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志武：房地产泡沫快破裂
陈志武等谈改革：房地产泡沫快破裂
大家千万不要指望着世界上各种社会各人种里只有中国人的房价总是可以往上涨，大家千万不能相信这一点。还是趁现在房价比较高，涨得比较多，把你很多套房子卖出去，处理好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这些财富。
【中国新闻周刊网11月12日综合报道(记者 廖娟)】你最关心的改革议题是什么？如何改革符合民众的最大利益？本网精编 “名家谈改革”，请名家带你读懂改革。
吴敬琏：4万亿致鬼城频现 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已到尽头
6月下旬金融市场发生“钱荒”波动之后，网络上对货币当局对流动性的把握的评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如果仅仅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短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可以靠央行“放水”渡过这一次危机，可是由于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随时还有可能爆发新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样有可能会放大危机，这就不是中央银行所能解决的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生了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的提出已经很久。早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政府就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的粗放发展到依靠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的“转型”。之后的五年计划和规划业都有提到，但始终没有解决。
最近5年来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就是我们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现在维持人类生命的最主要的几个物质条件，包括空气、水和土壤都发生了问题。
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债务积累，企业、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以致常常出现或大或小范围内的偿债问题。而宏观经济每次出现这类问题，惯常的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资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当时有些人觉得非常得意，说我们率先走出了危机。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
问题在于即使这种办法也愈来愈不灵了。4万亿计划把经济拉起来，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许多地方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外业务、城投债，募集了巨额资金投进城镇化建设。例如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
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还出现了一些所谓“死城”“鬼城”。这样，罗伯特·索洛过去讲的投资回报递减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去年下半年的大规模投资，只是把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拉起来0.9个百分点。到了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又下来了。所以，旧的增长模式和用强势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
另一方面，在杠杆率很高的情况之下，一有风吹草动，某种偶然的原因就会引发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也就是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那么是不是危机就不能防止呢？当然不是这样。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
十八大确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么一个准备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机。大家期望，能够按照去年11月十八大和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能够在今年的三中全会上，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不过我估计，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民中，特别在官员中，存在的意见分歧还需要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和据以确定的路线图是不是正确，它的安排是否妥当，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性命攸关。
(吴敬琏，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陈志武：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间越来越近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有可能推出的改革可能还是在一些技术层面。我们希望看到的基础性体制改革，我觉得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因为背后不同的利益群体阻力太多了。
我说的技术层面政策层面的改革，可以包括哪一些，因为大家都看到不同的版本在推测，被推出来。
第一就是金融政策改革，就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资本帐户更加自由的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
第二可能在财税制度方面会有些调整。地方政府从他们收到的财政税收里面，拿到的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他们实际上给社会做的事，对责任比重远远低于他们在财政收入方面得到的份额。但是坦率讲，我觉得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把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委的征税权，或者加各种费的这些权力进行制约的话，简单的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谁多拿谁少拿这些财政收入，事权到底更多放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是更多的放在中央地方层面，这些都是属于基础性微调的东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
第三可能在监管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会有一些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土地使用权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交易买卖之外，是不是能够把土地使用权让农民可以去做抵押借贷、金融化、资本化，这方面我猜测可能不太会有太大的进展。但是也很难说，因为现在有不同的机构还再继续讨论酝酿，看达成怎么样的最后共识。
第四可能会推出的改革就在户口制度。特别是农民工进城以后，能够享受到什么待遇，是不是能够享受到百分之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待遇，还是只是继续作为二等公民。作为农民，在他们实际工作生活的地方只有打工然后为当地财政做贡献的份，但是不能够从当地财政得到什么好处回馈。这个局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举措。
但是更大范围之内的，不管是对权力形成实质性的制约，对于言论空间、媒体空间有更大的自由度等等，可能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当然我希望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所以我也在等待最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文件出来。也许他们实际上推出来的改革，会出乎我们很多人的意料。
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买房子的问题。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未来十年不会是维持房价总是持续增长的10年，可以有99%的把握。
因为中国经济增加到今天，很难按目前的模式每年都7%、8%甚至是6%持续增长下去。上帝对中国过去的30几年非常照顾，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国家的兴衰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总是在快速的增长下去。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发生过哪个国家房地产的泡沫永久地持续下去。道理其实很简单，首先想说的就是，现在看不出来哪个国家的房地产最后没有破灭，日本破灭了，美国2007年，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等。当然最早的像欧洲这些不同社会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最后的结局都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耶鲁的席勒教授这一次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研究告诉他，一个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一个是2007年之前预测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也会破裂。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经济现在的泡沫越来越大，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房地产泡沫要破裂的时间离我们越来越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房地产再持续地增长绝对不会超过五年，十年。
