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联合国行骗多年 组织头目疑被洗脑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贵州遵义 浙江衢州

　　 核心提示

　　5月17日，湖南农民吴廷标冒充“联合国官员”毫无畏惧地赴岳阳监狱提人，被警方以招摇撞骗为由拘留。

　　无独有偶，5月17日，湖北男子陶大功冒充“中将”行骗被识破，在自贡被抓。据了解，陶大功的假证件是从其曾经一位战友吴某处购得。

　　借助系列“联合国”伪证进行荒诞行径的背后，一个叫余思高的浙江农民浮出水面。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发生“中国联合国总部”成员招摇撞骗的荒诞事件，一位名叫余思高的人一度被认为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但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联合国”系列虚假组织由来已久，而余思高自去年7月被释放后，如今已不知所终。

　　 他的组织

　　“联合国”至少2002年就已存在

　　余思高曾向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区分局国保大队交代，2009年12月，他在贵州遵义虚构了“中国联合国总部”、“中国世界联合国总行”等机构，网罗了多省份数百人员，向他们发放各种“先锋官”、“执法官”等证件，预谋骗取他人财物。

　　余思高长期向追从者们灌输权钱美梦，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数百农村老人对其趋之若鹜，他也一度被认定为“中国联合国总部”的创始人。

　　但余思高的供述缺乏佐证，因为在多起类似诈骗件中，“联合国”的创办者各有所指。譬如，2006年5月，一个叫黄照华的人就曾在成都伪造“联合国总部文件”，“委任”下属进行诈骗。2002年5月，广州警方曾查处了以湖北人李代红、宋双发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也借助了“联合国”的名义。

　　余思高还自称到遵义是为了寻找线索，以解冻一笔民族资产。

　　“解冻民族资产”一说可追溯至1979年，这一年，中美两国政府在京签订协议，宣布中国居民和公有单位被美国冻结的资产，将在这年的10月1日全部解冻。

　　早在2008年，就有媒体披露，“解冻民族资产”一说具体信息模糊，给民间留下巨大想象空间，导致西南、华中等地不计其数的人倾家荡产。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胡志强当年透露，从1979年起，该院20年内就经手了10起类似诈骗案。这些诈骗案花样不断演变，其背后谎言逐渐流传成不同版本，其中一个叫“李桂花”的人，在系列骗局中举足轻重。

　　“李桂花”被认为是国民党某高级将领的亲属，手中握有高额民族资产，找到此人，便可获得解冻材料，解冻资产后便可上交国家。不难发现，“李桂花”的传言，与余思高所宣扬的如出一辙。

　　 他的追从者

　　有人四处行骗

　　去年7月，余思高向警方称，其“中国联合国”总部尚在筹备阶段，但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其部分追从者早就借用“联合国”的名义四处行骗。

　　2013年4月，余思高找到了新的暂住地———遵义市金地华城A栋8-6，这里很快成为各种不明身份、不同口音的老人的聚集地，3个月后，这里遭到当地居委会举报。

　　这间出租屋的一份“营业执照”处处透露着荒诞：企业名称“中国世界联合国总行”，注册资金“五十五亿五千万”，法人代表“余思高”，总行长“高思余”，副行长“理英德法”，经营范围“按国家规定项目投资”。该营业执照上，有余思高本人的西服领结头像，以及PS合成的余思高“红军”头像。

　　由于追从者过多，蜂拥至此的老人不得不到5楼的健全宾馆开房留宿，重庆人王素国是这里的常客。

　　王素国是重庆电扇厂职工，户籍地在重庆市巴南区林荫村，据工友们描述，王素国性格懒散，提前退休后经常夹着公文包四处晃荡，他购置了一套假军服，爱吹嘘自己有法院关系，“长得确实像个官员”。

　　王素国的妹妹王素群称，因长期在外“活动”，王素国与家人已断绝亲情。王素国16岁时摔成了脑震荡，此后言行变得不正常。重庆市第二精神医院的门诊病例记录显示，王素国表情幼稚，常胡言乱语，称“自己是孙悟空”，要吃仙桃、仙丹，称“太上老君一喊就来”。去年，王素国不但未能出席母亲的葬礼，反而声称要用直升机载钱回家。除了骗财，王素国还骗色，传言其至少和7个女人有染。这一点也得到了王素群和王素国同事的证实。

　　2008年5月5日，王素国身穿“军服”，持“联合总部文件”，在习水县寨坝镇条台村街上，以“解冻民族资产”为名，“秘密”地向群众下达千元一份的“委托书”。习水县警方查明，王素国是“千秋大业”诈骗组织的主要成员，从2001年开始，习水县各乡镇就相继发生类似诈骗活动，至王素国被抓时，共有65人被查处。

