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编者按：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今天，羊城晚报搜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制外教育的样本，不评判其功过得失，而着眼其存在的理由。在中国，义务教育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私学的悄然兴起，则是对体制内教育的拷问。我们希望以这组报道为开端，唤起各界对中国未来教育的更多思考。
转眼，各大高校已开学月余。10月20日-24日，羊城晚报携手腾讯QQ平台，面向大学生Q友对高等教育、大学生活的满意度等问题推出调查问卷，回收有效样本3396份。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对象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74.65%的受访对象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持负面看法……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发现，社会对教育的反思，并不停留在口头上，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有些家长“用脚投票”，以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在体制外教育机构求学的方式，向体制内教育提出了挑战。脱离体制，这些家长的探索与尝试无论成败，都押上了自己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孩子。
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广东、湖北、云南数省，试图采集体制外教育的些许样本，还原“私塾”的真实面貌，点燃公众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中国的未来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体制教育的一些条条框框能否打破？相关法律法规有无可以完善之处？
一群“另类”家长点燃了教育思考
家长曾是骄子
程学才是深圳市某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两年前他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让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放弃在深圳的学业，远赴云南深山里的一所学堂求学。“在深圳他有条件选一所好的学校，可是他为什么把女儿送去了云南？”一位和程学才做出同样决定的家长说，“因为我们想把孩子作为独立完整的个体培养，而不想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的应试机器。”
一个月前，因为学堂搬迁延迟开学，程学才让女儿程然尝试回体制内的中学感受一下。结果，只读了一个月的女儿在博客写下了拒绝重回普通中学的几大理由：学习的内容太少，效率不高，老师照本宣科，一个知识点翻来覆去讲；没有选修课，没有因材施教；没有建立正面的伙伴价值，同学之间更多是攀比物质，而不是精神成长；没有很好的锻炼身体的课程，没有健康知识学习…… 13岁的程然总结出的理由，让程学才更加坚定：“一个13岁孩子都能感受到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教育专家看不出？难道我们的教育改革者看不到？”
姜南，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从小成绩优异，考入名校，进入名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感受过“体制内学校能达到的高峰”。然而，她却认为学校教育没能解决人生的困惑，“成绩再好，工作再好，赚钱再多，都没有解答人生本质的幸福感的问题。”有鉴于此，姜南的孩子没有上过一天体制内学校。开始是自己在家教，现在则在北京的私人书院学习。姜南对孩子的成长比较满意：孩子心态积极阳光，充满自信，乐于承担责任。
陈俪，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她，自己在家教三个孩子读书，而后成立书院。书院最耀眼的“成果”是，她的三个孩子陆续被美国名校录取。她与姜南一样，认为 “这个系统顶级的我都看过了，不能满足我们教育的需求”。陈俪认为，以分数为唯一衡量标准的体制内教育，会让人不自觉地寻找标准答案，而放弃了自由思考。对体制内教育的不满意，迫使她为孩子做出改变，进而也影响了更多的父母。如今，有100多个家庭，把孩子送到了她在广州的书院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分布在各地学堂、私塾、书院超过三千家。把孩子送入私学的父母有一个共同特征：非常重视教育，但不在乎一纸文凭。这背后，一方面是决绝勇气，另一方面是有相对宽裕的经济实力，能承担3-40万元/年的学费，认为孩子无需凭文凭找工作。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需求：教育，非改革不可。
