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母孝子背后:父亲流浪缅甸12年 哥哥染艾滋死亡
对话“弑母孝子”：不想让我妈跟着我遭罪(图)
杨秀的家在中缅边境，一个曾经毒品、枪支和艾滋病泛滥的寨子。
他的父亲不管家，流浪在缅甸长达12年；
他的两个妹妹疑似被拐卖常年没有音讯；
他的哥哥因为毒品和艾滋病死在家中；
他的嫂子正受着艾滋病和精神病的折磨；
他的3岁的侄子很可能是HIV携带者；
他的母亲瘫痪在床；
他自己，曾经在烦闷和引诱下沾上毒品；
……
3年前，他把瘫痪的母亲从云南深山接到东莞的出租屋里，独自照顾达3年之久，同事说，杨秀给母亲梳头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画面。
1月18日，杨秀挥刀砍向母亲后，割开了自己的动脉。
上周，东莞市检察院因其孝顺、贫困导致精神崩溃、未造成严重后果等原因，决定不予起诉。
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边境家庭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毒品、伤痕、贫困和绝望的故事。
在那个远离经济文明中心的村庄，社区和家庭的观念淡漠，死亡变得平常，无望和麻木成了生活的常态。杨秀想过逃离，他甚至背起老母逃离。然而，终究无处可逃。
前日深夜，在电话那头，杨秀依旧少言寡语：“老乡，你问的那个我不太会说，我们这些人的苦痛，你不会懂的。”
母亲出去了，杨秀的侄女和侄子在破败不堪的家里相依为命。摄影： 段玉良
在村口，一个老人找记者要钱，他说实在受不了毒瘾需要钱去买毒品吸几口。
受伤的村庄
土路是新的、村舍也是新的，但随便走进一家，里面家具、陈设的简陋和破旧与外表形成强烈反差，路上有烟瘾犯了的老人在四处张望……
“你给我两块钱好不好？我太想吃了，两小块就行了！”4月5日，在德宏州盈江县平原镇富联村的弄贯寨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向记者伸出手哀求，他脸鼻通红、不停打哈欠——毒瘾犯了。在这里，两块钱也许够他买到四分之一片小马(麻古，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
盈江乃至德宏历来都是赫赫有名的“云土”之乡，是全国遭受毒品危害最早、最为严重之地。多年来，德宏州缴获毒品数量占到了全省缴获量的三分之一，占全国缴获量的四分之一。吸毒人员数万，在全省16个州市中最多，农村、城市、农民、机关干部、未成年学生无所不包。
大盈江畔的平原镇不是平原，山地不少。中心名为小平原的是盈江县城，属于山间小盆地(俗称“坝子”)。弄贯寨子即在这些山地的腰间，212人的寨子，在册吸毒人员20多名，占了10%。
杨秀(化名)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村庄。
初进村庄，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土路是新的、村舍也是新的。然而随便走进一家，里面家具、陈设的简陋和陈旧与外表形成强烈反差。路上有烟瘾犯了的老人在四处张望，晚归的人们会毫不忌讳地打量你这个外乡人，每一扇门后似乎都有一双窥探的眼睛。
50多户的村庄，除了20多名吸毒者，这里还有数名艾滋病患者、数名精神病患者。
“房子是盈江‘8·10’‘3·10’两次地震后政府拨款盖的”，富联村委会副主任李桂兰道出原委。在此前，这个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的寨子里还有很多木柴搭的篱笆房。杨秀的家里有两间水泥新房，除两张床、一架老旧的电视机外，几乎没什么家具。走进去，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卧室的床上、地上都散乱地堆满了脏衣服、纸箱、鞋子。现在这里住着杨秀的嫂子和她的一对儿女。丈夫死后，这个患有艾滋病的女人就疯了。发病时 “吃喝拉撒睡都在她的被窝里”，病情稳定时，她也会为了一口饭出去做工。
