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谈中国反腐:受贿者和行贿者都应受惩

　　 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应对这个难题了，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时代”和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在州和市的层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中国，腐败问题并未遏制经济发展，而是依赖于经济发展，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过去十年都是如此。”《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作者、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腐败的美国学者认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结构性腐败”不同， 中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中国经济改革同时涉及到国有资产市场化转变，资产的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改革中出现的意外暴利的分配催生了腐败。

　　在魏德安看来，新一届政府当前开展的反腐行动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腐败行为最大规模、最持续也是最严厉的打击。但重要的不是短期内打击腐败的进度，而是政府继续严打的决心。

　　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专访了魏德安。他的观点代表了部分欧美学者就中国腐败的形势、成因和反腐的认识。

　　打击“供给方”

　　《21世纪》：您如何评判中国现在面临的反腐形势？

　　魏德安：在我看来，新一届政府当前开展的反腐行动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腐败行为最大规模、最持续也是最严厉的打击。它已经开展一年零四个月了，而我们丝毫没看出要终止的迹象。从2012年12月下旬开始以来，因腐败问题而被调查的高层官员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受调查的普通官员人数的增长并没有如此显著。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次反腐行动和过去的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最近政府对于行贿人的打击尤为重要。腐败行为涉及到一个“供给方”——愿意操纵手中的权力作为贿赂的回报，一个“需求方”——愿意给官员行贿以牟取私利的个人。要遏制腐败，政府决不应仅仅惩治受贿者，行贿者也不能放过。对“商业贿赂”的严加打击是目前反腐行动中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消除在中国蔓延的“腐败文化”的重要一步。

　　《21世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腐败和有哪些特点？

　　魏德安：中国的腐败问题不同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其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高层可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变动职位。这给谋求操纵公权力以政治和商业关系牟取私利的个人创造了机会。与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监管力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也更易被操纵，所以企业经常受到诱惑或是迫于压力参与到腐败行为中。

　　中国并不存在“机器政治”

　　《21世纪》：您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中国的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存，您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例？

　　魏德安：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腐败问题和经济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些例子中，腐败是以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形式出现的，用来创造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个别政客和党派在经济上与执政党相捆绑在一起，以此打造一个稳定的、右翼的、亲商的政治联盟，为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那些案例中所谓的“结构性腐败”是用来扫清阻碍推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新政策的障碍的。而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纷争但这并没有阻碍促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腐败在当时也并不严重。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腐败问题才开始出现，而且愈演愈烈。

　　在中国，腐败问题并未遏制经济发展，而是依赖于经济发展，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过去十年都是如此。中国经济改革同时涉及到国有资产市场化转变。由于资产的行政定价与新兴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改革中出现的意外暴利的分配催生了腐败。

　　《21世纪》：现在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力度很大，既打苍蝇，又打老虎。也有人认为，谁被打实际上是谁倒霉。你对此如何看？

　　魏德安：“倒霉”或者说是“意外”在一些高层腐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党和国家开始设置机构监督、调查、起诉腐败行为。这些机构包括中纪委、监察部、国家审计署和检察院，它们每年负责调查大批案件，在我印象中绝大多数腐败分子都是通过有组织的调查抓获的。然而，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因为变得愚蠢，掩盖犯罪证据也变得随意起来，才导致被发现。所以，我的答案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腐败问题的发现是运气、犯罪者的愚蠢、系统的调查工作各个因素综合起来产生的结果。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21世纪》：中央已经制定了两个反腐的五年规划，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但是有观点认为我们今天似乎陷入了“越反越腐”的困境，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魏德安：最近发布的规划非常特别，采取长远的措施来打击腐败。而更常见的是，反腐行动总囿于短期计划，好像它马上就能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正义的力量立刻就能胜过腐败力量。这是不现实的。反腐计划必须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推行。首先，必须先拿下已经腐败的官员；其次，必须防止其他人腐化。理论上来讲，如果一场运动能抓获并惩治所有已经腐化的人，那么这将对其他官员产生威慑作用，但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任何一个短期的反腐行动最可能的结果是抓获一定比例的腐败官员。剩余的腐败者，则侥幸逃过。只要有腐败分子的存在，其他官员也会被诱惑而滥用职权。第三个层面，反腐行动是一场双向心理战。一方面，执政党要努力让公众相信，无论官员在政治上多么有权势，都不能容忍腐败。另一方面，执政党也要重塑公职人员职业精神，改造腐败与公职人员相伴而生的文化。因此，减少腐败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但是在五年规划的落实中，我相信中央政府能认识到“反腐战”将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搭建系统跟踪资金去向

　　《21世纪》：您认为应该如何改革中国现有的反腐体制？

　　魏德安：中国腐败泛滥的一大原因在于，官员能够根据自己个人的意愿做出行政决定，因此可以控制利益流入愿意向他们行贿的人，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同时，改革需要提高决策透明度，当公权力因腐败原因而被操纵时，监管人员可以较为容易发现。再者，改革还需要公职人员公开自身和家人的资产、收入状况。如果调查人员能够不费力地比较官员的资产和收入，追踪用来购买资产的资金流向，比如其名下的房地产来源，就能更容易发现腐败问题。只要资产和收入情况还被好好地掩盖着，腐败行为就将更易潜藏。在这方面，采取改革措施，减少现金使用也是很重要的。搭建系统，使交易资金的支付必须流经银行和财务体系，这样，调查者就能在调查腐败指控时，更好跟踪资金去向。

　　《21世纪》：您预计中国大致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从整体上改善或者解决腐败问题？

　　魏德安：减少腐败是个长期的工程。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应对这个难题了，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时代”和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在州和市的层面取得明显的成效。机器政治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美国开展“反腐战”快一个世纪后，还继续控制着一些城市。甚至在今天，腐败在美国仍未被彻底消除，在任何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也一样。因为腐败问题是最近才在中国蔓延和加剧，我认为要显著减少腐败还需要一些时日。但是，重要的不是短期内打击腐败的进度，而是政府继续严打的决心，哪怕在几乎看不到任何成效的时候。目前的反腐运动可能产生较为明显的成果，也可能会打倒几只“大老虎”。但是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在当前这场气势汹汹的战役后保持严打的姿态。只有政府继续推动这缓慢、日复一日的工作，查找、监测、调查、惩治腐败官员，确保未腐化的官员不以权谋私，才能真正得到实效。

（原标题：“反腐行动是一场双向心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