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高柏:中巴铁路是中国陆权战略之纲

21.04.2015  12:38

4月20日-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基斯坦展开正式访问,外界预测“中巴经济走廊”将是此行的重点,而喀什至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正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主动脉。

本文作者高柏教授为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一直主张尽快修建中巴铁路,指出中巴铁路是中国陆权战略之纲,纲举目张,进而影响整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它将帮助中国融合巴基斯坦经济,安定阿富汗,从根源上抑制和减少中国境外恐怖主义势力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的威胁;它将帮助中国建立与印度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减少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海权战略的猜疑;它将帮助中国为陆权战略的下一个关键步骤——通过帮助解决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宗教冲突,确立中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影响力做好准备。

本文节选改编自作者2013年3月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刊发。

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巴国总统、总理接机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时局动荡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巴基斯坦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政府与军方出于对印度的恐惧一直纵容和支持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巴基斯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担心被印度吞并,利用各种伊斯兰教组织在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抗衡。9/11以前,巴基斯坦存在着超过40个伊斯兰教组织。这些组织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爱国主义者,是反对印度霸权的主力。

自从9/11以来,巴国政府配合美国反恐。与阿富汗交界的巴基斯坦的联邦管理部落地区,成为新形势下各种伊斯兰教极端组织与恐怖主义分子聚集的心脏地带。他们既包括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也包括阿富汗为躲避北约打击而逃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塔利班,还聚集了来自中亚、车臣、非洲、中国和克什米尔的武装分子,以及追随本拉登的阿拉伯人。这些伊斯兰教组织与巴基斯坦政界的伊斯兰政党和军方有紧密联系。这就决定了巴基斯坦政府不可能真心地全面反恐。

不仅如此,这些组织在近年开始以巴基斯坦政府作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时至今日,巴国政府已经开始对他们失去控制,巴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恐怖主义与族群、宗教等因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活动日益频繁,对巴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巴基斯坦经济也面临诸多问题。虽然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里取得较快的发展,能源危机却成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电力短缺达40%之巨。电力的短缺制约着经济发展,很多企业被迫停产,大城市居民区经常分片停电,引起民众不满。由此产生的示威游行接连不断,让本来就很复杂的巴基斯坦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严重的能源短缺危机、安全形势差、政局持续不稳定等因素导致巴资本外逃和转移至他国现象很严重,使巴失业率上升,出口增长受阻。而印度此前做出的允许巴直接投资的决定更是吸引巴基斯坦资本离开本国去印度。有专家警告如果上述趋势得不到抑制,未来巴基斯坦经济将受到严重的冲击。根据非官方数据,约有40%的纺织工厂已经迁向其他国家,这意味着作为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很有可能将走向下坡路。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巴基斯坦的选举受亲缘政治的影响。每个政党领导人在上台前都花了很多钱拉选票拉关系,在当选后这些政党领导人也需要在执政期间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把本捞回来,同时也要感谢那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政治势力。腐败不仅产生在这些政党领导人的亲属身上,也产生在那些支持这些政党领导人的政治势力身上。腐败这个顽症不是巴基斯坦一家独有,在印度、阿富汗、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其他四个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类似的情况。国际上有人预测,巴基斯坦很可能国将不国,出现国家治理崩溃的危机。

阿富汗问题同样严重。其塔利班势力一直是政府担心的重点。前总统卡尔扎伊能力平平,西方舆论称其为“喀布尔市长”,指其控制地区不超过首都方圆200公里范围。阿富汗的选举被国际上认为充满造假行为。虽然北约撤军后,阿富汗政府没有崩溃,但国际上有人指出,如果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不再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等于是给中国留下一个身边的定时炸弹。

如果中国对巴基斯坦局面的恶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巴基斯坦面临着很强的溃败可能性。由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紧密相关性,美国现在已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局面恶化的可能性极高。由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的巴基斯坦联邦管理部落地区是来自周边各国各种宗教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的集聚地,他们也会顺着这些渠道向周边各国蔓延。这不仅将在中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必然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对中国而言,尽快上马瓜达尔港-喀什铁路不仅仅是一个能否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投资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否对身边邻国正在形成的危机防患于未然的问题。一旦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出现全面危机,现在不出手的代价要远远高于现在出手的代价。