11岁的阿香(化名)正蹲在院子里洗碗，冷水怎么也涮不净碗上的油腻。这是周末，她刚从山下的寄宿学校回家。妈妈照例又丢了一堆脏碗给她然后不知去向，“可能是帮人砍甘蔗去了，要去好几天。”她说。
“这是我小叔？！我小叔怎么变这么老了，他走时年轻了年轻！”看到记者手机上杨秀的图片，阿香惊讶不已。几天前，她从李桂兰那儿听到了小叔的事情，她说自己“难受了难受……”
墙角边的两块老腊肉已经发臭，阿香不知道是否该扔出去。她麻利地在灶炉里点燃柴火，放上还沾着污垢的大铁锅，打上一瓢水，撕了几片大包菜丢进去。一碗饭、一锅没有油盐的包菜，就是她和3岁弟弟的晚餐。
有爸爸 没爸爸
流浪10多年才回家的父亲死在病床上，邻里凑财物把他抬上了山，受到刺激的杨秀当时拍着胸脯告诉大家：“我杨秀要重新做十二三岁的小杨秀，我要重新做人！”
“公安打电话来说杨秀和他妈自杀了，我说自杀了么拿去火化，没钱火化么丢江里去，山东那有没有江？(李桂兰至今仍混淆广东和山东)；那边说妈妈没死，我说妈妈么送回来，我怎么弄嘛？会去民政要点钱照顾她。”李桂兰说起话来快人快语。记者说，“你这样说不怕那边的人说你心狠？”她说，“心狠不心狠不晓得，理是这个。我碰见的这种事情太多了。疯了、死了找我，刮小人(流产)找我，发避孕套找我，抓贩毒的也找我，给吸毒的作工作也找我……”
李桂兰和寨子里的人一样，对杨秀家出事并不感到奇怪：“他们家一直都有这些事。”
三十多年前，景颇族姑娘张彩娣带着幼子杨云(化名)嫁到了弄贯寨子的汉人杨东(化名)家。又生下杨秀和一对女儿。不想杨东爱到处“逛”，“有点钱就拿出去花了，没钱又回来了。”到最后，他逛到了缅甸，一去就是十多年。
“从这里出去翻过山就到缅甸了。”村民排辉(化名)说，“一条公路可以自如来往，四通八达的，以前有不少中国人跑到那边去玩，现在少了，更多的是老缅跑到中国打工。他们砍甘蔗工钱低，害得我们的工费都很低。”此外，娶不到媳妇的男人还会从缅甸“买来”新娘。盈江县内国境线长214.6千米，有33条通道通往缅甸，没任何天然屏障。1985年德宏州全境开放，放宽边境通行证限制后，来自内地及境外经商、旅游的流动人口骤然增加。杨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了缅甸。
张彩娣带着四个孩子，靠挖山茅野菜过活，家里只有两间茅草房，“下雨都要倒了，只好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李桂兰说，两家并没有亲戚关系，只因李桂兰的公公经常和杨家的长辈在一起抽大烟，觉得娘母可怜遂收留了他们。
杨秀家确实没什么亲戚。据介绍，寨子以前是傣族人的地盘，但由于瘟疫等，都跑光了。目前居住的人口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陆续从大山上或者保山、大理等四面八方迁来的，有汉族、白族、傣族、阿昌族、傈僳族、景颇族。寨子里，“家族”概念和血缘关系网并没有建立起来。
12年后，杨东突然回到寨子，此时杨秀已20岁。面对这个陌生的男人，杨秀在母亲的嘱咐下叫了“爸爸”。一年后，杨东因病死在床上。家里没钱办他的后事，靠邻里每家凑一点财物，把他抬上了山。许多村民至今还记得，受到刺激的杨秀当时拍着胸脯告诉大家：“我杨秀要重新做十二三岁的小杨秀，我要重新做人！”
前日，杀母又自杀事件过后的杨秀已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他说没恨过父亲，“人都不在了嘛有什么好恨的？”他说，“认不认他都没有关系，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外面的世界
2006年，杨秀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德宏，到广东去，朋友说：“他当时一方面怕被抓去戒毒，一方面是想换个环境，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戒不了的，引诱太多了”
还是十七八岁时，杨秀就出去打工，什么都做，都是体力活，“不想在寨子里呆着种田，想到外面看看”。他所谓的“外面”，其实就是盈江县城、陇川等德宏的县市。而这些地方，并没有走出毒品重灾区。
