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频发恐袭 该不该和宗教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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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西方世界遇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问题：移民与治安、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袭击、满眼的清真寺与身边“格格不入”的陌生人……苦恼与不解中，人们亟需一个高度概括且无需思考的答案聊以自慰。

　　就在笔者发稿的前一天，欧洲小国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了连环爆炸事件。现已确定该事件是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策划实施。但是当人们在谴责凶手的同时，容易将事件扩大化以及关联化。

　　于是，宗教渐渐成为众矢之的，阿拉伯头巾变成了穆斯林符号，土耳其裔德国人变成了德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成见、恐惧与仇视在西方蔓延开来。西方是民主的，民众的呼声会在冲突中上升为政党意志甚至国家行为。此情此景，西方政治真可谓滑稽可笑，荒诞不经。

　　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初选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一路过关斩将。去年年底，当他表示“美国应阻止所有穆斯林入境”后，其支持率不降反升。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这样的想法与美国的根基相违背。

　　欧洲的问题注定更为严重。2015年英国大选，由于选举制度问题，极右翼、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UKIP）虽仅获得一个议席却得到了12.7%的选票，得票数仅次于保守党与工党。这意味着英国社会中的疑欧主义和反对移民政策的民意力量在增加。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甚至也公开表示，“穆斯林难民涌入会威胁欧洲的基督教属性”。而在法德等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与极右翼思想相结合并转化为政治力量的事例更是层出不穷。

　　与美国不同，欧洲诸国从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的理念多半只是一个光鲜的幌子。英国的女王，法国的“世俗化”，无论保守还是开放，他们总有一条不可由民众僭越或塑造的“权威”。

　　欧洲欢迎移民带来他们所或缺的东西，无论是美食，技术，还是劳力。而对于固有文化结构的松动，欧洲嗅觉异常灵敏。他们一直以来的苦恼可以概括为“我引入的是‘工人’，得到的却是‘人’。”人便不只有吃饭和工作，人便会有自己的群体，自己的文化。这各中矛盾之于西方世界是由来已久的。移民问题或者所谓的“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尝试是西方的固有问题。

　　但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难民潮与更加复杂的情势，人们慌了手脚，更愿意将一切武断地归纳为“西方世界与穆斯林的冲突”。这样一个简单又看似合理的解释像一针吗啡，缓解了西方痛苦的思考。但后果是：原本复杂却可解的社会问题变成了简单却无解的宗教仇视。这不仅对于移民是不公平的，对于西方本身更是无比危险的。

　　 在讨论其危险性之前，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移民问题的实质。西方流行着这样一个笑话：

　　一位德国医生与一位富足而体面的土耳其移民比邻而居，生活美好，相处融洽。一天，德国医生遇到了这位土耳其邻居，便攀谈道：“我的朋友，看，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而融洽！我有洋房你也有洋房，我有跑车你也有跑车，我的院子里修了游泳池，你的院子里也有。”土耳其移民笑了笑说：“不，先生，我比你体面得多！”“为什么？”德国医生不解地问道。土耳其移民回答说：“因为我的邻居是一位德国医生，而你的邻居是一个土耳其移民。”

　　事实上，在土裔德国人成为“德国穆斯林”之前，这则故事就已经流传甚广。移民本身会带来社会问题，并与主流社会形成矛盾，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宗教而起。抛开宗教因素，移民本身就是很难为西方主流社会所彻底接纳的。

　　近来热议的美国唐人街消逝与其争议问题就说明，即便是在最“包容”的美国社会与最“温和”的华人移民之间，问题也是存在的。放眼世界，几乎每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都伴随着移民带来的社会治安等一系列问题。诸如此类问题自然难解但并非不可解。但如今的西方世界，在难民潮的冲击下，惶恐与无助之中，不再将自己的移民难民问题视为传统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放弃对症下药，转而述诸宗教威胁与文明冲突论，并荒谬地试图予以解决，这便促成了上文谈到的西方民粹极右翼势力的歇斯底里。

　　身处西方社会的移民或难民，绝大多数来自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落后地区，他们的流向又往往是最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市，这层矛盾本身就足以解释很多问题。例如来自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低下地区的移民难民往往重男轻女现象比较严重，思想相对保守，当他们突然置身于现代化大都市中时，接触到诸如女权问题、LGBT群体认识问题时自然会产生抵触，正如人类的认识也是从落后到先进逐步发展到今天一样。

　　但是，当人们认为他们的保守观点是出于宗教意识而忽略物质基础时，这种落后思想反而会借由宗教工具变本加厉，哪怕他们中很多人只是出身而为穆斯林并一直过着世俗化的生活。

　　于是，原本可通过教育或环境影响来慢慢解决的落后思想问题，变成了无法解决的宗教仇视问题，并进一步将移民难民推向孤立面与对立面，为宗教极端化推波助澜。

　　有人说，“移民”是除去“死亡”外人类最难面对的事情。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或甚至是迫于生命威胁而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地方，即便最终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其精神上的流放所带来的痛苦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上个世纪，很多身在德国的土耳其老人会用一周时间守在收音机旁等候只一个小时的土耳其语节目，并将其录下来反复收听那久违的乡音。在欧洲，背井离乡的人们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方式与老友相聚攀谈，但只因为这一切发生在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建筑里并伴随着陌生而“刺耳”的宣礼，周五清真寺中的感人的场景便不再被祝福了。很多时候，人一出来便回不去了。而对于很多身在欧洲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他们是摩洛哥人；在摩洛哥，他们是法国人。总之，他们永远处于一种身份的流放之中无法逃遁 。