新疆分离主义分子策动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的外部影响来自中亚各国。而中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影响通过阿富汗的毒品产地与通道进入中亚。虽然目前中国新疆境内的分离主义分子策动的恐怖主义活动大多数根源于国内,但是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境外极端主义的组织开始向中国境内渗透。源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亚的渗透对中国的西进战略有直接影响。如果不能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吉乌铁路与中巴铁路都很难建设,即使建设后也无法保证正常运转。

 

巴基斯坦是中国21世纪陆权战略的纲,纲举目张

建设中巴铁路,整合巴基斯坦经济将为中国提供一个在印度洋上重要的出海口。

中国目前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超发的货币亟待资本外流来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与其让过剩的资本在国内制造通货膨胀,或者让单个企业以产业转移的形式零散地把资本投向印度和越南,或者以富人投资移民的形式将资本带到西方国家,还不如由政府统一协调,与巴基斯坦政府谈判,把整个产业链下游以经济特区为支撑,转移到巴基斯坦。这是因为投资巴基斯坦不仅仅具有经济上意义,它还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因此,投资巴基斯坦,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实施陆权战略的主攻方向。

瓜达尔离中东与非洲近在咫尺,这条物流通道大大缩短中国货物运往这些市场,以及从这些市场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运回中国的距离。中巴铁路支撑的瓜达尔港将不仅为新疆和西部地区,而且也为全国的制造业发展进一步扩大海外需求,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赢得宝贵的时间缓冲。如果中国-巴基斯坦经济实现高度整合,瓜达尔港等可以变成中国在西边的上海港或者宁波港。这对中国经济实现东西部双极驱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巴铁路与中巴经济整合将为中国捍卫本国在印度洋、中东乃至非洲的利益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从战略层面看,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在瓜达尔港建立强大的海军基地,中国可以对任何来自中东地区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由于瓜达尔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这里建设军事基地将使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发生质的变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通过大笔投资高度融合巴基斯坦经济后,对其他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及缅甸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这些国家将会大幅度增加与中国合作的信心。这将帮助中国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加强“珍珠链”的建设。如果中国继续把铁路从巴基斯坦修往伊朗、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就可以使海权与陆权相互支持。中国准备获得海上停留的地点,包括吉布提港、也门的亚丁港均可以通过为该国修建铁路换取更优惠的条件。同时,如果一旦修成这些铁路,中国的海上运输也有了陆上运输的进一步支持。如果中国将巴基斯坦与中国经济的联系变成像越南,甚至是韩国的程度,中国就等于是在巴基斯坦支持下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印度洋国家。巴基斯坦作为“珍珠链”上的枢纽,将与其它环节一起为中国在21世纪的海权战略提供极为重要的支持。

从欧亚大陆桥南线开始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陆权战略,两个最大的有利条件在于,巴基斯坦对与中国的合作在国内有强烈的政治上的支持,以及其它国家无法对此进行有效的“捣乱”。世间一般认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全天候盟友就是巴基斯坦。出于地缘政治中抗衡印度的需要,与中国友好是巴基斯坦跨党派一致拥护的国策,巴基斯坦政府与军方同中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同时,巴基斯坦对印度不买任何帐。由于历史上前苏联在冷战期间支持印度,巴基斯坦也不会在意俄罗斯是否反对。尽管美国与巴基斯坦仍然算盟友,但是二者的关系由于巴基斯坦不全心反恐已经非常冷落。中国的南线建设,可以说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角度而言,胜算都很大。

这一点明显有别于中线涉及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两个国家,建设中吉乌线既要克服其国内对中国扩大影响的猜忌和防范,更要面对美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在背后的反对。就目前而言,中吉乌线可以为这两个国家带来的利益远远小于来自以上两方面的阻力。

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对推进中国的陆权战略而言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办法。从最低的战略层面上而言,哪怕是中国修通这条铁路后不做其它任何事情,中国也将获得西部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加上巴基斯坦与中国接壤,在中国的投资遇到重大威胁时可以很容易出兵保护。但是,瓜达尔港-喀什铁路的战略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这条铁路将极大地改变地缘政治中的各种变量,使它们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

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是中国陆权战略的第一步。以中巴铁略为支撑,以经济全面深度整合为基础的南线战略将帮助中国从根源上控制和减少新疆分离主义制造的恐怖主义事端,用走出去的方法从中国境外积极地强化西部边疆的安全。

这一战略将把中国变成名符其实的印度洋国家,不仅获得重要的西部出海口,而且对目前中国为发展海权正在积极建设的印度洋上的“珍珠链”提供有力的军事支撑,是实现中国作为海权国家的一个重要保障。