法律或有滞后
多位教育界专家认同多元化、开放性应该是教育的发展方向。但法律法规似乎却是滞后的。一位私塾校长介绍，如果学校用英美国家的多媒体材料教授英语，无论教学效果多好，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因为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和教师要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再如，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如果严格按此执行，社会上很多家长对于中国经典文化教育的需求，同样得不到满足。
深圳市一位小学校长介绍，目前国家教育部门也在鼓励进行“国家课程校本化”的探索，即在坚持国家课程改革纲要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学校根据自身性质、特点和条件，设计部分课程，这是很好的；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务教育法》的部分条文，同样在拖教育改革的“后腿”。
众多私学面临的尴尬在于，如果他们按确定的教育学大纲或者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安排教学，他们与公办学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他们不按此执行，则根本拿不到“准生证”，陷入非法办学的境地。有部分私学则以“培训”的名义做着义务教育阶段的工作，其实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尽管《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又有多少学校真的按此去做？当整个社会的评估标准都是围绕分数、升学率时，又如何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呢？“人格的成长与完善，应该是教育的首要目的。”一位家长在新教育交流qq群上评论道，越是高年级的孩子越是厌恶思想品德课，体制内的学校课程没有体现出“把德育放在首位”这一教育宗旨。“法律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在《义务教育法》中体现得非常透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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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样本：“特别学堂”特别在哪
迷茫：大学何为？
最近，一则题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的“万言书”通过微信广泛流传。发帖者自称毕业于武汉大学，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提出质问：“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网帖描述了不少令人司空见惯却又震惊的大学生生活：游戏，逃课，看武侠，是不少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女生呢？看韩剧、美剧，一部接着一部。
“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学生干部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毕业后，我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
“今天，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学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
行动：“集体出逃”
当羊城晚报记者循着发帖人提供的线索寻找，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案例，发帖人李元锋曾在云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所“特别”的学堂任教。记者发现，这所学堂里有一群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浙江大学的毕业生。
