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自律自持难免有“未判先罚”的闹剧

2015年，湖南辰溪县检方指控商人梁材行贿296万元、应予以追缴违法所得1309.9万元。在尚未宣判情况下，梁材被罚没900万元，另有896万元应收货款、3套房产受到冻结查封，估算约合计3200万元。其代理律师认为，法院“未判先罚”有滥用职权之嫌。

(中国青年报)一起再寻常不过的公诉案件，因为“未判先罚”的诡谲剧情，瞬间变得疑云四起。不仅涉事方气愤不已，业界和学界也普遍表达了不安。

“未判先罚”，等于是绕过了法定庭审环节，而直接“敲定”了审判结果，甚至据此展开刑事处罚。这一荒唐做法，一方面在司法伦理层面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司法程序层面也完全“虚置”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没有完整的庭审质证，没有公平的控辩对抗，没有充分的法庭辩论，如此却能悄无声息地给“被告人”定罪开罚，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本案中，梁材遭遇的“未判先罚”的不公对待，所暴露出的根本问题，仍在于侦控审多方制衡机制的失灵：对于检方的指控，法院几乎不加甄别地全盘照收。在这种互相配合、默契办案的暧昧氛围下，所谓的司法流程几近形同虚设，甚至“走不走”流程都变得无甚所谓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判先罚”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未审先判”。若法院总是以检方的意见为立场，总是以检方的主张来论罪，被告难免自一 开始就被定为“有罪之身”了。

除了检方和法院的角色错位，某些司法机关针对“涉案财物”任意处置的乱象，无疑是本案的另一看点。值得注意的是，辰溪县人民法院，对梁材900万财产所采取措施乃是“罚没”。这既不是财产冻结也不是诉前保全，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更了财产之权属——事实上，“未判先罚”的恶劣影响，绝不止于是损害了特定当事人经济利益那么简单。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要求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但梁材案表明，少数司法单位对于涉案财产的觊觎，依旧未能得到有效压制。为此求解，无疑还是要回到全面深化司改的大语境之中。而激活和重建侦控审机关之间“互相监督”的体制机制，势必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其中一方“坐大”滥权，才能避免各方形成利益同盟，以至于消解司法公义。蒋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