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宣讲团: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逼着深化改革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逼着我们必须深化改革

　　记者：请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目标有哪些现实背景?经济生活中有哪些妨碍市场发挥作用的问题和现象?

　　刘世锦：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基本确立起来了。但市场体系仍然不完善，政府这只手干预不当、管得过多，影响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比如，市场开放性不够，部分领域存在不当准入限制，不同市场主体往往难以获得同等的市场准入条件，特别是电信、石油、电力、铁路、金融保险、教育卫生等领域，民营资本进入面临诸多限制，即便出台了原则性的准入规定，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往往遭遇“弹簧门”、“玻璃门”和“旋转门”。

　　又如，竞争公平性不够，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利益，有些地方滥用行政权力对外地企业和产品进行多重检验、超严执法，设置进入壁垒。为了吸引投资，相当多的地方实行“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不适当地降低税率等。

　　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另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国有和集体土地同地不同权，加上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独家垄断，不仅造成土地价格扭曲和配置低效，而且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

　　记者：哪些国内国际因素促使我们对市场作用重新定位?

　　刘世锦：从国内角度看，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这样一个调整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增长速度放缓只是一个表象，背后则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具体地说，将要由过去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转为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和更多依靠内需。在增长动力上，要由以往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和模仿国外技术，转向更多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不同，所配套的体制条件也应当相应调整。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政府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转向创新和技术升级时，政府的优势就不明显了，插手过多还会带来副作用。所以，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逼着我们必须深化改革，改出一套与新的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从国际因素看，这么多年我国的改革始终与开放相伴而行。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技术、产业等的竞争，背后则是体制机制的竞争，是制度竞争。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和“跨大西洋(7.21, 0.12, 1.69%)贸易和投资伙伴计划”，试图形成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并对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形成战略挤压。面对这种新形势新挑战，我们要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深化改革的动力，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

　　■由“基础性”到“决定性”，反映了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记者：如何认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出的重要意义?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代表了认识上的哪些转变?

　　刘世锦：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大亮点，是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反映了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规则保障公平竞争，市场价格提供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和激励机制，而市场竞争则促进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这些决定性作用，是其他机制无法替代的。

　　另一方面，通过这次市场作用的“升级”，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动摇、不后退、不停步，而且要有新突破、要上新台阶。这对国内外增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前景的信心，稳定预期，至关重要。

　　记者：《决定》在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提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理解政府的作用?

　　刘世锦：概括地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等方面。政府发挥这些作用的目的，是为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环境、提供服务，而不是替代市场的作用。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谁大谁小、谁多谁少的问题。在国际上有个“瓦格纳法则”，说的就是随着经济增长，政府支出比重会呈上升态势。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来说，发达国家一般在30%以上，北欧国家则在50%左右，这些国家在全球是竞争力最强的。而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如非洲一些国家在10%左右，国家处在割裂状态，政府无法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形成不了全国性市场。所以，一种理想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应当是有效的政府加有效的市场，二者之间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

　　现在经常说政府作用强，但仔细分析一下，在上面提到的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作用是否强呢?比如，产权保护是否有效?公平竞争是否得到重视和加强?事实上，大多数是不够的、不强的，有的差距还相当大。强的是行政审批、行政性直接干预，还有对资源的过多直接控制等，这正是政府职能转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空间

　　■从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转变为只管企业“不能做什么”

　　记者：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未来应如何贯彻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

　　刘世锦：《决定》在这方面提出的具体政策措施很多，内容很丰富。比较重要的，一是落实两个“都是”、两个“毫不动摇”、两个“不可侵犯”的精神，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把国有资本重点配置到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障国家安全等领域。同时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真正与公有制经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二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三是把要素市场作为完善市场体系的重点，其中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尤其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城乡统筹发展的活力，至关重要。四是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着力推进以开放市场、破除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的改革。五是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放宽相关领域的准入限制，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以开放促改革，释放服务业的发展潜能。

　　记者：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措施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一项?

　　刘世锦：这次《决定》中很值得关注的一项突破，是提出实行负面清单准入管理制度。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列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清单，清单之外的领域都可以依法自由进入。这既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改革，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义更是非同一般。首先，负面清单只管企业“不能做什么”，与正面清单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相比，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体现了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其次，负面清单大幅度收缩了政府的审批范围，条款相对清晰，有助于实质性推动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自由裁量权和相应的寻租空间。第三，负面清单不再提出“鼓励类项目”，企业发展将更多依靠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最早出现在对外投资领域，这次将其推广到我国国内市场，平等地适用于国有与非国有、内资与外资企业，表明了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气和决心。当然，负面清单在我国是一个新事物，在体制、政策和方法上还有一个学习、适应、调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