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方认为刘汉指使杀人证据链已经形成

　　□本版稿件采写：湖北日报报道组

　　17日下午至昨日，刘汉等10人案庭审开展法庭辩论。

　　控辩双方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否成立、刘汉是否为涉黑组织的组织、领导者等展开辩论。对公诉意见中刘汉等人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被告人刘汉及其辩护人在首轮辩护中极力否认。刘汉称，起诉书中所涉及的具体案件都是个案，不能借此给他“戴上黑社会的帽子”。

　　公诉人认为，已通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及非法控制特征充分认定，刘汉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刘汉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绝对的领导和权威。

　　 认定黑社会组织证据充足

　　被告人刘汉在自我辩护中说，“敢打敢冲”等有助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约，都是不存在的。“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我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没有一分钱不干净，更没有那些起诉书中说到的罪恶。”

　　刘汉辩称，熊伟被害案等故意杀人案件，不排除同案被告人唐先兵他们为了公司的利益去做事，但这些都是个案，不能借此给他戴上“黑社会”的帽子。对“以商养黑”，他同样予以否认，并表示从来没有为其他人作案提供过任何资助。

　　其辩护人对刘汉的观点进行解释、补充和辩护。辩护人称，是否认定一个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其组织特征方面应以是否具有稳定性、严密性为判断标准。在此案中，很多骨干成员相互都不认识、组织领导者也不认识骨干成员，因而该组织不具有稳定性。

　　辩护人称，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的认定还要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特别是满足主观要件，才能为其定罪。“对于组织成员来说，是不是明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加入，这是很重要的。缺乏这个条件，就达不到构成犯罪的标准。”

　　公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无名称、可以不宣称存在、可以没有明显性质转变的时间节点、可以不履行手续、可以是主流社会不认可的组织形式。此外，各组织成员不可能均处于同一层级，因而各成员之间也可能不会认识。“在本案中，袁绍林、张东华、田先伟、孙长兵不认识或与刘维、刘汉等人不熟悉，也符合客观实际，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该组织管理严格、层级清楚、结构稳定，是一级管一级，上一层级安排的事由下一层级具体负责并实施。”

　　公诉人指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刘汉是汉龙的总“哥佬倌”

　　刘汉在自行辩护时称，“刘维的事与我毫无关系，他做过的事我不知道。”“我一生中没摸过一把枪。”“没有伙同他人犯过任何罪。”

　　辩护人认为，评价刘汉是否是涉黑组织领导者、组织者，必须首先区分刘汉和刘维的关系，刘汉和孙某某的关系。刘汉和刘维是亲兄弟，刘汉和孙某某在汉龙集团“搭班子”，三者之间联系紧密。刘汉作为一个企业家，在当地有影响力。如果涉黑组织存在的话，那么，该组织是以孙某某为首隐藏在汉龙集团的涉黑组织、和以刘维为首活动在广汉市的涉黑组织，利用刘汉的名声和影响力，在四川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刘汉本人对此并不知情。因此，刘汉是被“被组织”，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公诉人指出，涉黑组织的成员曾建军、桓立柱、王雷、仇德峰等多人均证实，“孙某某、刘维平时都听刘汉的，刘汉就是他们的‘哥佬倌’(四川话口语“大哥”的意思)。”“刘汉说话算数，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人的老大。”“孙某某是汉龙公司在绵阳的总‘哥佬倌’，但他也只是刘汉的一个小弟，刘汉是汉龙的总‘哥佬倌’。”可见刘汉是该组织的绝对领导和权威。

　　同时，从该组织实施的具体个案看，刘汉只需一句指示，一个电话，孙某某、刘维等人就将其作为必须完成的命令，而不管执行这种命令可能会对社会甚至自身造成恶果。且该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犯事”后，刘汉都会动用自己关系、经济实力予以补偿或奖励，如提供窝藏地点，给与现金和豪车奖励，犯罪后照常发放工资，疏通“关系”让人无罪释放等。

　　在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刘汉、孙某某、刘维分工明确。刘汉负责搞好政府层面的关系，运用人脉为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孙某某负责执行刘汉的指示及汉龙集团日常经营管理；刘维负责带领一批打手为组织排挤对手，以黑护商。刘维之所以成为广汉人心中最大的“哥佬倌”，正是因为有刘汉强大的人脉支持和资金帮助。同时，刘维所拥有的枪支、人员、资金，刘汉根据需要可随时调用。

　　所以，刘汉对整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协调、运转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对组织成员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在组织的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中，指挥实施或事后提供支持，足以认定其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对全部组织犯罪承担责任。

　　 指使杀人证据链已经形成

　　在自行辩护中，在介绍孙某某和自己的关系时，刘汉表示，自1994年起，孙某某就跟随他炒期货，而后，成立汉龙公司。期间，因为孙某某有暴力倾向，喜欢犯事，他曾多次要求孙某某离开公司。1999年，“史扁”事件中，孙某某忠心耿耿的表现，让他重新信任孙某某。2003年，公司经营出现困难，不少人选择离开，他便安排孙某某担任汉龙集团法人代表、公司董事长，和他一起管理集团，但两人经营理念存在分歧。其辩护人也强调，刘汉把公司经营管理权交给孙某某，孙某某是自主行使管理权。在管理过程中，孙某某利用汉龙集团职务之便给违法犯罪的人经济帮助，刘汉都不知情。

　　对于孙某某出庭指认自己指使其杀害王永成的事实，刘汉辩称，“孙某某动不动就想杀人。我并不认识王永成，是孙某某撒谎。”其辩护人表示，在杀害王永成案件中，孙某某的证言系孤证，且孙某某和刘汉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孙某某的证言不能被法院采信。

　　公诉人认为，孙某某的证言并非孤证，他的证言和案件实施者缪军、孙华君的证言相互印证，共同指认杀害王永成系刘汉指使。同时，按常规推理，刘汉作为孙某某的领导，对汉龙集团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另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刘汉的前妻杨某出庭作证时交代，“小岛村民闹事的事情，孙某某向刘汉做了汇报”。可见，对组织相关事件，孙某某都会一一向刘汉汇报，那么，对杀害王永成这样的大事，孙某某更会向刘汉汇报。这与孙某某庭审现场证言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