不同于普通的大学生支教，他们的学生并不来自当地，而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富裕家庭；学堂虽被群山环抱，内部环境却并不很艰苦，多媒体、电脑、ipad是不可或缺的教学工具。日常使用的课件是世界知名大学的公开课。
白易，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曾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后回武汉大学读博。一个偶然的机会，白易接触到了她现在所在的学堂，感觉大开眼界：“能实现我修身育人，为大众服务的目标”，于是选择留下，一做就是三年半，而且打算继续扎根。
侯小燕，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2008年毕业后在学堂任教一年，因家族企业需要，把她召唤回了杭州。一年后，她重回学堂，留守至今。“我喜欢简单的生活，而且通过教育，也能不断自我提升。父母现在感受到我的快乐，也开始支持了。”
白易说，学堂里没有体制教育的“教学大纲”，教育原则是“教其心，育其身”。而在这所学堂，对犯错孩子最大的惩罚是：不让听课。
近20名来自体制内教育的名校毕业生，相信自己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改变中国教育的未来。
重塑：学童之变
名校毕业生们实践信念的地方，就在这个云南的偏僻小镇，就在群山环抱的学堂。
早晨7点，学生们已准时出现在院外的空地。只要不下雨雪，面对群山练一小时功，是每天的必修课。15岁的杨卓蓝与王聪颖正练习互搏，4年习武的功底，体现在她们的进退腾挪间。“馆长”张清一在旁不时点评、示范。
12年前，张清一为解决儿子教育问题而创办的学堂在武汉名噪一时，因没有按教育部门要求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教学，学堂一直没有办学资格。6年前，他带领武汉大学与浙江大学的一群毕业生，扎根云南深山。
这12年创造了不少家长眼中的奇迹：
学堂尚武也崇文——每日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体育锻炼与武术修习课程，让孩子们拥有强健的体魄，家长们津津乐道：下雪天孩子们赤膊短裤冬训后，没有一个着凉感冒的；一个15岁的女孩可以在3分钟内“放倒”15名向她“挑战”的女家长；孩子们每日以博客形式记录总结自己的课程所得，第二天由老师分析，这种教学方法让他们的思辨写作能力大大强于同龄孩子……
学堂崇古也尚洋——《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传统经典著作是重要的选修科目；一周数次的英语表演课，以美剧为学习英语口语的“教材”，使孩子一开口就能说出流利标准的美式英语……
学堂的课程灵活实用——思维课、健康课、两性关系课等都是孩子们很感兴趣的课程。前不久云南地震，学堂马上对地震成因、求生、社会救援及灾后重建等进行专门的课题研究，“这是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培养中小学生”，一位家长认为，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模式，不是体制内教育可以提供的。
学堂推崇伙伴价值——每周的爬山野营既锻炼了孩子们的生存能力，也提升了团体协作精神；学年末，以伙伴互相打分的方式，实现末位淘汰。据说，“老好人”并不能得高分，能力强、有承担、肯为别人付出的，往往得高分，“什么是德育？这就是德育。”一位家长说。
孩子的变化是让家长心甘情愿把孩子送到深山的理由。13岁的小陈，今年刚小学毕业，家境富裕。这个被喻为“刁蛮公主”的女孩在学堂仅学习了一个多月，在家的表现就明显有了变化：不再以哭泣为要挟，动手能力大增，英语口语进步神速。父亲陈剑飞难忘几个细节：女儿原来最爱麦当劳，回来后自觉拒绝快餐食品；女儿与小学同学聚会，孩子们像往常一样道家常里短，女儿马上制止：咱们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花了十年教孩子多为别人着想，拒绝垃圾食品，都未能做到，可学堂用一个月就做到了。”
学堂“馆长”张清一则强调，他只是中国新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学堂不是盈利机构，而是“家庭自助教育联合会馆”，他这个“馆长”，主要负责教师培训。如果申请入学的家长笔试不合格，出多少钱孩子也不能入读。因为坚持这个门槛，“我们每年拒绝掉一千多万元”。 编辑：邬嘉宏
对话云南“民间学堂”创办人张清一
要培养“藐视”名校的学生 与体制内教育没矛盾
为何一间远在中国云南山区的民间学堂，会成为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家长共同的选择？为何家长们会吐苦水，称申请入学这家学堂，不仅要考学生，还要考家长，难度简直堪比考大学？羊城晚报记者远赴云南，专访了学堂创办人、民间教育家张清一。
羊城晚报：一个家长自助教育联合会馆，凭什么敢号称能提供目前中国最好的教育？有什么达到了“世界水平”的教育案例吗？
