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悦读】余夏云：阅读：与孤独相遇——读哈罗德·布鲁姆的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2005年，堪称文学的怀旧之年。李欧梵、刘象愚发起经典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重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66种；北岛《时间的玫瑰》，作为一本可以“焕发我们的书”，在这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的时代，打开了我们回忆的闸门。正是在一年，来自新批评重镇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也在华翻译出版了他有关西方知识和经典序列研讨的大著——《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这本书尝试重新唤起了我们对孤独与死亡的憧憬和回归。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但丁、荷马、歌德、惠特曼、狄金森、普鲁斯特、伍尔芙、乔伊斯、卡夫卡……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域之内，并试图以一种精神的号召力，重新审视这个寂寞到遗忘自我的时代。

“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加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阅读承担着某种痛楚与白色的经历，它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重新塑造个体的另一种面貌，而是试图“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这样，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带着一种怀旧之情”，重返历史深度，重新发现经典。

一、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

上个世纪的90年代，西方知识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已经演变成充斥着各种主义与时髦术语的文化批评，文学经典的地位在各种力量的消解、冲击和颠覆下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对抗已经走火入魔的“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倾向，布鲁姆启起了文学批评的传统法宝，用“审美的自律性”来捍卫已遍体鳞伤的经典作家的尊严和荣誉。事实上，《西方正典》的英译版在1994年出版的时候，就引发了难以预想的轩然大波。他将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统统称为“憎恨学派”。“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

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时代”，布鲁姆力主重建经典，正视文化记忆。这也正是《西方正典》的写作缘由和价值取向。“Canon”一词通常译作“经典”，但在这里，译者江宁康先生又将其深意推进了一层，译为“正典”，在他看来，“布鲁姆写作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是要就但丁以来的西方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做一个串讲，以便为今日的读者提供一份读书指南；他的真正用意是要通过对二十六位西方经典的深入解析，清理出一个连贯而紧密的经典谱系，建立起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道统’，从而在当今文学与审美式微的世界收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效”。因此，这本书绝不是一部简单的名著快读，名家传记，而是要通过精妙分析，发现某种具有号召力的审美力量。正像布鲁姆所说的“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

布鲁姆借鉴了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历史三阶段循环论来结构全书，“即神权、贵族和民主三个阶段的循环”——在他看来，我们所处的这个“民主时代”，其实质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混乱时代”。但民主时代也好，混乱时代也罢，布鲁姆对其的态度却是一如既往的鄙弃。他无畏时代风潮地宣称，“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　　

精英立场决定了布鲁姆捍卫经典的姿态。“本书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学者仍然因喜爱阅读而读书。”他的劝谕对象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和他之后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女士称为“普通读者”的那类人——“这类读者既不是为轻松愉快而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孽而读书，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读书。”对经典的阅读能使孤独发出声响，这是多么傲岸的宣示。

二、关键词

对这部“才华横溢作品”而言，任何泛泛的概述必将丧失布鲁姆式的那种激情和内在互文。与其如此，不妨让我们从那些关键词开始，来认识布鲁姆行文的主要观念。

1、经典

布鲁姆并未对“经典”下严格的定义，而是提供了一些描述性的说法。另外，通过他对26位所选的经典代表所作的论述，我们亦可从中一探经典的特性。

在布鲁姆看来，经典首先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机制，它诞生于某种焦虑。“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他说，“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的企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而这种焦虑从他一贯的理论思路看来，同样也是对某种晚生感的焦灼与忧虑。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是从文化记忆中移植出来的对存在与超越的忧心忡忡。它必须在某些已经作古的人物作品中做出某种必要的竞争。竞争，首要的就是要具有原创魅力。“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竞争就必须具备斗争性。布鲁姆强调文学是自足的，而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立足的社会角度，最令他不解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到处发现斗争上很有悟性，却看不到冲突性就是高雅艺术的内在特性。”这种冲突性也就确保了经典作品的“个人化”色彩。每一个作者都是迟来者，他们只有通过与前驱作者的斗争才能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因此他甚至断言：“经典就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经典同样是体验生活的一种姿态，一种包裹着痛楚的孤独性。“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孤独形成的原因，用布鲁姆早年的解释来说是因为心灵作为“内涵”与外部世界这个“外延”割裂开来而与死亡相遇，可以说就是与人格化的超我相遇，“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时最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在阅读中期望某种形式的复活。

从经典的外延来看，布鲁姆列出了26位经典作家作品，在文本细读中对“经典”作深入的阐释，他在细读中提出了“经典的友谊”、“经典的忧郁”、“经典的记忆”和“经典的忍耐”等经典的类型。而在这26位经典作家当中，莎士比亚无疑是一个中心。所以，有人也认为本书可以被看作是莎士比亚阴影下的西方经典作家的互文史。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构成了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莎士比亚乃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而事实上，在布鲁姆所选定的２６个大师中，莎士比亚之前的只有两人——乔叟和蒙田——他们两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而确立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呢？答案是某种“陌生性”（strangeness，台湾版译为“疏异性”）。布鲁姆接受了英国美学家沃尔特·佩特的看法，把浪漫主义定义为使美感增加陌生性效果的艺术，并认为这种观点适用于所有的西方经典作品。他把从但丁的《神曲》到贝克特的《终局》这一文学历史进程看作一个从陌生性到陌生性的不断发展过程。事实上，沿用他本人“创造性误读”和“修正主义”的理论，这段历史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对莎士比亚的疏远和变异。莎士比亚是衡量他们每个人的标尺，而他们都是处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之下的，不竭力抗争，不强行疏远和变异，就将无以自立。所以“正典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竞争”。