这一战略将极大地帮助中国推动其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计划中的关键一步,即带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整个中亚板块向中国经济靠拢,打破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同盟代表的贸易壁垒,并推动俄罗斯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

这一战略还将为实现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过程中最具有挑战的一步,即推动整个中东板块的地域经济整合,奠定十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这一战略将极大地改变目前中印关系中相互猜疑的局面,为形成中印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创造条件。全面深度地整合巴基斯坦,将帮助中国走活整个陆权战略这盘大棋。

 

建立中巴铁路,与巴基斯坦实现经济整合将为巴国反恐,维护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提供有力的保证

过去巴基斯坦的担心是,如果真心反恐,就会失去伊斯兰教极端组织这一与印度抗衡的有力手段。美国在9/11之后单纯要求巴基斯坦反恐,又出于防范中国的需要拉近与印度的关系。巴基斯坦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可能与美国紧密合作反恐。如果中国的资本大笔进入巴基斯坦,将意味着中国会为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背书。有了在巴基斯坦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决不会允许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只有当中国为巴基斯坦的安全提供保证时,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才会下降,巴国政府和军方才有可能真心反恐。通过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可以换取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对中国的全面支持。

中国也可以把这个策略用于阿富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巴基斯坦局面的改善不仅仅为中国在阿富汗和中亚国家采取同样的策略提供经验,更从源头上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在中国周边国家的蔓延。中国目前需要转变国家安全的观念,应该认识到与其守在家里被动地反恐,不如积极地走出去把恐怖主义控制甚至消灭在源头。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在宗教极端组织与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紧密联系,既给中国解决这个问题造成额外的障碍,也为解决好这个问题、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尽管阿富汗迄今为止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太多,但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先后被俄罗斯和美国入侵,对这两个国家没有好感。同时,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很紧密。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亲巴基斯坦的政权,一直与反对印度霸权、发展核武器同列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如果能够有巴基斯坦作盟友,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比其它国家要容易得多。因此,中国在外交战略上应该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并考虑,制定统一、协调的外交政策,这样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

中国外交在西边的战略目标不应该仅仅是被动地防御新疆地区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而应该是更为积极地走出去,主动地建立中国对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力,扩大中国陆权战略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同时向巴基斯坦进行大规模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帮助他们建设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并对其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规划,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中国将从根源上遏制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中巴铁路,中国将能极大地改变目前停滞不前的与中亚、南亚、中东地区进一步实现经济整合的被动局面,为建立自己的陆权迈出关键的一步。

 

建成中巴铁路将有助于形成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

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的领土纠纷,以及印度与中国之间在藏南地区的领土纠纷,一直是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同时印度又一直视印度洋为本国的后院,对任何外来势力的出现都高度戒备。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出现一直疑神疑鬼,并企图通过干预南海问题作为对冲。

只有当中国进入印度洋成为一个不容怀疑、无法反对的现实,印度才有可能接受它,并在这一现实基础下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对中国的海权战略而言,不可能因为印度反对就远离印度洋。因此,中国应该做的是,确立本国在印度洋的存在,然后寻找与印度和平相处的合作基础。瓜达尔港交给中国管理已在印度引起很强的反响。不难想象,在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的过程中,印度还会积极反对。中国对此应该一概置之不理,因为这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印度在中亚和中东地区有重要的能源与资源利益。这些利益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西方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印度与中亚国家之间没有能源和交通通道。一旦瓜达尔港-喀什铁路修通后,中国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为印度提供一些方便,从而形成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利益。

首先,中国可以与印度一起商量修建通往伊朗的铁路。印度没有理由不干,因为它不干,经巴基斯坦通往伊朗土耳其以及欧洲的利益将被中国独占。只要印度同意,就会减少印巴之间的敌意,因为印度只有在接通印巴铁路的条件下才能通往伊朗。同时由于印度的地理位置,东南亚与西亚的陆上通道必然要经过印度,这又将为印度带来经济利益。其次,中国修通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将为中吉乌线的建设提供动力。中巴经喀什,经中吉乌线也可以为印度通往中亚提供战略通道。因此,印度没有不修通印巴铁路的道理。换言之,修通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将从经济上捆绑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利益,从而促进合作,减少敌意。

 