　　王素国“劣迹斑斑”，因盗窃、诈骗被多地警方屡屡抓获，却总能因“精神疾病”重获自由。

　　“精神支柱” 如今行踪成谜

　　在“中国联合国总部”组织中，余思高成了追从者们的精神“支柱”。从行为看，他是将“联合国”的唬人头衔和其他形式相结合，达到控制老人的目的。

　　见过余思高者均对其“过目不忘”。余思高前额秃顶，大肚，身高虽然只有1米73，但身形肥胖，尤其两片厚嘴唇，极易让一些农村老人认定其异于常人。此外，他还喜欢穿吊带裤、白衬衫，爱将自己打扮成革命者模样。为强调“红色”背景，他只抽“中华”和“中南海”香烟。

　　 房东送他门禁卡

　　他回赠个人头像

　　余思高是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何田乡晴晴村人，生于1952年10月13日，他有5个弟弟一个妹妹。余思高的三弟余思山称，余思高的两片厚嘴唇，是其年轻时摔跤后，缺乏医药治疗所致。

　　在靠卖力气干活挣钱的年代，余思高“一人顶数人”。他办过红砖厂、活性炭厂、铜材厂，第一个在村子里买了彩电、手扶拖拉机、小轿车，他曾是开化县远近闻名的万元户，颇受县里领导器重，是“农村致富带头人”。约2002年前后，因管理不善，其工厂多方欠债，余思高妻离子散，命运急剧转变。最终，他以参加“西部大开发”的理由离开晴晴村，此后与家族几乎失联。

　　余思高的大女儿余友芬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过去10余年间，余思高给她打过寥寥几个电话，始终强调自己在“赚大钱”。这些打给她的电话号码，过些日子不是停机就是空号。

　　曾参与讯问余思高的遵义市忠庄派出所警员刘俊杰介绍，余思高是以治病的名义和老人们接触的，他用气功和心理暗示打消他们的顾虑，其中有一两个追从者，对余思高死心塌地跟随。“这些老人将余思高视作精神支柱，认为供奉他是理所当然的事。”

　　荒诞的特质之一在于相互传染，这在余思高和他的追从者身上均得以体现。刘俊杰介绍，一位贵阳籍老太太，年龄比余思高还大，竟称余思高为父亲，后警方联系上这位老太太的家人，老太太死活不肯回家。

　　房东张勇则讲了另一个故事，有一次他给余思高送门禁卡，为表示感谢，余思高竟以一张烟盒大的个人头像作为酬谢，并告诉张勇有此照可保一生平安。从余思高煞有介事的神态中，张勇分辨不出虚假痕迹。

　　 多次被罚

　　“不足以拯救他”

　　尽管有相关部门介入，但遵义警方认为，余思高所在组织难以定义为“邪教”，而更类似于传销，但由于自始至终没有“受害者”报案，处理余思高就找不到法律依据。

　　大约两年前，余思高因办理身份证回过一次晴晴村，与其同行的有3名陌生男子，一行4人穿“军装”、开“军车”，村民及家人描述，余思高并不像是这个小团队的领导者，更像一个被绑架的傀儡。

　　调查显示，余思高的周围确有一批人在帮忙打理。其在遵义的多个租住地，租房合同均是以他人名义签订。其中一个租住地，租房人为辽宁省朝阳市建昌县人高尚君。近日，高尚君在电话中向成都商报记者解释，他于去年认识余思高，主要任务是帮忙开车接送老人。高尚君强调，余思高“从未害人”，“要是害了人，早被警察抓了是不是？”与余思高多次打交道的张勇则证实，余思高的“事务”，多由一个叫“老鲍”的人打理，余思高寡言少语，似乎刻意保持神秘。

　　余思高的家人称，余思高没上过一天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以他的能力，不足建造起影响多省的“中国联合国总部”，导致余思高走火入魔的，是荒诞的传说刚好契合了其渴求东山再起的迫切心理。

　　“他被洗脑了，他说过要赚了大钱才回家。”余友芬说，现在她也不知道父亲身在何方，“他越来越神秘，也越来越陌生。”她透露，早些年有陌生人向她转告，称其父亲生活得很好，不必担心。

　　余思高曾被警方多次调查，最严厉的处罚是行政拘留15日，去年7月11日，在被询问了8个小时之后即被释放，如今其行踪成谜。

　　余友芬说，这些蜻蜓点水式的处罚，都不足以拯救她的父亲。

(原标题：骗了很多人 包括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