2、原创性
      与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中提到的六个修正比相呼应，布鲁姆对西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强调了他们对前驱影响的俄狄浦斯式的抗争性，洞悉出他们解读前人作品的防范意识，他将这种抗争的策略总结为本书的另一个关键词：“原创性”。在布鲁姆看来，“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原创性最成功，使我们自然化了，使我们看不出其作品原创性和陌生性的原因；但丁是“以原创性、创新性和丰富奇特的想象直逼莎士比亚的惟一的诗人。”乔叟式的暗示“是莎士比亚原创性最伟大的起点，即他表现人类个性的方法”。蒙田的原创性在于自我描绘，莫里哀的原创性在于从闹剧发展出了一种批判性的喜剧……因为作品的原创性因素是抗争式的，因此毫无疑问都包含着一定的反经典因素。

反经典的因素可以在布鲁姆的正典结构中窥见某种踪迹。所谓正典结构也就类似于尼采所说的道德谱系，它考察的是经典建立的经典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意义上所说的由各种经典组成的时间轴上的抽象的历史，而是从个体的创造心理出发的，经典作家之间的某种血肉相连的互文史和生命关系史。在一般的层面上，文学史是那种参杂着重要历史背景，并被先前的某些重要文本和作家所规范出来的一种代代相传的时间史；但是在布鲁姆这里，文学史是一种佛洛伊德意义上的罗曼史。它涵括了某种原创的力量，以及各个时期对这种原创性力量的误读、修正，并且同这种力量本身一起构成了一种多元交织。布鲁姆的正典结构暗示的是一种变革与创新的力量，是一种对已有文学资本的深度发掘和重新发现。经典是流动的文化产业，它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是通过焦虑这种感情开始的。因此，焦虑不仅是对自我晚生的一种迟到时的忧心，更是对文学深度不能穷尽的某种遗憾。个体对经典中心的不断偏移，以及借助这种偏移实现文学势力的扩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原创性不是绝对孤立的文化现象，它表征的是对文学的重新审视和深度挖掘。原创性不是从无到有的事实发生性，而是一种“道生万物”的精神繁殖。因而，原创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而是在于一种深刻的“内在性深度”。

三、文本以外，有关阅读

《西方正典》细述了在与莎士比亚比照中的26位西方经典作家，揭示了文学经典的真正奥义所在：经典作品乃是源于传统与原创的巧妙结合，是传统与现代的大胆互文。在文章的开头，我们援引的那段有关孤独与死亡的话，恰好也说明了全书的主旨所在，这也是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里提出了的观点：作家由于某种晚生感，从而引起内心的忧郁，这种忧郁发自启蒙运动的心灵对自己所承继的双重想象力的遗产——分别来自古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所持的怀疑态度。“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即一种令人烦恼并难以理解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的出现”，传统不仅是传承和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天才与今日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展。布鲁姆认为弥尔顿等大师，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但布鲁姆清醒认识到：能够战胜和涵盖传统的人仅是少数，今日也许无人可及了。而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你是否可能从传统内部挤压出自己的空间。而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和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

布鲁姆引导我们去读经典，并用了四百多页的篇幅向我们介绍这26位西方文学大师，展示他们的无穷魅力和经典特性，然而布鲁姆所有的分析不过是表明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了经典作品的经典属性。但对于我们这些伍尔芙之后的“普通读者”，他能告诉我们的是“既不是读什么，也不是怎样读，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读了些什么，并且哪些书籍值得去重读”。“经由阅读而面对伟大，是一种私密而费时的过程，也无法融入批评的时尚。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时”，因为所有的文学都面临着媒体大学的冲击，“或下载或死亡”。所有经过书本所带来的那种质感、重量、印刷、空白统统被电子媒体所替代，一切有关童年的记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白色的经历，一并被历史巨大的车轮覆灭。

阅读，不是对于欣悦的某种承载。对于个体和人类来说，阅读本身就是一种灾难，一种检审自我、节约自我的灾难。我们必须通过阅读，领会每一个心灵活生生的历史，感受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精神震颤，领略那种“刺人心肠的喜悦”，那巨大的“美学恐怖”。在如柏桦在《时间的玫瑰》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北岛这本书把我带回到那早已死去的岁月之中并让那死去的得以复活，得以重新闪耀出光芒，我那过去的生活与写作仿佛让我跟随这本书在此经历。一切都在目前，真的可以触摸。……最后，让我们打开本书第一页，与作者一同进入回忆……”

现在，同样也让我们打开经典，重新开始经历人生中那永不停歇的白色阅读。

作者简介：

余夏云，男，1982年5月生人，浙江兰溪人，文学博士，副教授（先聘后评）。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20世纪中国视听体验与文化政治。主持、参与国家、省部级项目8项，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