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诉法司法解释为监督权力淬火

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共27条，包括立案登记制、起诉期限等十个方面内容，进一步细化了行政审判规则，将自5月1日起与新行政诉讼法同步实施。

去年行政诉讼法修订以来，社会上对新法实施抱有很高期待，能否有效解决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顽疾，法院面临不小的责任压力。从司法解释的内容看，不少地方显现出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对立案登记制的细化规定，排除了以往各种拒绝立案的不正常情况，法院立案的大门将会敞开许多。

与程序上保障公民诉权的规定相比，我更关注解释中对法院监督功能的落实。行政诉讼有两个最核心的功能：一是救济权利，一是监督权力，二者唇齿相依。以往，人们在议论“民告官”时，多侧重于私权救济，往往忽略公权的监督。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将第一条中的“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修改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更加凸显了行政诉讼监督权力的功能定位。

如何有效地监督行政权力？司法解释有两项规则设计值得关注：一是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规定。司法解释将出庭应诉的主体明确为正职和副职，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能随便派人作为其代表出庭应诉。部门首长出庭，接受相对人平等的质疑与挑战，这对官员思想观念层面的触动远胜于普法教育，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倒逼效果也十分可观。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正副职领导只有站在被告席上，才能切身体会到依法行政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才能自觉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这种诉讼规则在监督权力上，有点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对奉行官僚制的行政机关而言或许是直击要害。

二是进一步明晰了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规范性文件违法一直是权力失范的典型症候，司法解释在行诉法有限审查基础上，明确了相对人提出并审查规范性文件的时间程序，并赋权法院在判决中作出审查认定并阐明理由。这较之以前拓展了司法的审查权，有利于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同时，对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法院还应当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从而避免审判中审查出的不合法文件继续适用，推动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正本清源”。

不难看出，司法解释在行诉法框架内，积极拓展司法监督权力的空间。从法治建设的长远目标看，只有实现了司法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权力都守规矩，公民私权才有更安全的保障，“民告官”才可能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