没人知道杨秀怎么沾上毒品的，在寨子里和杨秀关系稍好一些的排辉说，他是烦心了想麻木一下，在别人的引诱下吸上了毒品。排辉也强调，杨秀只吸过几次，没有太上瘾，也从没有因为吸毒做过偷、抢的违法事情。
出去打工的还有杨秀的母亲张彩娣和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四五十岁的山上女人按理说是不会出去打工的，但“大儿子吸毒，跟儿媳妇关系又不好，她心里难受。”邻居李大妈说，张这才带着女儿去了瑞丽，一去就是好几年，偶尔回家看一下。
村里人不知道杨秀的两个妹妹到底是被拐卖了还是被骗走了，她们出去后就音讯全无，再也没有回到寨子。李桂兰说，前年大妹回到寨子里找村委会办户口证明，说她已经嫁了三次，小妹已经嫁了两次。都生了孩子留在前夫家。“不知道是因为穷自己走了，还是又被转卖了。”李桂兰说。
弄贯寨子大半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病人”。李桂兰说，这个寨子在1990年以前没有一个初中生，现在出了三四个大学生，有点文化的年轻人都走了，没文化的也不愿留在这里，特别是那些年轻小姑娘，常常听说出去打工，然后就消失了，“不知道是真的有好日子过，还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家里边的人也没有什么文化，伤心几天只好作罢，不知道怎么去找。也谈不上报警。”
排辉的姐姐是这些姑娘中的一个。李桂兰说，在父母病死后，她出去打工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排辉只有15岁，还在芒市上着民族中专，最后一年了，实在没办法，只好缀学回家。
“我们也鼓励四号客(当地管毒品叫四号，吸毒的人叫四号客)出去省外打工，在那些地方，毒品贵、难找，他们就不容易复吸。”李桂兰说。
2006年，杨秀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德宏，到广东去。“他当时一方面怕被抓去戒毒，一方面是想换个环境，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戒不了的，引诱太多了。”排辉说。
当杨秀在东莞的某个建筑工地搬石头时，母亲出事了：这个苦命的女人，在瑞丽卖菜时突然中风瘫痪。当时他的大儿子杨云已经沉迷在毒品的深渊里多年，儿媳与她素来不和，没有人愿意到瑞丽去把她接回家。
在瑞丽拖了一阵，幸得杨秀的姨父(姨妈已经去世)将她接到他位于那邦的家，那里离缅甸克钦邦的拉咱地区仅有一水之隔。据李桂兰了解，后来这位姨父因为醉酒死了，剩下他娶了缅甸媳妇的两个儿子轮流照顾张彩娣，不想这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了。“听说一个是打摆子(疟疾的俗称)病死了，一个是吃到假烟(假毒品)死了。”李桂兰说，“拉咱边境那个地方气候环境不太对，年轻人死得多，以前让山上的人搬迁到那个地方，给土地，没人愿意去。”
毒品、疾病和酒
杨秀的侄女阿香不喜欢已因艾滋病死于家中的爸爸。她说，爸爸天天醉酒，还把她的压岁钱抢去买酒喝。有一次，她看见爸爸在家里注射毒品，去告诉妈妈，爸爸知道了以后就打她。
对于照顾母亲，在弄贯寨子里的杨云已没法指望。2011年的一个晚上，他因为艾滋病引发的肺结核死于家中。他的妻子当场就疯了，又哭又笑、乱喊乱叫，在众人面前脱衣服，在甘蔗地里打滚。
李桂兰分析说，杨妻一方面是因为悲伤无望，一方面因为害怕，所以精神崩溃了。“在此之前，我们就跟她说过艾滋病有多厉害，会要人命。她没有当回事。”李桂兰说，杨云夫妇生完大女儿之后就办了独生子女证，但明知道染上艾滋以后，还偷着生，捆着肚子，最后剖腹产下了儿子阿明(化名)。当时她还说：“孩子白白胖胖的，多健康。”“等老公死了，她害怕了。”
李桂兰曾带了两个孩子去做检查，在父母患艾滋之前就出生的阿香是健康的，而阿明因为只有3岁，医生说要等到10岁才能检测出是否携带艾滋病毒。
德宏州，这个全国最早发现艾滋病病毒的地方，由于地域历史和地缘政治以及流动人口骤增却缺乏有效管理等原因，导致毒品和艾滋病泛滥。目前，艾滋病感染人数和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所占比例为全国同级地区第一。
