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不只是“黑料”作坊

　　1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5票比6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编号为“H.Res.11”的决议案，组建所谓“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即“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作为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所谓竞选承诺，该特设委员会被定义为“旨在制定全面策略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力量’”。

　　将近两周之后的1月25日，一手策划、推动该委员会成立的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对外公布了委员会主席以及共和党成员名单；2月1日新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最终公布了民主党成员名单。至此，这样一个被共和党赋予“冷战思维”的特设委员会正式投入运转，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影响中美关系的又一个新的负面因素。

　　给委员会初步画像

　　美国国会，特别是众议院，是一个由多数党领导、由委员会作为基本工作单元或车间的立法机构。换言之，在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驱动下，委员会具体落实所有要推动的政策议程。这样理解的话，2020年5月同在麦卡锡主导下设置的所谓“中国工作组”如今升格为委员会，自然意味着本届国会对涉华事务的极端关注，也表现出本届国会至少是共和党人希望在涉华事务上大做文章的明确动机。

　　从1月10日关于成立该委员会的投票看，将近85%的支持具有一定的跨党意味，所反映的是两党近年来愈发强烈的部分对华共识，当然也有某些议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65张反对票全部来自民主党，主要是党内的进步派以及某些亚太裔议员，涉及到存在些许重叠的两个连线组织，即“国会众议院进步主义连线”和“国会众议院亚太裔美国人连线”。其反对理由有二：一是担忧该委员会将进一步刺激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歧视与暴力；二是美国绝对不应该再次被卷入“新冷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对者基本上也并不否认“对华竞争”对美国未来的关键意义，甚至反对者中也不乏所谓“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这些略显自相矛盾的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在中美关系的内涵与外延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在同样复杂且利益交错的国会中，两党议员在某些议题上的投票、参与某些委员会或连线组织等行为，并不能直接作为其对华立场的“铁证”。人是复杂的，不是所有议员都是死不悔改的佩洛西。

　　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目前被设定为24人的规模，其中13位共和党人以及11位民主党人，比最初曝出的16人规模——共和党9人、民主党7人的预计明显扩员。这个规模不但超过了规则委员会（13人）、会务管理委员会（12人）以及伦理委员会（10人）等国会内规类委员会，而且仅次于情报委员会（25）、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26）以及小企业委员会（27）等相对较小的政策类委员会。如此令外界有点意外的扩员，颇有对标同为特设性质的情报委员会的意思，可能意味着还是希望让特设委员会摆出一个不同于工作组的架势，但可能也仅此而已。要知道，委员会的规模设定是根据相关政策重要性、议员参与度以及保密等特殊要求而逐渐形成的，人为预设的某个议题及其委员会的规模未必直接意味着权势。

　　就两党名单作一些初步描述，全部24位成员中的21位是在2016年之后当选国会众议员的，3位2016年之前当选者全部为民主党人。或者说，特设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的华盛顿生涯是伴随着特朗普政府期间对华开启“战略竞争”而同步展开的。如果将这个指标与国会众议院全会相比的话，2016年之后当选者在全体、民主党、共和党当中的占比分别为56.9%、50.9%以及62.6%，明显低于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的相应数字，即87.5%、72.7%以及100%。如此巨大差异，很难被解释为新委员会只能吸引资浅议员，而是足以说明了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对国会议员对华态度的深度塑造，也预示着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的总体战略认知基调。

　　基于国会议员所参与委员会往往体现其政策关注与代表利益的判断。目前24位特设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众议院其他委员会及分委员会成员，同时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人最多，有8人；同时是情报委员会、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和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人数居次，各有4人；再次是金融服务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农业分委员会，以及监察与负责任政府委员会经济增长、能源政策与管制事务分委员会，各有3人。这种分布当然凸显了特设委员会成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的对华警惕、在广义与狭义国家基础意义上的对华竞争以及对中国所谓“介入”的密切关注。

　　如果将这一榜单具体到两党分野，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同时是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人数最多，有4人；其次是拨款委员会农业分委员会，3人；并列第三的是情报委员会情报现代化与预案分委员会，金融服务委员会金融机构与货币政策分委员会，金融服务委员会国家安全、非法金融与国际金融机构分委员会，筹款委员会工作与福利分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医疗、就业、劳工与养老金分委员会，都是2人。民主党方面，也是军事委员会的人最多（4人）；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和监察与负责任政府委员会经济增长、能源政策与管制事务分委员会并列第二（3人）；排第三的是情报委员会战略技术与高等研究分委员会（2人）

　　通过这些琐碎的技术性比较，初步可见，在对华竞争意义上，两党同步强调军事安全议题的同时，共和党更侧重于农业与金融利益，而民主党则更为关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以及科技研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和民主党成员罗·卡纳（Ro Khanna）分别为军事委员会网络、创新技术与信息系统分委员会现任的主席与首席成员，这也凸显了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的“科技竞争”导向。

