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的诱惑与“暗战”
专家直言，各地申请自贸区，一方面反映改革热情高涨，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地方想靠政策拉动经济的思维仍然没有转变。如果地方政府抱着“不搞自贸区会错失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且会影响升迁”的想法，便恰恰与自贸区的理念背道而驰。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各个省级代表团几乎言必提“自贸区”。而伴随着习近平主席对上海自贸区“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的寄语，以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肯定后，各省市更是坚定了围绕着“自贸区”的“竞跑”。
据廉政瞭望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有天津、广东、重庆、四川、福建、安徽等近30个省市明确表态要申报自贸区，其中有底气十足的，踌躇满志的，当然也不乏跟风观望的。
不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各地将自贸区看成一种单纯的‘政策红利’而掀起申报潮，这最让人担心。如果地方政府抱着‘不搞自贸区会错失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且会影响升迁’的想法，便恰恰与自贸区的理念背道而驰。”
“两会”代表团上的异口同声
3月9号，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率先透露，天津自贸区方案已获得30余个国家部委的支持，“我们理解天津应该是排队在前面的”。
自去年以来，环渤海地区的自贸区竞争，长期呈现出天津、山东青岛、河北唐山曹妃甸“争雄”的局面。三地一直也都各有理由，坚信自己能加入自贸区俱乐部。
就在孙春兰做出上述表态的5天前，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庄生表示，“2月底，刚把自贸区申请方案报到国务院。”但面对天津的“咄咄逼人”，河北显然是“落在了后面”。
不过据说有“专家点拨”，曹妃甸的方案将与距离较近的“天津自贸区”实现功能互补，避免重叠，曹妃甸寄望的是“哀兵之计”，即“从补偿河北在治理环境方面的损失角度，曹妃甸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的一方，青岛市市长张新起也在山东团开放日上透露，青岛自贸区的方案已经上报。其核心是利用青岛在中日韩贸易中的区位优势，但据此前媒体报道，青岛向国务院上报自贸区方案时，去年12月“11·22”爆燃事故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尽。
值得注意的是，原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去年在宣讲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曾透露，未来自贸区“首先可能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及台湾对面的海西地区出现，接着可能在重庆、武汉、南宁等沿江沿边地区出现”。
黄苇町提到的这些地方，也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自贸区申报事宜，且各有高招。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打出了广西对东盟的合作牌，认为北部湾应该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希望国家优先考虑。同一天，在辽宁代表团开放讨论上，省长陈政高表示，“这一轮开放的‘班车’，辽宁无论如何得上去，无论如何不能落下。辽宁为争取大连自贸区获批，已跟有关部门多次汇报”。陈政高也因提出的这两个“无论如何”，成为舆论焦点。
其实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就明确提出过：“大连要紧紧抓住东北振兴和沿海开放的双重机遇，以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为着力点，通过建设大孤山半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不过，当时的自贸区概念和现在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但可见辽宁省坚定着这个发展方向。
在部委层面，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明确力挺广东提出的粤港澳自贸区，“我很愿意看到其早日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在“两会”上表示，广东要继续发挥好毗邻港澳的优势，落实好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推动设立广东自贸区，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
在沿海城市掀起自贸区申报热潮之时，中西部城市也不甘人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上海自贸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除了在沿海布局新试点，内陆可以考虑重庆。他强调，此举有利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重庆）不同于上海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贸易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保税区的升级版。
面对重庆的高调争取，成都也早已把“科技型自贸区”申报提上了日程。四川省发改委主任唐利民在“两会”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川省和成都市有关方面也正在努力争取，希望成都能够建设中西部地区首个自贸区。
对此，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认为，自贸区不是像过去搞特区，中央给多少优惠政策，而是自己要根据特点，发挥特点，可复制可推广，进行试点推广。成都要申报自贸区，首先要革自己的命。
在今年“两会”上，西安市市长董军也在团组讨论时建议国家设立西安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联通欧亚、承东启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一枢纽。
不过，相比于沿海，中西部城市在这场“竞跑”中被外界普遍认为暂没有显露出明显优势。日前面对安徽老乡提出的在安徽设立自贸区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就直言“惭愧”：“现在安徽也想要批这个自贸区，一时半会儿还是做不到。”汪洋表示，中部地区应该从实际出发，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几句话和自贸区有一定联系。广东、厦门、新疆应该位于获批的第一层级，但重庆、天津、郑州空港三地比较特殊，有跨入第一层级的可能；山东、浙江舟山新区、大连则属于第二层级，其他地区属于第三层级。
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给各地的自贸区热提出“忠告”：考虑到各地发展水平的不同，自贸区不会在全国“遍地开花”，各地还应更加务实一些。
“这是政策，我得拿”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这是李克强总理去年在上海申报自贸区时，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
从国家的战略层面看，自贸区战略实质是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非经济增长，自贸区并不能成为未来地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
从目前提出自贸区申报的各个地方而言，大多怀有复杂的心态。其中既有地方的实际需求，也有对地区间新的博弈和竞争的担忧，当然还有将自贸区等同于优惠政策的传统依赖。
“一般情况下，方案要体现地方特色，体现国家战略，体现创新性。同时，地方还需具备一定的基础。”一名参与地方自贸区申报的人士说。
值得注意的，各地为了提高申报的成功率也可谓使出浑身解数，走差异化战略路子成为主流。如广东锁定粤港澳合作，福建省建立对台自由贸易园区，山东则强调中日韩合作，河南定位为首个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申办自贸区的激情在全国是普遍高涨的，大家认为自贸区会成为一个新的政策高地，从而使自己能发展更快一些，这个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态度。在他看来，现在关键的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政策，我得拿，但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还没有真正分清楚。
对此，经济学家吴东华担忧，如果各地申报自贸区还是沿着过去高新区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思维，容易导致跟风，容易导致产能过剩，让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观察人士认为，除了担忧，地方对此的态度更多体现出对“要政策”的区域发展路径的依赖。
“20多年以来，大家对以优惠政策、特殊政策为导向的特殊监管区已经习惯了。”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主要设计参与者王新奎说，“特殊政策、优惠政策再搞下去，确实是效果越来越差，互相抢投资，到最后什么效益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