张清一：首先，如果说学堂的英语教育水平比美国学校的水平还高，你会相信吗？事实上真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学了一两年的英语，就可以跟外国人熟练交流了，这是体制内学校学生用十年也没法做到的。这个教育成果，是可以检验并可重复、推广的。学堂采用“自然学习法”，一天只需要学习三小时，其余时间是运动和游戏。五岁的孩子学习四到五年后，就能达到甚至部分超过在美国的母语环境中泡了8-9年的孩子的英语语言能力，这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具有“世界水平”教育的案例？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新教育的探索者，您觉得私人学堂与体制内教育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吗？你们的学生，将来有可能与目前的教育接轨吗？
张清一：我们的教育，本质上与体制内的教育并无矛盾，是可以接轨的，只是学习的安排和方法不一样。事实上，在我们这学习几年的学生，学起体制内的课程来是很轻松的，用一年学完九年的课程是有实际案例的。
不过，学堂里的一些优秀学生，虽然从能力上说，要去考国内一流大学并不难，但他们选择了放弃。在中国，很多英语成绩好一点的学生，学习目的都是要出国留学。可是，我们学堂英语学习最好的学生，却是要留在中国，学习传统文化。
培养学生“藐视”名校
羊城晚报：这也许只是牛犊不畏虎而已，面对数百年文化积淀的西方知名精英大学，你们凭什么就可以“击败”他们？
张清一：我们并没有去“击败”他们，我们只是走一条不同的教育路线。我相信，马云如果想通过重复沃尔玛的路线和方法，做大做强，去“击败”沃尔玛的话，很难成功。但今天，以马云为代表的新经济，并不需要去模仿，只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就可以轻易地超越。
北京上海的学校，不见得就比我们在大山里面更“接近文化教育中心”。我们不仅可以同步知道北京上海的课程和教育，也可以使用美国欧洲的教材，甚至哈佛大学的课件和教程来教学，我们还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课件，来帮助学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传统的知识教育，必然被网络教育所取代。未来的学校，应该是不以知识传授为目的，而是以能力教育为目的的学校。
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外，很多传统的学校都没有做好准备。因此，我认为，世界教育格局正在变化。中国非常有机会在这一次大变革中，站到世界先进教育的前列。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今天还在模仿西方教育体系，还想要“赶超哈佛耶鲁”的话，我们不仅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成功的三流模仿者，而且只会被西方抛弃得越来越远。
回到我们学堂，一些很优秀的学生学习的目的，不是要去读美国的名校，而是做新教育的教师，帮助更多的孩子成长。我们培养了一群“藐视”世界知名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他们的存在有助于加快实现“中国梦”。
不靠别人活我不孤独
羊城晚报：藐视世界名校是需要有实力的。你们才开办12年，学生居然这样想，会不会是老师灌输的结果？
张清一：当然不是。我们学堂的学生小修，原来在美国一所私立高中读书，回国参加了我们的夏令营后，决定留下，因为他认为学堂提供的教育更有价值。
实际上，对于16岁以上的孩子，学堂会同步开设与美国知名大学课程内容相同的课程，如文史哲、心理学、经济学等。同时，他们还以游学等方式，了解国内外很多名校。因此，决定不去美国读书，是认真思考和比较的结果，并不是被学堂老师灌输的结论。相反，我认为目前国内孩子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基本上就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考试？这在学堂是不可能的，我们是让孩子们自己去思考和得出结论。
羊城晚报：学堂被不同地方的教育部门“劝离”，目前以家长自助教育的形式存在，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去？
张清一：首先，我并不需要他人的支撑才能活下去，关键是我做的事情能不能说服自己。如果中国人需要这样的教育，如果我自己的孩子，他需要我来开办这样的学校，我怎么可能放弃呢？
第二个原因，别人也不是不支持，只是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理解罢了。我做新教育十几年来，就一直是在周围人的怀疑和否定中度过的，甚至我的家人，刚开始都不支持，认为我的孩子“不去上学”是疯了。十几年后的今天，至少有一些家长是理解和支持我的，也有很多家长在学习我们的教育模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并不孤独。
体制外教育·观察2
深圳读经村尴尬圣贤梦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罗坪