　　“麦卡锡委员会”？

　　1953年到1955年，即第83届国会期间，威斯康星州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出任了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主席，随即利用该委员会大肆展开疯狂调查听证、助推“麦卡锡主义”。该委员会也被称为是“麦卡锡委员会”。如今，同样来自威斯康星的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出任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主席，但该委员会却很难被称为是“加拉格尔委员会”，却有时会因为议长麦卡锡而也被称为是“麦卡锡委员会”。

　　不存在“加拉格尔委员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拉格尔或者这个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的实际职权可能真的比较有限。按照H.Res.11决议案的规定，特设委员会并没有被赋予立法管辖权，即没有专责具体政策议题与领域，无权对任何法案或决议案进行委员会层次的表决，更无权将法案提交给国会众议院全会，其权力仅仅体现为调查权。

　　换言之，如果按照实际功能命名，该委员会应该叫做“美中战略竞争调查特设委员会”。如此分配权限，基本上也符合国会政治世界的基本规则。每个委员会都有自己的政策领域，都控制着相关的权限与资源，不但不会与其他委员会分享，甚至在一些复合议题上始终存在着极其激烈的管辖权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一个几乎包罗万象的“中国议题”来分享其他委员会的权限、将涉华议题都重新分配到一个委员会的话，那几乎是要造成国会大分裂的危险动作。于是，中美关系的现实与国会政治的现实，事实上共同决定了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的局限性。

　　今年1月27日，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动议，设定了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在第一季度不得超过35万美元的经费标准，即便未来预算三个季度匀速增长，最终一届国会两年的开支大概也就将近300万美元。而按照刚刚结束的第117届国会的公开信息，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情报委员会的两年开销分别为1730.7万美元、1815.6万美元以及1308.6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源及其能够产生的权势与其他涉外、涉华的常设委员会远远不是一个量级。可以预见，该委员会的调查权，一方面将发展为随时为相关常设委员会炮制“黑料”、供后者推动负面涉华议程的“中央厨房”，另一方面会不断制造涉华负面话题与舆论共识，进一步恶化美国民意的对华态度。

　　出任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的两位议员，即加拉格尔和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拉贾·克里希纳姆尔提（Raja Krishnamoorthi）都是2016年当选的，在当前国会众议院各委员会两党领袖中也都算是相对资浅的，此次出任该特设委员会领袖自然意味着充当起“反华急先锋”的角色。

　　相比于加拉格尔的“冷战迷”定位，曾被视为奥巴马嫡系班底的克里希纳姆尔提近年来在对华事务态度上的持续恶化、走偏很值得关注，需要进一步解释——印度裔的身份、大芝加哥地区高比例的亚裔群体、高科技或亲台利益集团的驱动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因素。去年8月初，1973年出生的克里希纳姆尔提随佩洛西“窜台”，最近他又叫嚣针对TikTok的相关制裁，给人感觉大有接下佩洛西衣钵之感。而事实上，在参与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中，克里希纳姆尔提之流不止一个，新泽西州的韩裔金安迪（Andy Kim）和加州的印度裔罗·卡纳都受到了佩洛西的一手栽培，前者也曾在去年8月陪同“窜台”，后者则已公开表示正要择时“窜访”。

　　如果说克里希纳姆尔提们是在效仿佩洛西、借炒作中国议题在政坛牟利的话，加拉格尔可谓是彻彻底底的“冷战鹰派”。从公开资料看，除了被两次派遣到伊拉克战场之外，1984年出生的加拉格尔先后在国际安全、战略情报、外交战略以及政府学等专业领域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训练。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对名气与影响力的追求以及军工等特殊利益的塑造，都可能是加拉格尔反复强化美国所谓“外部威胁”的负面动机。

　　某种意义上讲，加拉格尔领导的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不是近70年前的“麦卡锡委员会”。当年，“麦卡锡委员会”以极端的方式塑造了美国国内氛围；而如今另一个麦卡锡一手推动的这样一个委员会显然是在美国国内某些氛围持续弥散的前提下才得以设立的。但从另外一些意义上，也可以将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视作“麦卡锡委员会”。按照H.Res.11决议案的规定，特设委员会需要在2023年年内向国会提交关于“对华竞争”的政策建议报告，并在2024年年内提交完整报告。而这份必然更为极端的“对华竞争”战略报告届时大概率会被共和党主流接受，并成为2025年或者更晚可能上台的共和党政府的主要选项。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研究过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前后两任政府的对外选择，并凭借题为《转变路线：战略调整的根源》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加拉格尔，当然就是麦卡锡最放心的人选了。于是，我们要关注加拉格尔们、关注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在做什么，但可能更需要关注他们会留下什么。

责任编辑：薄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