　　终于有一天，文章起笔提到的情境发生了。于是，“你们说我是穆斯林，那我就是穆斯林吧！”毕竟，穆斯林算是一个放之四海都不会丢失的，移民们那久违的“身份认同”。

　　上文说到，西方世界的移民难民由于种种原因渐渐被贴上了“西方穆斯林”的标签并被置于主流社会的对立面。这给予了宗教极端主义极佳的可乘之机。西方社会自然不是问题产生的全部原因，恶性循环中的另一半便要归咎于宗教本身。西方世界有太多的“穆斯林”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太多的，多到不成比例的“伊斯兰”。

　　在欧洲的尽头冰岛，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还只有七位穆斯林。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数字上涨为1500位。

　　为数不多的清真寺分为两派，一派由埃及爱资哈尔学者主持，持Wasati即温和派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伊斯兰应顺应社会发展，在教法上强调对《古兰经》及《圣训》等宗教经典进行Ijtihad 即教法解释，使伊斯兰教成为一种“简单易行”的宗教以吸引受众。与其相对的是由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国家出资建设的萨拉菲派（Salafi）清真寺，他们所强调的是萨拉菲思想，一切严格参照伊斯兰经典。

　　反映在现实当中，两派对诸多发生在西方的宗教问题进行着完全不同的教法诠释。比如，冰岛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夏季日照时间长似极昼，那么在斋月Ramadan时穆斯林该如何禁食。Salafi认为应严格按照当地日出日落时间禁食，哪怕以健康为代价。Wasati则认为由于地理条件不同，当地穆斯林按照麦加时间禁食即可。这种教法上的分歧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涉及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西方俱乐部效力的穆斯林球员是否可以身着印有啤酒或赌博广告的队服等等。

　　Wasati派学者认为西方穆斯林应当摒除全盘西化和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的两种极端，在恪守信仰的同时积极融入西方社会，通过成为社会的表率，做伊斯兰在西方的“大使”，增进西方对伊斯兰教的理解，积极消除仇视与隔阂。而Salafi派则秉持相反的观点，坚持原教旨主义与极端宗教思想，不与西方社会妥协，在西方制造穆斯林与“堕落的物质文明”间的壁垒。对此，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难辞其咎。在这些国家的资助下，西方兴建其一座又一座萨拉菲清真寺，对欧洲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使“伊斯兰”充溢欧洲，对穆斯林背景的移民难民融入社会构成阻碍。

　　2015年法国警方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500个被调查宗教群体中，萨拉菲性质的伊斯兰群体达到90个，数字比五年前整整翻了一倍。巴黎恐怖袭击后，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公开批评道：危险的极端宗教主义者都来自沙特资助的萨拉菲清真寺，沙特政府应该停止此类行为。

　　德国副总理点出了西方社会亟需注意的问题。沙特王国，以萨拉菲主义与瓦哈比主义为立国之本，向西方世界输出极端宗教思想的行为是西方伊斯兰问题的关键。在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施以斥力的同时，欧洲随处可见的萨拉菲清真寺、萨拉菲书店及伊斯兰学校又对该群体产生了拉力，在斥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下，被脸谱化西方穆斯林群体很难真正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且在极端思想作用下对西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当前问题，西方社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应对拉力，通过外交手段，尽可能切断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暴力萨拉菲主义输出，使所谓“西方穆斯林问题”尽可能控制为域内问题；

　　2、通过媒体报道、教育等各种手段尽可能减少社会对伊斯兰宗教的仇视与抵触，不与极右翼民粹主义妥协；

　　3、要避免将复杂的移民难民问题伊斯兰化。简单而武断地将“西方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会将本应团结的力量诸如温和穆斯林推向对立面，推向极端，并成为社会安全的巨大威胁。要避免将实际问题武断地上升为空洞缥缈而不可解的文明冲突，必须看清所谓“穆斯林问题”背后移民问题的实质以便随症下药。

　　当然，从源头上解决目前的难民潮是停止难民涌入并进一步遏制仇视伊斯兰思想蔓延的重中之重。西方国家安全正在与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绑定，从某种意义上讲，相比于中东一直以来的动荡不安，区域和平将更加符合西方国家利益，从而促使西方国家为保全自身利益而切实维护地区和平。

　　在从源头控制难民增长的同时，尽可能接纳已有难民是更为符合相关国家利益的，这不止关乎人道主义与国际义务。原因很简单，此时试图关闭国门制造对立情绪将不可避免地在国内已有的穆斯林群体中制造不安（例如特朗普禁止穆斯林进入的言论严重伤害到美国现有穆斯林群体），这种对立与仇视所带来的后果要远比接纳现有难民所带来的负担严重得多。

　　与很多事情一样，宗教既不是根本原因也不是解决之道，祛魅“伊斯兰与西方问题”中的宗教因素是看清问题本质的关键。西方世界如果不能将移民难民问题当做社会问题积极应对，而继续述诸宗教，消极逃避，墨菲定律自会反复发作，所谓“西方穆斯林”问题便会在不可解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当未来有一天，“问题”不得不“解决”时，人类最可怕的历史将有充足的理由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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