今天的中国社会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其他人，都是把自己的钱都放在一套、两套、五套、六套房产上面，甚至都买上七八套甚至十几套、二十套这个房子。比如说那些房姐、房哥。要是这样的话，大家千万不要指望着世界上各种社会各人种里只有中国人的房价总是可以往上涨，大家千万不能相信这一点。还是趁现在房价比较高，涨得比较多，然后需求也比较高的时候，把你很多套房子卖出去，至少要减持一些。以一定的方式管理好，处理好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这些财富。
(陈志武，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胡祖六：全世界只有中国“批项目”
这次三中全会我希望能够包含政府的改革。 几届政府包括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都想去做行政改革。总体而言中国的行政体系过于庞大，权力也是非常的任意性，随意性，不够透明。
首先(应该改革的)是批项目的权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这东西。比如你做一个投资，开一个厂，或者说开一个服务性的公司，都有很多行政部门的审批，这就是最大的社会资源浪费，非常低效率，挫伤人创业的积极性，这个必须改。
政府应该做的就提供公共服务，必须要养老、医疗保健、义务教育，还有环境。但是恰恰做的不太好。
有些真正不该管的，比如说批项目，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即使你是非常成熟的企业家，你也不得不去贿赂官员。而且这个官员可能就希望你贿赂，他就一直刁难你，因为他有这个权力。我觉得应该从根本上去取消这些行政机关不应该有的权力。
我也看到李克强总理几次讲话都特别说要减少行政审批权。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就希望能够力度真正大一点。过去几届政府也都想这么做，撤销部委等等，但最后发现实际上的行政权力并没有缩小，我希望这次真正有突破。
我希望能够简政，整个政府的公务员体系要大幅度缩小，权力非常明确化、透明化，吸引最好最聪明最廉洁最有精神的人进入公务员体系，给他们非常好的待遇，真正以薪养廉。
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比较有争议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二战以后，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穷困，恶性循环，就是父母很穷，很多子女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进行教育，也没有很好的医疗服务，所以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即使能够幸存下来，也营养不良，没有机会受教育。他又重复他父母的境地，又是很悲惨。他们很早就结婚生很多小孩，所以就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所以有一些非常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应当进行家庭计划生育。中国很显然也是比较早的。社会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能够优生优育，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关键问题是成了一个政策来强制。在我们这种权力的体制下往往政策可能就是过度的反人性，比如说很多强制的堕胎，甚至比较晚期的，甚至有些地方官员利用这个东西来获得私利，当然大家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我是持一种比较暧昧的状态。从理性从经济分析上来说，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比较悲观，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适龄劳动人口大幅放慢，到了高峰，老龄化程度大，所以中国以后没有竞争力，中国竞争放慢，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在乎人多，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更多，那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不好？印度今天比中国还要人口多，也没有计划生育，为什么印度往往都要差于中国？可见人口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口的素质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说要普及义务教育，要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高素质的人胜过十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低级的人，所以不在乎人多，要在乎劳动者的素质。
德国基本上人口水平都是下降的，为什么德国还是欧洲最强的经济体？还是最好的一个经济体？根本不是人口，因为德国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劳动者的生产率非常高。所以我不觉得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说要放弃计划生育。
所以我觉得要不同的看，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鲜明的观点。我只相信，恰恰因为担心以后劳动力供给放慢要影响经济是个错误的结论。
(胡祖六，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哈佛大学博士。曾任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理事会理事长。)
韦森：减税才是最好的宏观刺激政策
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势是外贸增长基本上到顶了，企业投资在下降，好的企业不缺钱，坏的企业或者那些“僵死企业”又拿不到贷款，银行不敢再贷款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继续放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可能只有只有两个出路：一个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个是“僵尸企业”，货币进入这两个黑洞造成的显然不是健康的增长，还有再就是进入房地产领域。 在现在的这种宏观经济格局下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无效，或者说可能收效甚微。所以宏观政策可能只有是财政政策。
财税改革领域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第四部分经济改革第一条，改革分税制的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比较大，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二个问题是，与政府的宏观政策相关联的财政政策，具体说来，政府应该考虑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了，目前已经达到十几万亿元。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下行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要转变整个思维模式，不能税收和政府财政收入只增不减。
现在的问题是，一提到减税，总是有财税部门和一些经济学家说，目前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地方政府负债又很重，各地财政部门连今年的增税目标都完不成，怎么还会有空间减税？这不是空发议论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到底目前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总盘子中有没有减税空间？今年六月份，有媒体透漏，到五月份，全国共有4万6千亿多财政存款，其中有3.2万多亿的央行国库库底资金，1万4千亿的财政专户资金，加起来相当于于四万六千亿的财政存款，结果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前些日子，澳大利亚央行副行长来访，我与他吃午餐时问他：你们澳洲政府的财政存款都放在哪里？是联邦储备银行？还是商业银行？他听到这个笑了笑，说我们的政府哪有什么财政存款？钱总是不够用，还没到账就马上支出去了，没有这个问题。再看美国，如果美国政府有一定的财政存款，奥巴马政府还会在上个月关门10几天？我们各级和各地政府有这么大的财政存款余额，且年年不断攀高，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我们是还有减税空间的。
我们有这么大的财政存款，我认为政府就可以在整体上设定具体的减税目标，比如每年减税多少，而不是增长多少，应该把减税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比如同样是8%，不是今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增加8%，而是要减少8%。这样地方财税部门的压力会减少，工作更好做。
(韦森，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