读经6年后，15岁的山东籍学生黎晋陵(化名)最终还是回归了学校。
坐在教室，他开始以同龄学生学习量的12倍速，从小学教材至初中教材一路恶补。同坐在教室的另外10名同窗，则在恶补如何查字典，以及补背数学乘法口诀。他们均来自深圳梧桐山“读经村”，如今坐到了同一间教室补习，为回归体制常规班做准备。课余，黎晋陵有时仍会想起在深圳梧桐山的私塾生活，那里还有在坚持读经的同学。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在山麓梧桐村，各类私塾自2004年起在这里聚集，因教学内容主要为诵读四书五经，故名“读经村”。经十年发展，私塾规模达到近30家，密集程度居全国之最。这些学堂没有官方的明文认可，也没有被勒令取缔。非议声中，有人转身离去，也有人仍在坚持。
私塾堂主：最初开一家火一家
傍晚7时，深圳梧桐山下，张中和创办的得谦学堂临近放学，童声喧哗。
一位男孩走到张中和跟前，“告状”某同学说了“地狱”二字。张中和将孩子拉到跟前，轻轻地吻了他额头，凑近其耳，亲昵地劝诫：“这是他的不对。老师讲过，不要说这样不好的词语，圣人是不喜欢的。”男孩点点头，转身练习毛笔书法去了。
对孩子们而言，找堂主张中和评判是非，成了一种习惯。读经、赏画、练琴、习字——放学再由陪读的父母接回，这是得谦学堂学生普通的一天，类似张中和这样的学堂或私塾，在梧桐山有数十家。身为画师的张中和，在梧桐山是最早的私塾创办者之一。
张中和还记得，2004年时，梧桐山下的村子(坑背村、大芬村)还是一片山野田园风光，不像如今文化馆、艺术苑、国学班众多，外来人口聚集。就在当年，他和中学老师出身的蔡孟曹，分别办起的“蒙正学堂”和“梧桐书院”，成为读经村的开端。
蒙正学堂，取自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张中和最早开创私塾后，改名得谦学堂，此后热爱国学的人开始汇聚于梧桐山下，花费几千元租下一栋农民房，挂上学堂的匾额，开起自己的私塾。经十年发展，至2014年梧桐山下汇集了近30家私塾。
最初是深圳私人体育教练的凌龙，因缘际会结识张中和，后被其聘到得谦学堂当读经老师。如今凌龙自己也开设了自己的私塾——凌龙学馆，取意“庄子凌云，飞龙在天”。在他的记忆中，2006年至2007年私塾在梧桐山几乎是以每月一家的速度增长着。
“开始房租并不贵，最早几千元资金就可以开一间私塾，开一家火一家。”凌龙说，许多憧憬国学的家长在这里找到了教育孩子的理想场所。推动儿童读经的代表人物——台湾学者王财贵，打动了很多家长和老师，梧桐山村私塾的堂主有四五人都是其弟子。凌龙跟着张中和办学后，最后决定自己也开一家。
“我们要培养的，是经天纬地之才，像圣贤一样有独立人格，有担当精神。”办学十年，张中和并不讳言，他的初衷从未改变。让他颇感不安的是，“一些舆论预设立场，放大了个别问题，引导公众误读读经行为”。张中和自称他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转学学生：识字滞后但才艺不凡
作为刚刚离开梧桐山的“局内人”，黎晋陵坦承六年的读经经历，并没有让自己获益多少。他的长处是能熟记四书五经的若干篇章，但一旦长久不温习，背诵的篇章也就慢慢忘记。
黎晋陵称，走上折腾的读经路，只因他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孟母三迁的故事让他懂得，母亲的意愿和出发点都是好的。最终选择从读经村转走，同样是其母亲的决定。
如今坐在教室，黎晋陵和班上的10名同窗一起为回归体制全力补课。相对于同龄学生，12倍速、6倍速、2倍速，从9岁到16岁的孩子，班主任为他们制定了不一样的“恶补”计划。对于年龄最小、读经4年的一名学生，教师发现他在识字、拼音、数学运算方面，严重滞后于同龄人。稍可安慰的是，这些读经孩子才艺不凡，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近年趋势：“问题学生”前去陶冶性情
面对四书五经，先背诵下来重要，还是在先识字、理解重要，其争议尤为激烈。一些带着孩子离开私塾的家长，正是因为对孩子识字能力的失望，转身离去。
在梧桐山绝大多数私塾创办者看来，相对于识字，能背诵下来最为重要。堂主们秉承的一致观念是：一个孩子，在13岁以前是记忆黄金时期，他们要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把经典诵读、背诵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待理解力增加，自然会“世事通达”，明白修身齐家之道。
“外界不能因为一些读经孩子最后不认识字，就否定读经，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读经，是一叶障目。”早前是公办学校教师，后来自己创办了梧桐书院的蔡孟曹有着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能否识字或识字多少，并不是衡量读经效果的唯一标准，“有这样的读经学生(不识字)，但只是少部分，尤其出现在一些被送来‘纠偏’的孩子身上”。
“纠偏”的孩子，即在体制内学校被认为是“问题学生”，父母欲转到读经学校陶冶性情，逆转厌学的倾向。蔡孟曹表示，这类“问题学生”的比例近年来的确在逐渐加大。家长们送来的初衷，是希望用中国古籍经典来“治病”。
