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患艾滋成防艾志愿者:同性恋曾是肮脏的字眼
“同志”阿青：我是感染者，也是防艾志愿者
“一般，如果是阴性（表示安全），我会先吓吓他”，阿明说。有些待检者会流露出恐惧的眼神，“我是想让他们知道，艾滋可以离你有多近”，说这话的阿明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确诊为病毒感染者后，阿青常常回想起，做检测时工作人员问他问题他一无所知的画面。“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极易患病”。
男友拒绝了阿青的提议。“就算我是‘非艾’，你跟我分手，我还是会去找别人，也可能感染”，他说要跟阿青在一起。最后，阿青男友确诊了———结果也是阳性。现在，阿青每天除了自己吃药，也要同时照顾男友吃药———真正的相依为命。
24岁的阿青（化名）和30岁的阿明（化名）有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广州的防艾志愿者，也是男同性恋者。正因为后一个身份，接受他们关怀和帮助的人也多是“男同”。
阿青2009年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主动找到公益组织当了半年的防艾志愿者。去年他到一家公司当了文员，现在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用自己的经历帮助其他染艾人群。
阿明2011年加入了一个公益基金会，在那里认识阿青。2013年，他来到广州智同公益服务机构和广州市皮防所合作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当了专职防艾志愿者。
诊室
地铁站农讲所D出口，广州皮防所中山四路门诊部，上了二楼，角落的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小诊室的门上写着“VCT”，不留意看你可能会忽略，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个字母指的是“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30岁的阿明放下包。这是11月30日的午后，没有人预约检测，小诊室外能看到拥挤的交通。
阿明从抽屉里一摞高危人群自我筛查的问卷表中抽出一份，右上角有编号，问卷表里是关于各种私密的问题。如果预约检测的人来了，要先填问卷，再抽血。之后，血液会呈现在初筛试纸上。经过15分钟，试纸上要么是一道杠———阴性；要么是两道杠———阳性。如果是阳性，这个案例就要转给市疾控中心。
在未告知结果前，阿明会在小诊室里，向待检者讲述艾滋病常识，“一般，如果是阴性（表示安全），我会先吓吓他”，阿明说。有些待检者会流露出恐惧的眼神，“我是想让他们知道，艾滋可以离你有多近”，说这话的阿明一点也不像开玩笑。
这间诊室是广州市智同服务中心（下称“智同广州”）与广州市皮防所合作的项目，诊室提供三种性病的初筛检测：尖锐湿疣、梅毒以及H IV。智同广州本身就是一个以服务性少数群体为宗旨的公益组织，来这里检测的人也以男同性恋者居多。
阿明说，先后有大概1000人来这里做了检测，大概10%的人最终确诊感染上H IV。
就在这个诊室里，阿明不仅要做咨询检测，有时还需要对确诊者进行关怀。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交给阿青。
阿青
阿青比阿明年轻，却是个资深的防艾志愿者了。
阿青是在番禺一间技校读中专时感染H IV病毒的，那年他才18岁。
阿青的童年并不快乐。
他的爸爸自认懂算命、看掌、对时辰八字。年轻时，他给两儿子卜上了一卦，却惊愕地发现父子命势相冲。正是这个缘由，他上了一趟呼啸的火车，去了北京。
两个儿子便丢给妈妈养。
阿青的印象中，年轻时妈妈卖过衣服、摆过水果摊、养过100多头猪，他和哥哥却更多被寄放在外婆家。“寄人篱下的感觉”，阿青说，“和比自己小的表妹一起玩，也要被欺负，只能不作声。”
多年之后，等到阿青和哥哥长大成人，发现彼此都变得自闭，“我哥哥不答话。就是一个聚会，碰着了，他也会把我当成陌生人，平静经过，也不答话”。
阿青去看心理医生，“相处方式如此，都是因为爱———不恰当的爱”，医生告诉他。
阿青从小就对男性的身体感兴趣———懵懵懂懂的兴趣。他跟年纪比自己大的男人睡觉会萌生冲动，“想要被拥抱”———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但那时，同性恋几乎是肮脏的字眼，被大人用来骂人。他有样学样，板着脸骂人：“你个死同性恋！”
读书时，这块内容也几乎是空白的———性本身就被掩埋了，遑论同性恋。阿明想起在小学的课堂上，基础生理知识课上课前，老师一脸严肃地通知，“这堂课自习”———性，是如此羞于启齿。
网络
网络在阿青、阿明和他人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是通过论坛和Q Q聊天室接触到“同志”这个群体。在那里，他们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性取向，进入到了自己认为合适的圈子，交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朋友。
阿青在读中专时接触到网络，接触到“同志”这个群体，一个新世界被打开了。
