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我在户籍窗口等你
近日，全国上下都在热火朝天的开展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公安机关窗口部门的一员，笔者工作很平凡，就是为辖区群众办理户籍业务。承载着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户口问题从来都不是小事，它关系着每一个百姓的安居乐业。本文作者只是众多户籍民警中的一员，所做的却能体现出资中县公安局民警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服务宗旨。三个小故事，三个画面定格……
第一画面：“黑户”男孩的眼神
在一次偶然的乡镇大会上，邻座的花树湾村罗主任告诉我该村有一名16岁的男孩儿至今也没有上户，他的父母在他一岁左右的时候就相继离家出走，至今也没有回来过！杳无音讯！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有些黯然神伤。没有父母呵护的孩子又是怎样长大的？现在过得怎么样？带着这些问题，我决定去花树湾村见见这个没有户口的男孩。
他叫钟大平，见到钟大平的时候，他和他的大伯刚从成都务工的建筑工地回来。眼神忧郁，少言寡语，害怕生人。这是钟大平给我的第一印象。当他的大伯让他叫我叔叔的时候，钟大平努力张了几次嘴也没有喊出声来。
“这孩子没有读过书，不懂礼貌，请你别见怪！”钟大平的大伯很是歉意地给我解释。
“没关系的！我可以和钟大平单独谈谈吗？”我向钟大平的大伯征求意见。
“完全可以！”钟大平的大伯使劲地点头。
“钟大平，你可以带我在你家附近转转吗？”我觉得和钟大平谈话应该是在轻松的场合下进行。
“嗯！”钟大平起身就朝外面走，算是给我带路。和钟大平的谈话整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前半小时基本是在无声地散步中度过的。在断断续续地交流中，我了解到钟大平出生于1998年的2月，母亲在他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在他一岁多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外出了，离家的时候就将钟大平托付给自己的哥哥。
为了生计，钟大平的大伯就带着他常年在成都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务工。成堆的钢筋、呛人的混泥土、凌乱的工棚……这些就成了伴随钟大平慢慢长大的童年记忆。
整整十五年过去了，钟大平就和大伯俩相依为命的在外漂泊。在这期间，钟大平的生父生母没有给予钟大平一丝关爱，甚至在离开之前都没有来得及给钟大平申报户口。
没有户口，没有父母的关爱，导致了钟大平没有上过学。当这三个没有堆积在一起的时候，铸就了钟大平的内向、忧郁和孤僻。
“想读书吗？想爸爸妈妈吗？想拥有一个属于你的户口吗？”我一连串说出了三个自己脑海中早就想问出的问题。
“想！”钟大平很干脆地回答了我。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梦。于钟大平而言，拥有一个户口，或许是他这16年来日思夜想的中国梦。带着钟大平的中国梦，我请示了所领导，咨询了户政中队，走访调查了村社干部，最后将所有的调查材料上交到卫生局和公安局等待批复……
“钟大平，你的户口终于批下来了！”当我在电话里给钟大平通报这个消息时，我明显能够从颤抖的话筒中感受到自己的喜悦。
“真的吗？谢谢你！叔叔！”这是钟大平第一次叫我。我至今也能够清楚地记得，那一声“叔叔”叫得还有些羞涩。
钟大平第二次叫我“叔叔”是他来办理身份证的时候，从他腼腆的微笑中，已经找不到他忧郁的眼神了！
第二画面：冒名办证的苦衷
冒充他人办理身份证是违法行为，应受到公安机关处罚。这是我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
她一大早就来到户籍室，一直坐在等候区，沉默不语。待所有办理完户政业务的人都走后，她慢慢地站起身来，低声对我说：“同志，我来自首！”。我抬起头，打量着这位年近六十的老太，满脸皱纹。红肿着的眼圈，充分显露了她内心的悲伤。
交谈中，我慢慢知道了她的故事。
她叫罗华，今年57岁，出生于资中县龙结镇，文盲。17岁那年，她被人拐卖到黑龙江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并和当地一个老光棍结婚生子。结婚后，她的男人时常打骂她，她一个人既要洗衣做饭，又要种地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她偷跑回家，她还经常被反锁在家，完全失去了自由。一直到她33岁那年，她才找到个机会，偷偷跑回了四川老家。饱受折磨的她，再也不想回到黑龙江去。后来，经过别人介绍，她认识了走马镇的老黄，两人相见恨晚，后来就住在了一起。老黄本身是有老婆的，但是老婆嫌弃他家里穷，十年前就离家出走了；罗华也是有老公的，她是被人贩子拐卖给她老公的。两人这一住就是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中，罗华和老黄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况且罗华的户口还在黑龙江，生活中总得需要个身份证和户口本什么的。为了办事方便，老黄就叫罗华拿他妻子的户口本去办理个身份证。就这样，老实的罗华就冒充别人来办理了身份证。纸终究包不住火，罗华的身份证还没有拿到手，就被当地的村社干部识破了，便被扣留了下来，交还给了派出所。2010年的夏天，年迈的老黄不慎从山坡上摔下了山，成了残疾人，后来便渐渐瘫痪说不出话来。善良的罗华没有因此而离开老黄，反而对老黄不离不弃，并细心照顾老黄和他的女儿。