一些家长认为，在梧桐山这个偏僻的村落中，孩子们的生活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活动也被限制在私塾中，村里没有灯红酒绿的消遣场所，甚至找家小店都要走很久。这让家长们感觉很放心。
“但这是急病乱投医，并没找到病灶。”蔡孟曹与张中和皆称，如今他们接收学生，设置了严格的门槛：必须信任其教学理念、对国学或儒家经典抱有热情、非单亲家庭。 编辑：邬嘉宏
区教育局：系非法办学望申请资质
除了满腔热情，私塾堂主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租房办学，是否合法？回忆起这十年，既没有得到官方的明文认可，也没有被勒令取缔，张中和承认私塾的身份一直尴尬，不过他又显得非常自信：“我们只安心想教书，难道有错？法律规定了国家和家长有义务为适龄孩子提供教育，但没规定提供何种教育和在哪个地方接受教育。”
深圳罗湖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十年来，教育局从未收到过私塾堂主们的办学申请，按照现行教育法规，只能定性为“非法办学”。“我们并没有去强制取缔它，主要得有举报，但得由当地街道办执法大队去执行(取缔)。另一方面其实我们鼓励他们以类似培训机构的名义来申请办学资质和备案。”该教育局方面称。
记者体验
13岁背20万字中文经典 巨额学费远超公办学校
10月中旬，羊城晚报记者在深圳梧桐山体验了两所学校的教学方式。鹿鸣学堂和蒙正学堂(现名得谦学堂)，分别是读经村规模最大和最早的两家私塾。如今都已经发展成为寄宿制的读经学堂，堂主负责传授心法，外聘老师负责具体教学。
读经村房屋密集，类似于城中村，但甚为干净整洁。游走在小巷中，这个只有2.1平方公里的山麓自然村，流水潺潺，植被葱郁，大大小小30多家读经学堂、私塾散落在村里的一幢幢民房之中。每天清早，孩童们稚嫩的读书声，会顺户飘出来响彻小巷。
村内的私塾大多采取学费议价制度，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家长商议学费，每年学费在4.5万元至10万元之间，远远超过公办学校的学费。
鹿鸣学堂目前有80多个学生，鼎盛时期有超过120个孩子，20多个老师。“对老师的学历没有门槛，我们主要看他是否有国学情怀，以及奉献精神。”鹿鸣学堂一名老师称。读经老师这个群体，教练、文员、画师都有，他们大都学历不一、专业各异，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能在私塾授课的唯一要求就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鹿鸣学堂在校负责人赵凯是来自四川的一名公务员，接触到国学后他从四川泸州辞职，赴深圳加入到私塾。赵凯介绍，所有老师在加盟私塾后，要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读经教育培训阶段，由堂主孟丹梅传授心法，然后这些老师再去带班教学。老师的教学方式主要以领读四书五经为主。
入读鹿鸣学堂的学生，私塾会对他们进行分班，年龄跨度为2至3岁。教学内容上主要诵读四书五经，此外还要诵读莎士比亚的英文原著，或者重复学习英文电影，这些都由专门聘请的英文老师负责。按照考核标准，背完10万字的英文经典和20万字的中文经典，读经的学生即可送到更高层次的书院上学。何时完成这两个考核指标？私塾的定位为13岁左右。
对于离开了私塾的黎晋陵和他读经的同伴而言，他们没有完成这个考核任务，因没有天天温习，如今也记不起多少古文经典了。黎晋陵反观过去，觉得转身离去并不后悔。
对话
全球读经推广人王财贵：“家长对教育有各自的追求”
羊城晚报：作为全球读经运动的推广人，深圳读经村乃至全国很多私塾创办人都是你的追随者，“读经教育”的核心内容和理念是什么？
王财贵：说到理念，我们就是想给孩子提供一种合乎人性的教育，什么是合乎人性的？我认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是任何人可以规定的，是因为它蕴藏了天地之心、修齐之道、治平之方、文学之美，所以虽然历经了数千年，仍有它的传承价值。我认为儿童读经是合乎人性、合乎教育理念的。儿童满13岁以前是记忆最好的时候，能充分利用这个记忆的黄金时期把经典背诵在心，将来定会开发他们的人性和智慧，成为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灵魂的有德有才的人。
我要特别指出一点：读经固然不是“一切”，但读经在我看来可以作为一种基础的教育，一个孩子读几年经，可以为一切学习打下基础。
羊城晚报：像深圳这样的读经私塾或书院，据统计大陆有近3000家。有舆论认为提倡读经是复古，根本没有必要，你怎么看？民间读经教育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王财贵：读经私塾是不是有那么多家，我存疑。目前我所倡导的读经私塾，其教学内容与方法，虽然不全然是复古，但确实有点像是古代的私塾。有些人总是喜欢贴标签，觉得一说到复古就是落伍、有害。西方近代化的转折点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就是复古，是复古希腊古罗马的“古”。西方人复古你就称赞，中国人复古你就讥笑？