据权威报道，早在1989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就检测出146例艾滋病感染者。但地方政府因怕影响当地的改革开放形象，缺少正视毒品和艾滋病的勇气而隐瞒长达12年。直到10年前开始正视毒品和艾滋病时，盈江县有艾滋病遗孤51人，而德宏全州的艾滋病孤儿达500多名。
除了艾滋孤儿还有“毒品孤儿”，就是父母因吸毒死亡或因贩毒被执行死刑留下的孤儿。弄贯寨子里，这样的孩子并不少。单是李桂兰的家里就先后收留过三四个这样的孩子。有的是沾亲带故，有的是“孩子实在没人管”了，“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我家期间还偷吃四号，被我赶出去了。”她说。
阿香和妈妈、弟弟因为是艾滋家庭，每人每个月有200元的政府补助，而这些钱还不够阿香妈去看病。“她每天都要吃精神病和艾滋病的药，不吃几天就要出问题。”一旦她发病去了精神病院，两个孩子就没人照顾。
李桂兰说，曾经有外省人要来买阿香妈去做媳妇，后来知道是艾滋病人，人家就不敢来了。后面又有人说要来买3岁的阿明去做儿子，被李主任拒绝了。
阿香的外婆家是他们在寨子里的唯一的亲戚，然而外婆和一个舅舅也吸毒，生活自顾不暇。“没有办法，我每月掏20块钱给她外婆，让她帮两个娃娃洗洗衣服，带着阿明在她家吃饭。”李桂兰说。
阿香不喜欢外婆家。她说，外婆明明知道她家里已经没有钱了，还来跟他们借钱，借不到就埋怨他们，还经常拿走她的伙食费(在学校吃饭，一周要5元钱)。
阿香也不喜欢爸爸。她说，爸爸天天醉酒，还把她的压岁钱抢去买酒喝。有一次，她看见爸爸在家里注射毒品，去告诉妈妈，爸爸知道了以后就打她。
“吸毒的人就好酒。”村民张大妈说，寨子里的很多男人，没事可做时就知道喝酒。
李桂兰很担忧，现在寨子里面有几个艾滋病患者，还有七八个四五十岁的“四号客”。“这些人结不了婚，村里的五保户会越来越多。”每到大年初一，她家门口就会站着一排老人等着要钱。此外，村里还有3名精神病患者，其中有一个是老人，一个儿子因为贩毒被判了死刑，另一个儿子被车撞死了，他就疯了。
走到哪里，背到哪里
把这片有毒品、枪支、赌博的土地狠狠抛在了身后，杨秀背着瘫痪的母亲奔向对他来说生活同样不易的广东，他有信心比在这活得更好。
“你哥死了，你妈瘫痪一年多了，你回来看看。”2011年，杨秀打来电话时，李桂兰对他说。几天后，阔别家乡几年的杨秀回到了寨子。经过几天的考虑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着母亲去东莞。
有村民劝他：外面生活难过，带着母亲不方便，更难过下去。杨秀说：“没有办法了，天涯海角我走到哪里，就背她到哪里。有我吃的就有她吃的！”随后，他把自家的田地租出去3亩，得了3000块钱，背着母亲踏上去往广东的列车。
排辉说，杨秀在家已经没什么亲戚朋友，他在广东几年，在那边起码有些朋友，也习惯那边的生活，所以当时他没劝杨秀留下。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秀在广东才不会想着毒品那回事儿，“不然那会儿盈江地震刚过正在重建，在我们平原镇帮人家拌沙灰，1天也可以赚七八十块钱。”
杨秀家一共有6亩地，他自己租了2亩，后来为给他嫂子治病，李桂兰又帮忙租出去2亩，都还要好几年才能拿回来。剩下2亩是山地，石头太多，已经种不成了。
实际上，弄贯寨子的土地都是之前傣族人留下来的，平地分给各家，山地就靠各家自己占，先到的先得，形成了有的家庭土地少而贫瘠，有的家庭土地多而肥沃的局面。“我们这个寨子越来越不对了，差距太大了。”村民尹永仙说，有钱的人都天天打麻将，没钱的，特别那些吸毒的，过不下去了。
村民张大妈说，近年来，村子赌博的风气日盛，老汉子、小媳妇都参与。打牌打麻将掷骰子，甚至在山上建起了流动赌场。“那里的烧鸡脚卖到5块钱1只，听说还有人拿着枪当保镖。”“我们这个寨子越来越不对了。”张大妈又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寨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枪，每逢红白喜事，都会鸣枪，那个时候，枪支也是武装贩毒必不可少的武器。政府禁枪之后，枪支在盈江地区已经绝迹。然而，由于紧挨着缅甸克钦武装地区，那边没有禁枪，获得枪支并不困难。近年来新型毒品运贩愈发猖獗，枪支又开始零星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