今年，罗华想申请将户口迁移回老家，所以她经过连续几晚的彻夜难眠后，决定到派出所讲清自己冒用他人办理身份证的事情。
法不容情。尽管罗华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我还得按照法律来对她进行处罚。在经过调查核实和报请所长审批后，决定对罗华给予最轻的两百元罚款处理。
同时，我也给黑龙江警方发去了协查函，请求辖区派出所将罗华的户籍证明邮寄给我们，以便帮助她申请迁移户口。两周后，当罗华拿到迁移回老家的户口本时，她特意到户籍室来告诉了我，她会正大光明地去办理属于她自己的身份证！心里再也没有任何顾虑和负担……
第三画面：痴女“桂花”的寻亲记
“桂花”是一个智障中年妇女的名字，她流浪到浙江省的绍兴市，并和当地的一名张姓男子非婚生子。
因为智障，所以她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名字，更没有自己的任何身份证明。这些原因导致桂花在医院生子后，无法开具出生证明，更无法给孩子上户口。
当我接到浙江绍兴警方打来的电话时，提供给我的信息只有三个：桂花、乌龟山村6社、目前的照片。
于是，我给乌龟山村的村支书反馈了这个情况，并请求他帮忙寻找该村是否有一个小名叫桂花的中年妇女走失了。当天晚上，支书给了我答案：没有此人！随即，我也回复了绍兴警方。
两天过去了，绍兴警方的袁警官再次和我联系，并让我和桂花通话，希望我能够用家乡话唤起她的一些记忆。
“桂花！你晓得走马场的乌龟山和石板河吗？”我希望我说出走马的一些地名能够唤起桂花的记忆。
“我叫桂花！我是走马乌龟山村6小队的！我想回家看妈妈！我叫桂花！我在浙江！”桂花始终重复说着这些话，对于我的其它提问一概不答。
流浪的桂花想妈妈，也想找到自己的家，更想给刚出生的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户口。带着桂花的这些心愿，我决定到乌龟山村6社去挨家走访排查，希望能够给流浪的桂花找到她的家。
整整一个下午，我带着桂花的照片和社长顶着烈日一起走访了全社的65户人家，得到的结果还是没有此人。社长和我都非常失望，毕竟一心想给远在浙江等待的桂花一个她想要的回答。
当我再次将没有找到的消息告诉浙江警方时，我明显能够感觉到电话那头的叹息声。放下电话后，我决定再想办法继续寻找。我将乌龟山村所有30岁到50岁女性的名单全部调取了出来，并一一进行照片比对。在我比对到第158个时，我发现桂花的照片和一个叫代君的很相识，那是一张第一代身份证的黑白照片，42岁。从年龄到长相，基本都比对得上。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
于是，我赶紧找村支书帮忙联系到代君的家人。经过走访才知道，代君确实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多年了，其80多岁的母亲现在也因年龄大了，神智不清，辨认不出自己的儿女了。唯一能够直接辨认的就是代君的哥哥和嫂子。可是不凑巧的是，代君的哥哥和嫂子都在福建打工，要等待年底才回家，并且代君的哥哥一直在电话里说代君十年前打过电话回家，声称自己在上海，怎么可能又在浙江呢！
矛盾，就在这里出现了！但是，从照片比对来看，村支书和附近的村民都觉得桂花应该就是十多年前走失的代君。浙江警方的袁警官和我在电话里商量了很久，她做了个大胆的推测，她认为代君的哥哥有可能有所顾虑，害怕桂花给他们带来经济和生活上的负担。事实上，桂花现在生活得很好，有个疼爱自己的老公，家庭生活也算富足。桂花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家人，找到自己的根！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通话，我最终做通了代君哥嫂的工作，并约定待桂花的小孩满月后，由桂花的丈夫带着桂花直接到福建与他们见面认亲，最好能够做个DNA鉴定，一切费用都由桂花的丈夫支出。
事隔近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代君的哥嫂的电话，他们和桂花已经见面，桂花正是失散多年的代君。电话里，桂花也重复地对我说着“我是桂花，我找到哥哥了！我有家了！”
作为一名户籍窗口民警，或许我不能够在抓捕一线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或许我不能够在执勤巡逻中为百姓撑起一道安全线，或许我不能够站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中间维护交通秩序。但是，我能够热心地接待来访的每一位群众，细心地办理每一起户政业务，耐心地解释每一项户政办理程序……
老乡，我在户籍窗口等着你！我希望用我的每一句答复、每一个微笑、每一次业务受理来接受和实践群众的教育。
（本文主人公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