凡是古代的就反对，这样一竿子打翻，是不公平的。让读经教育“重归体制”，让所有的孩子多多少少都能读到一些经典，是我的最高理想。在现代化的社会里，私塾，不管如何提倡，总是少数人的事，家长们是想好了，比较过了，才让孩子参加的，舆论不必太紧张。
羊城晚报：深圳读经村已发展十年，你如何评价读经教育，这会是一场读经运动吗？
王财贵：“读经运动”——运动两个字不能随便喊。当然，我也不是想做一个什么运动。我只是认为读经在教育的理论上是教育的本然，在民族的传统上是民族的责任。它是个理性的回归，不是个驱赶民众的运动。不过，读经教育，不是国家体制，不是世界潮流，所以选择读经，完全是很个别的，别看深圳读经村似乎很兴盛，其实，以人口的比例，全国读经的孩子不到万分之一。
现在倒有所谓“国学热”，似乎很火，其实都是新闻效应而已。实际上你去学校里看，有多少人在教国学？纵使有许多学校推展《弟子规》，它跟读经类似，对学生对社会已经有相当好的影响，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经。
羊城晚报：采访中看到目前确实有部分学生，选择离开私塾回归体制教育。回到体制他们面临着识字、其他常识教育等问题，也正在补课。有舆论认为这是读经造成的恶果，你怎么看？
王财贵：这种看法我觉得很不公平，也很短视。应该普遍调查一下，大部分的家长还认为私塾的孩子识字量超过一般水平呢。
至于“常识”问题，更不能只用体制的标准，将读经的孩子和体制内的孩子放到一起比较。我们应该看得长远一点，在1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人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谁走得更远？我们要看孩子的综合学习能力和最终的结果。那些转身回归体制的读经儿童，刚开始换环境，肯定有一个过渡期和转换适应期，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羊城晚报：目前的读经私塾和学堂，例如深圳读经村，既没有教育部门的合法认可，也没有被强制取缔关闭，身份一直很尴尬。你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出路吗？
王财贵：得承认，这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期待立法认可。法规总有法规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但我们希望法规尽量要与时俱进，国家能不能出台涉及民间教育尤其是私塾的法规，让私塾教育有存在的空间？
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义务教育，只是认为家长对于教育有各自的追求。
梧桐书院(蔡孟曹创办)无邪班(7岁前)作息及课程表
上午
6：30 起床、穿衣、叠被、洗漱
7:00—7:20 晨练《平甩功》
8:00—10：10 中文读经
(中途休息十分钟)
10:20—11:30 英文读经
11:30—11:50 蹲起200
下午
14:10—16:20 中文读经
(中途休息十分钟)
16:20—17:40 户外体育活动
(雨天观赏经典视频、名画、建筑、风景等)
17:40—18:20 洗澡、整理内务
晚上
19:00—20:00 中文读经
20:00—20:50 复习经典或看画册，读字帖
20:50—21:10 洗漱
21:10 就寝
本报发起的调查显示：超七成大学生不满高等教育
10月20日至24日，羊城晚报联合腾讯QQ平台发起了对于体制内高等教育满意度情况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专门定向向全国大学生Q友投放，回收3396份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47.4%的受访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满意或基本满意，认为能够提高自我价值。剩余52%左右的大学生觉得读大学是为了混文凭，浪费青春，根本学不到东西。对自己专业课程设置及师资力量不满意的受访人数超过五成。
1.8%的学生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成果十分肯定；23.5%的学生认为是公平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对高等教育持负面看法的大学生占受访人群的74.7%，其中46.3%的学生认为高等教育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育人。
38.8%的学生认为大部分老师对于教学工作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叫兽’只是极少数”；39%的学生认为“大部分老师只是随波逐流，职称、评估、赚钱等事比教学更重要，谈不上师德”。
(原标题：深圳读经村的尴尬圣贤梦：私塾巨额学费远超公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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