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前的一年里，阿青在技校读书时，有过很多次“一夜情，基本半个月一次”。那时，面对陌生的短暂性伴侣，他没有想过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没人想要戴套”。
“同志”的性，阿青说，得到要更加容易些。“男女之事，怀孕逃不掉，然而，‘同志’之间，双方不需背负任何责任”———除非得病。
拿到检验结果前一个星期，初筛的工作人员不断抛来问题，包括“你知道不知道，肛交是传播艾滋病毒的性传播途径之一？”
阿青木木地坐着，摇了摇头。
拿到结果后，他时时回想半年前初检时化验单呈阳性的那道紫红色的杠。他呆了3天，“每天吃饭、睡觉、生活”，就是脑袋一片空白。
3天后，他对自己说，要平静地接受命运。
家人
阿青确诊感染H IV之后，一直没有告诉爸爸妈妈。直到爸爸妈妈想把他安插进厂里当工人做模具。他在技校学模具是爸爸妈妈的意思，“起码是门手艺，进了厂领份饷，平淡过日子就行”。可是阿青不喜欢。
“我想，进了厂肯定要熬夜，生活不规律，我的免疫力很有可能承受不住”，阿青将妈妈拉进房间，将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和盘托出。
“她泪珠子垂了下来，哭了很久很久。”
近些年，爸妈开始接受阿青是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事实，只不过依然瞒着亲朋邻里。
现在阿青每次回家，自学过中医的爸爸总要去抓药，逼他喝下苦涩的中药。他觉得通过这种法子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治好。
阿青摆出科学道理向他解释：“没用的，再怎么折腾都治愈不了这病”。惟有漫长的忍耐。
志愿者
确诊为病毒感染者后，治疗无望的阿青常常回想起，做检测时工作人员问他问题他一无所知的画面。“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极易患病”，他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得了这种病，那将是多么可怕！
他主动联系上了“同志”公益组织，先是在读书时从事半年的防艾志愿者工作，后来加入智行基金会下的一个关怀小组，既从事男同志的防艾宣传，也从事男同志的关怀工作。
阿青确诊后的5年没有吃药。“只要CD4（一种免疫细胞，人体免疫力检测标准之一）在标准以上”，他就不吃药。他说秘诀是照常生活，不顾忌———吃饭、睡觉、喝酒、抽烟。
5年没有吃药的经历，也被阿青作为例子讲给向他寻求关怀帮助的人。
阿青碰到过一个大学生，怕吃药引起副作用，不愿吃药。“软的不行，我就直接骂醒他。你吃药害怕头晕，不吃药你知道会得肺炎什么的吗？你躺医院检查费很贵谁给？而且，到时候家人会不知道吗？”
然而，阿青在关怀其他人时也常常有种压抑的情绪。一天，他在办公室一边接电话一边聊Q Q。电话那边是一个不愿吃药的感染者，Q Q那边，是一个家人刚刚知道他染艾的人在诉苦。
阿青当时崩溃了。坐在办公室，他哭了，“我什么都帮不到他们”。
阿明见过确诊之后的感染者，不外乎两种情绪———有些非常平静，有些则大哭不止。确实，要接受这种终身挥之不去的病毒，需要漫长的过程。
感染者常常会留阿明的电话或加他微信。为此，他常常会在深夜接到确诊者的电话。“有一次，连续一段时间，晚上都能接到同一个确诊者的电话，说的都是重复的话，谈论自己的状况、朋友、家人”，他一直静静地听着。
阿明自己曾带一个情绪激动的确诊者逛了一天的烈士陵园，绝口不提“艾滋”二字，讲所有能想到的其他事情。还有一个印象最深的例子，一个15岁的染艾少年，在他的安慰下，回到深圳，做起了志愿者，就像现在的阿青一样。
歧视
阿青和阿明都谈到了社会对艾滋病患的歧视。
阿明说，“同志”选择来诊室检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社会对艾滋病存在偏见，“做性病检查，就容易让人以为你就是乱来的人”。因此，在人流密集的大医院，想要检测的人一直都顾虑重重。
阿青语气不忿地谈起了医院的拒诊现象。他说，“一个感染者骨折进了越秀区一家医院，等到化验单出来后，医生发现他是个感染者，拒绝给他治疗”。
很多无法活在歧视中的人想到了死亡。
阿青有个也是做关怀志愿工作的朋友，遇到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跟他说想死”。
志愿者于是告诉他，死之前你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吃饱”，感染者就去吃了早餐；“第二件事，你要穿得漂漂亮亮”，感染者拣了件最好看的衣服穿上；等到志愿者跟他讲第三件事时，感染者说———“不想死了”。
“常常把死亡挂在嘴边的人呢，其实都不是真正想死的人”，阿青说。
也有不幸的时候。
阿明的朋友曾经接手了一个50岁已婚男人的案子。据说，虽然被确诊的秘密一直被男人小心藏着，但他自己一直觉得这个病意味着“脏”。他自觉将自己与邻居隔离，但是依然在自我臆想中听到邻居的指摘。
疾控中心一般会每隔3个月就打电话回访感染者，在这个男人确诊半年后，工作人员拨响了他的电话。男人的老婆平静地说———“他跳楼自杀死了”。
“他想用跳楼自杀埋藏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秘密”，阿明说，这是悲观者的想法———他们自己嫌弃自己。
也有报复社会的人。阿明说，有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确诊之后，展开了各种约会———如此决绝，但基本不戴套。