中巴铁路将为解决伊朗问题,确立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打下重要的基础

帮助解决伊朗问题将是中国陆权战略的第二阶段,也将是中国真正确立世界大国地位的转折点。伊朗问题是国际政治中宗教起重要作用的典型例子。国际政治中,中东地区各种矛盾的焦点体现在伊朗问题上,它既有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对抗,也有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如果中国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则意味着中国找到了与伊斯兰世界打交道的个中秘密。找到与伊斯兰世界相处之道是中国在21世纪建立欧亚大陆陆权的一个根本前提。伊斯兰与犹太教的对抗,以及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这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伊斯兰教内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能够大幅度缓和,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发生巨大变化。一个相对来说团结的伊斯兰世界将迫使以色列回到谈判桌上来,推动巴以问题的最终解决。如果中国能缓和上述两大宗教矛盾,中东的各国必将十分感谢中国。只要中国在中东地区确立自身的影响,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将会有效地帮助中国控制新疆的分离主义问题。

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将极大地凸现中国在中东的存在。瓜达尔港离霍尔木兹海峡只有数百海里。如果能把瓜达尔港与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相连,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将更为活跃。尤其是目前中东的许多国家纷纷执行向东看的政策,中东的石油生产国都在为争取中国这个未来最大的能源市场想方设法与中国加强经济往来。瓜达尔港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像德国《明镜》周刊指出的那样,美国通过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将中东几乎完全征服。当前,叙利亚和伊朗已成为美国在欧亚大陆上包围俄罗斯的最后版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近几年一直试图通过颠覆叙利亚、伊朗,来完成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如果中国进入巴基斯坦,等于是在直接与伊朗接壤的国家有了直接的利益。中国对伊朗问题将更有发言权。

连接一条从喀什出发,经巴基斯坦去伊朗,再在霍尔木兹最窄处建设通往阿拉伯半岛的伊朗-安曼海底隧道,经过沙特、也门通过红海大桥与非洲大陆的吉布提相连,将为以经济手段解决中东问题提供重要的支持。中东问题的实质在于解决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以及伊斯兰世界中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长期以来,军事手段一直是西方国家的解决途径。这导致了该地区长期以来不间断的冲突。如果中国可以用地缘经济的手段去减少甚至解决这些宗教、族群及地缘政治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冲突,就会确立自己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就会建立自己作为世界大国干预国际事务时的道德高地。

瓜达尔港-喀什铁路的一个战略意义是彻底改变伊朗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帮助中国确立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如前所述,瓜达尔港-喀什铁路的建设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吉乌线的实现。而中吉乌线再经过土库曼斯坦就可以进伊朗,并成为中亚国家另一条通往欧洲的通道。当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以及中亚国家都看到自己在伊朗的地缘经济利益,中国、俄罗斯牵头反对西方对伊朗的政策将会获得该地域各国在政治上的支持。这将大大有助于中国确保自己从伊朗以及中东地区进口石油。

从经济方面整合巴基斯坦的另外一大战略意义在于为中国帮助解决伊朗问题获得重要盟友。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巴基斯坦在两国有大量移民。目前沙特阿拉伯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本国未来的产业结构如何在面临里海与美国这两个新能源产地竞争的条件下,为这些外来移民的后代提供工作机会,以保证本国的社会稳定。阿联酋是巴基斯坦重要的援助提供国,沙特阿拉伯雇佣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巴基斯坦。如果中国修通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并从经济上整合巴基斯坦,就有可能通过巴基斯坦说服这两国出资建设伊朗与安曼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隧道,将铁路通往阿拉伯半岛。通往阿拉伯半岛的铁路最终还可以在也门与吉布提之间通过架桥把铁路通往非洲大陆。如果这些铁路都建成,喀什至非洲大陆的距离与喀什到北京、上海的距离差不多。中国对中东地区与非洲的辐射力将大为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修建瓜达尔港至喀什的铁路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它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更重要的是,在它的建成推动中吉乌线的建设后,它还是中亚诸国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以及印度通往中亚的重要交通要道。这样一种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将帮助中国在参与整个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并可带动一系列对中国有利的连锁反应。中巴铁路将通过掌握重要的交通要道,来构建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利益,还可以为中国实施陆权战略的第二个关键步骤——解决伊朗问题,确立在中东的影响打下重要的基础。因此,把这样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对未来中国的陆权战略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应该大力推进这一项目。

 

作者简介: 高柏,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年至1965年的发展主义》、《日本的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根源》、《西方社会科学与日本研究》、《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合著)和《向西开放:亚欧大陆经济整合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对冲》(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