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量刑有助于实现  “看得见的公正”

　　在刑事程序上，应通过透明和独立的量刑程序让公众清晰地看见量刑正义的实现。在刑事实体法上，应通过科学的评价和深入的博弈，让相关个案的刑罚设置更趋于公平合理。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扩大量刑规范化罪名和刑种试点的通知》。在规范15种常见犯罪量刑的基础上，《通知》将危险驾驶罪等8种罪名也纳入了规范范围，从有期徒刑、拘役扩大到罚金、缓刑，并指定天津、辽宁、福建等地8个高级法院作为试点法院，在辖区内指定有关中级、基层法院开展试点，在此基础上提出量刑指导意见。

　　定罪和量刑，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归宿。但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程序观念在司法界占了主流。过去我们所见过的真实庭审，控辩双方也多聚焦于被告人有罪还是无罪、此罪还是彼罪。至于量刑，基本上就是简单的一句，“特提请法院依法从重/从轻判处”。

　　而我们知道，中国是制定法国家。刑法中个罪的法条要关照到方方面面，必然走向抽象性和原则性较强。体现在刑事责任上，突出表现就是量刑幅度较大，法官也因此拥有了较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正因为此，在决定被告人具体刑种和刑期时，才更需要强化对法官的监督和制约。在量刑问题上，一旦缺乏程序的约束，腐败就不可避免。近年来很多涉及个案的舆情危机事件，其背后都有量刑失衡的影子。

　　量刑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课题，它曾困扰过很多国家的立法与司法。上世纪70年代，量刑改革在英美法系国家大规模启动。英国后来发展为论理式量刑指南，美国则逐渐走向了数量化量刑指南。大陆法系国家，则多推动了程序改革，即在定罪答辩之后，再由同一审判主体主持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再一并作出判决。同时，裁判文书中，对于量刑部分推行法官说理，并以此来作为防止量刑权滥用的重要机制。

　　中国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上，与大陆法系国家有更多的亲缘性。2010年10月起，量刑规范化改革开始在全国法院试行。到这次扩大量刑规范范围以后，适用量刑规范化的罪名达到23种，案件数量占全国基层法院刑事案件的90%左右。

　　当然，量刑规范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量刑问题。比如，同样的官员受贿案，数额都在千万元级，情节、后果也都雷同，但裁判结果可能一个是死缓，一个只有有期徒刑10年。这样的个案比较，明显可见不公。法官有必要就判罚的“轻”或“重”进行详细的说理，打消公众的疑惑。

　　另一种情况下，舆论误读量刑也可能产生“媒体审判”等难题。比如今年轰动一时的“大学生掏鸟案”，就因超过10年的徒刑而引发舆论强烈质疑。这里的量刑规范化，不仅指向在刑事程序上，应通过透明和独立的量刑程序让公众清晰地看见量刑正义的实现，同时，量刑规范化也指向在刑事实体法上，应通过科学的评价和深入的博弈，让相关个案的刑罚设置更趋于公平合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