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记忆】会计第一人——访袁锦芳老师

时间：2016年12月30日15:00—18:00

地点：新都区川音嘉苑

人物：袁锦芳

访谈人：张宝玲

影音处理：张魁武

文字整理：张宝玲 吴婷（研究生助理）喻金伦（研究生助理）

文稿审核：姚明淑

张：袁老师，您好!我们是学校档案馆的，目前正在开展“石大记忆”项目的采访工作，推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想抢救学校的文化记忆，留下石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记忆，作为我们石大历史的一部分，将在档案馆永久保存。今天想请您讲一讲到石大来的经历，您所从事的工作和培养新人情况。

枕着“保险箱”睡觉

张：袁老师，解放前您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请您谈谈毕业后工作、生活以及来校初期的情况。

袁：1942-1944年，我在桂林的广西大学经济系读书，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桂林，大家都逃难了，我们沿着湘桂铁路转移，辗转到了重庆北碚，在复旦大学经济系继续学习，1945年12月毕业。当时国内很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在家带孩子，是个家庭妇女。内战结束后，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1月，我才拥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到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我很珍惜工作岗位，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觉得工作机会来得不容易，后来，无论到哪个单位，在哪个岗位，一直都是这种工作态度。

袁：1958年我调来，学校教职员工来自四面八方，教职工中有高中毕业的，还有各地抽调来的优秀专业老师，大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南充龙女寺出油了，石油部说建大学，招了600多人。教学楼、宿舍都没有，借飞机坝的军营办学。当时我在四川财经学院（现在西南财经大学）。学校的老师、职工到西昌河西乡锻炼。1958年大跃进，各行各业都需要人，组织上把我抽调上来，说我劳动表现好。四川石油学院也向四川人事厅、四川教育厅要人，特别需要财会方面的人，贵州要办一所财经学校，也向四川要人。组织征求我的意见，到贵阳还是南充？我说服从分配，于是九月中旬，到了南充飞机坝军营。那时学校总务处财务科，连一个会计都没有，只有一个黄科长，之后，又来了一个出纳，我们3个人。

袁：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校址，借用军队的房子，泥巴地乱糟糟的。知道学校是刚成立的，也没什么思想负担，想着以前自己一直从事的是教学工作，现在理论联系实践，也挺好的。

张：您是学校财务工作创建人之一，理顺了学校的财务管理制度。您讲一讲克服困难开展工作的情况。

袁：来自四面八方的教职工，来了要报差旅费，我就与出纳负责报账，把这项工作先抓起来。

袁：当时条件的确艰苦，没有电灯，点的都是煤油灯，工作到很晚才休息。我们还要负责保管小保险箱，担心保险箱的安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抱着保险箱，或者把它藏在枕头下面，早晨醒来看到保险箱完完好好，心里才踏实。

袁：发工资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五星花园附近的银行取钱，南充那时候没有公交车，都要走路，天晴还好，下雨天泥巴很深，泥巴地脚踩下去拔都拔不出来。拿到钱后，还担心钱的安全，都是把钱搂在怀里拿回学校，给大家发工资。

袁：学校的财务科直属总务处，总务处要求财务科帮助各个科室建账。建账要有一套理论标准，用什么标准呢？当时主要有“收购法、借贷法、收支法”，我说收支法使用比较普遍，大家研究讨论后，都认可收支法。

袁：财务科三个人分工，我负责最繁杂的伙管科建账，伙管科管理全院教职工的口粮（粮票、油票、肉票），还要管理学生一灶、二灶的账目，后来又增加了家庭贫困学生的助学金账目，刚开始学校没有助学金项目，后来学校针对贫困学生才设立助学金，分为3块、6块、9块三个等级，给学生补助去买饭票、菜票。建账开始，所有的财务问题都是找我解决，实在应对不过来，我就手把手培养出了一个黄老师当出纳，专门管理学生灶。后来，还陆陆续续培养了一些财会人员。总之，就是哪个地方需要我，我就到哪儿去。

张：艰苦条件下，您与大家付出了很多，学校渐成规模，请您谈谈建校过程中印象较为深刻的事情。

袁：建校劳动的时候，是师生员工一起参加的，在马载院长的带领下，大家都很积极。女同志也一起从那么高的山上挖石头背下来，挖平了一座山，还挖出了一个水库……那个时候的建校劳动很辛苦。遇到农忙的时候，还要步行到很远，去帮老乡割麦子，当时与群众关系特别好，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干起活来也很积极。