毒品、枪支、土地……杨秀将这一切狠狠抛在了身后，奔向对他来说生活同样不易的广东，他当时有信心比在这活得更好。
一起解脱
两个月没有散工可做，曾经一整天没吃饭，母亲也只有一块面包可吃……杨秀拎起菜刀，对着母亲的后脖子连砍两刀，随后取出剃须刀割开自己的肚皮和手腕
杨秀和张彩娣租住在东莞一间偏僻、狭窄的出租屋里，母亲睡下床，他睡上床。整整三年。
他只上过小学三年级，在加速度的东莞，只能在工地打打零工。但他始终践行着当初的诺言：“有我吃的就有她吃的。”他的孝顺被工友们看在眼里：有活的时候总是早上四五点起床，为母亲准备早餐，喂好了再赶去工地，一到中午就赶紧带饭回家，还要及时清理母亲的大小便，下班以后又第一时间回去帮母亲擦洗身体；没活的时候则常常背着母亲出门晒太阳。一次，他给母亲梳头时被同事看见，同事说，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画面。
然而，张彩娣的病情越来越重。
最初她只是半边中风，在云南久拖不治后变得全身瘫痪，但还有一只手可以动，可以自己吃饭。到广东以后，她的手已经完全不能动了，连面部表情都变得僵硬，说话也越来越困难。
既得作苦力，又得照顾母亲，加上工地对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杨秀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去年，他曾打电话给李桂兰要母亲的低保(每月100元)：“在这边过不下去了，工作也找不到……天天吃酒。”李桂兰嘱咐他：“不能酗酒了，要去做工，否则你们两母子就走投无路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杨秀真的走投无路了。两个月没有散工可做，日常生活只能靠相熟的工头和老乡救济。他曾跑到工头任建华住处，说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母亲也只有一块面包可吃。经济越来越窘迫，杨秀越来越自闭，本想走向更大的世界，而他的世界却在城市的角落里变得越来越小。附近的邻居几乎每个月都能听到杨秀传出大叫、砸烂碗筷之类的声音。
今年1月18日，临近过年，几个老乡带着酒菜前来看望杨秀，喝酒期间杨母频频插话，指责杨秀赚不到钱。老乡走后，杨秀拎起菜刀，对着母亲的后脖子连砍两刀，随后取出剃须刀割开了自己的肚皮和手腕。
“当时就想着一起解脱算了。”杨秀前日在电话里说：“活着好像没什么意思。”他说，没法活下去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没钱”，是因为“点点滴滴，各种各样的原因。”
幸运的是，那两刀下刀不重，杨秀在屋里昏昏沉沉呆了一整晚还没能死去，他及时中止了自杀的想法，用热毛巾清洗了母亲的伤口，为母亲止血，还为母亲更换了带血的衣服，剪去了创伤口与血液黏在一起的头发。民警赶到时，他正在给母亲喂稀饭。
被拘禁、听证，在失去自由了两个多月后，4月3日，检察院宣布对杨秀不予起诉。
回家
“现在我只想回家，重新开始。我妈妈也想回家。”杨秀说要用社会各界给他捐的钱，到寨子里盖两间房子，好好过日子，今后还要娶媳妇，一起照顾好母亲和侄儿侄女。
没有土地，可能复吸毒品，再次面对曾经逃离的村庄和破碎的家庭……对于这一切，杨秀说：“之前的那些我都忘记了，那时心情压抑” “现在我只想离开这里，回家，重新开始。我妈妈也想回家。”他说要用社会各界给他捐的钱，到寨子里盖两间房子，好好过日子。他说自己今后还要娶媳妇，建立家庭，一起照顾好母亲和幼小的侄儿侄女。
听起来杨秀又变得信心满满，就像他当初背起母亲离家时一样。
侄女阿香说，比起醉酒、吸毒的爸爸，她更喜欢小叔杨秀。她很小的时候经常跟着小叔一起睡，小叔爱拿着个录音机听音乐。她说，小叔每次回家都给她带礼物，“他上次答应给我买一个手机，不知道有没有忘记。”
曹红蕾 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