阿明说，防艾关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试图带那些活在歧视中的人群走出阴影。
在艾滋病病毒面前，并非每个人都像阿明一样处之坦然。“如果有3种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艾滋病给你挑，你会选择得哪种？”阿明说自己会挑艾滋，“艾滋，只要定时吃药就没事，不像高血压、糖尿病，糖尿病还要常常打胰岛素呢！”
每次，阿明给前来检测的人抽血，都基本不戴手套———他解释是“神经比较大条”。一次，阿明的手不小心被抽血的针头划了一下，“我也没有过分担心，后来才看到那人检查结果出来，原来是阴性”。
阿青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个病就是一种慢性病，只要正常吃药，完全有机会活到一般人的寿命”。
现在的阿青，只是业余从事防艾志愿工作，他找到了一份正职———在公司当文员。因为入职只需日常体检，他没有告诉同事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份。鉴于现在公司和员工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包容度，感染者一般不会透露自己是携带者———如果被发现了，很可能也就失去了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
阿明讲过一个故事，有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自己确诊的检验单塞在了钱包里，钱包被落在了办公桌上。回来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钱包被打开过———同事将他的单子翻出，发现了他是感染者，老板很快把他给炒了。
爱情
阿青即使是跟男友交往，也一般不会太轻易表露他自己，“这些人，如果有意将自己暴露怎么办？！”
不过，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阿青说过去自己交往的男朋友不少，但基本不超过3个月。但现在只有一个男朋友，而且在一起已超过一年了，他认定是可以白头到老的人。
他说印象中自己的前任男友们一般有点拜金，吃饭要他花钱。但跟现任的一次约会中，男友居然抢着跟他付钱———这激起了他的好感。
阿青说，艾滋病感染者比非艾人群找到自己的爱情更难———除非对方不介意，否则只能局限在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中，能对上眼的总是少数。
阿青记得一个圣诞节他表白后，男友流下了眼泪，阿青认为眼泪代表真正的爱情。随后他们同居了。等感情稳定下来，阿青告诉男友自己确诊感染艾滋病毒，他让男友也去做检查，“如果是阴性，我会跟你分手；如果是阳性，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男友拒绝了阿青的提议。“就算我是‘非艾’，你跟我分手，我还是会去找别人，也可能感染”，他说要跟阿青在一起。
最后，阿青男友确诊了———结果也是阳性。
现在，阿青每天除了自己吃药，也要同时照顾男友吃药———真正的相依为命。
阿明到现在还是单身。
曾经，他初中毕业就到广州亲戚开的针织厂打工。在女工众多的厂里，他像其他男孩子一样交了个女朋友。开始一切都很正常，直到他去医院遇到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对他特别好，不同于男性与男性之间正常的亲密关系。后来，两人有了交集，医生常常约他出来，告诉他———自己就喜欢男人。后来，医院搬迁了，阿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医生。
对于性，阿明说，“一切视乎自己喜不喜欢”。现在单身的他有自己的择偶标准，“高高壮壮，一定会照顾人”，他并不排斥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谈恋爱。
他也曾在体检中遇到过自己心目中的“男神”，尝试过亲近，却发现对方已有伴侣———同样也是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阿明其实不乏追求者。曾有个60岁的大叔，在做检查时，还骚扰过他。大叔被检出呈阳性后，满不在乎，反而一直旁敲侧击地问他，“是不是有男朋友？”
家人一直不知道阿明的同性恋者身份。不过，今年已30岁的阿明一直被父母唠叨，“乡下谁谁到了这个年纪，都孩子成群了，你却是单身一个”。
“从20岁催到现在”，阿明说。虽然，他也可以找个人结了“形婚”，但他说不想这样做，“大不了一辈子不结婚。”
阿青说，自己最近也跟哥哥谈起结婚的事。哥哥同样被父母催婚———他是家里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爸爸妈妈正在给哥哥相亲。之前，哥哥谈了个湖南妹，爸爸妈妈不喜欢，就分了手。
至于阿青，爸爸妈妈只想他活得长久些、活得快乐些。
出品：南方都市报朋友圈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统筹：卫志凌
采写：南都记者 陈杰生 实习生许欢
摄影：南都记者 梁炜培
编辑：SN054
更多猛料！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新浪新闻官方微信(xinlang-xin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