袁：初来学校时候，同事们对我帮助很大。1958年，学校搬到金鱼岭，有一天下午，我被一只毒蚊子咬了，脚腕起了脓包，很严重，校医院看不了，就去了军区医院划了一刀，把脓放出来了，之后就不能走路了，还要上班，学校张国昌老师连着几天背我去上班，后来他找木工房给我做了一副拐棍，我才自己拄着拐杖去上班，我拄了石油学院第一幅拐杖。

张：这样的故事很让人感动。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这对学校总体的发展也大有裨益。

袁：最愉快的日子就是礼拜六，当时学校的文化生活气氛很浓，学校成立了管弦乐队，我们周六就在学生食堂跳交谊舞、演话剧、唱京剧，我还演过《打渔杀家》。

机智冒险领粮票

张：全院师生精诚团结，学校得到发展，“文革”岁月中您与同事们如何顶住压力开展工作？

袁：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全院的报账都是我在做。还记得，夏天天气特别热，晚上加班，小女儿（孙妮雅）很懂事，就在我身旁给我扇扇子，拿浸湿的毛巾帮我擦汗。

袁：那时候要求干部参加劳动，除了搞工作，还要去劳动，每天天不亮，就要拉着架子车去很远的地方拉豆腐、豆干、猪肉……，我是个高度近视，摸黑走路很危险。

袁：回来全是上坡路，特别艰难，每次回来都是学生帮忙把架子车推到食堂去的，很感动。

袁：我在文革中也有一点波折。总务处要从干部、职员和工人中，评选三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被选上了，刚开始我不去，说工作忙脱不开身，后来还是被劝说去了。大会上还表扬了“袁锦芳一个女同志、大学毕业生，拉板板车参加劳动”。但几天之后就成了反面教材，成了罪状，强制去劳动，劳动了三天，又让我回去工作，说工作没有我不行，开展不下去。回去我夜夜加班赶账，毫无怨言。

张：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十分混乱，您仍然坚持工作，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袁：文革期间，院里派系林立。其中一派占据了地质楼，把学校的粮食搬过去了，全院职工的口粮告急，需要到城里取粮票，买粮食。当时我就和我女儿还有赵泽培假装成一家人，从地质楼后坡坡到江边，然后去坐小渡轮。当时大家都在搞武斗，不敢走大路，只好走水路，到渡口上了岸，拿了粮票，买了两斤绿豆，用布把粮票裹起来藏在盛绿豆的饼干桶里，再坐船回来。当时局势很紧张很混乱很危险。回来经过地质楼，楼上巡逻的人就在上面喊“站住！不站住我们就开枪了！”我们当时很害怕，但也顾不上理他们，就赶紧走了。现在回想都后怕，当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如果全校粮票丢了，也不好交待，教职工都要饿肚子。

袁：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大串联，61级至63级学生到处跑，在各地欠了粮票或者钱，最后返回学校账上，学生所欠钱粮账目须归在学生个人名下，结算清楚，才能毕业分配工作。学生人数很多，情况很复杂，工作还要细致，我一个人实在完不成，就叫来三四个学生到我家里跟我一起加班做。每天都忙到很晚，当时粮食很紧缺，我们家就5个孩子，又不能让前来帮忙的学生饿肚子，晚上还给他们煮面吃。那时候，一个人做七八个人的工作。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以至于到后来都没有午休的习惯，那时候真是辛苦。

张：你们那一代人对待工作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态度，值得我们现在的师生员工好好学习。那个时候真的是不为名不为利，无怨无悔，全心奉献。

捐献遗体，为国家再做点贡献

袁：今天你们到来，我很高兴，我也愿意跟你们讲讲我身后的安排。

我1984年退休，30多年了，今年94岁，对国家没什么贡献，10多年前我就想，我这一生，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自食其力的人，死后要稍微对国家有点贡献，我捐献遗体，做医学研究用。2013年5月1日，我们开了家庭座谈会，孩子们问我和老伴“你们90多岁了有什么事要说”，我老伴说：“移风易俗、净化环境、百年之后、举行水葬”，子女们都说我们要像爸学习。我说“发展祖国医药，造福子孙后代，便于病理研讨，自愿捐献遗体”。我说了以后，儿女们也说向妈学习，同意爸妈的意见。2013年5月3日，新都红十字会在儿女们的见证下，录像、填表，手续都办了，五个儿女都通过了。这身后的心愿完成了。

人物简介 ：

袁锦芳：生于1922年11月，会计师。1942年7月至1944年6月在广西大学经济系读书，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58年10月调至西南石油学院，在我校长期从事会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