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悦读】何开四：读书六要
读书和学习，对于一个追求人生境界和成功的人来讲是终身的事业。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是治国经邦之要，也关系到每个人的荣辱兴衰。中国是诗书之国，礼仪之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往今来，对读书都十分重视。当然也有例外，秦始皇就把书一火而焚之，谁也不准读；文革时期，虽然不说不准读书，但普天下只准读一种书。不过，这些都是支流，读书作为传统，源远流长。与此相关，如何读书就成了大学问。一个人从识字起，就开始接受如何读书的教育。学校里老师教你如何读书，家里长辈教你如何读书，社会上贤达教你如何读书，单位上领导教你如何读书，书店里还有很多书教你如何读书。就算是你退休了，胡子一大把，活到老学到老，去读老年大学，老师还是教你如何读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盖棺论定，他还是不知道如何读书。我过去当过老师，至今也好为人师，对于读书及相关问题，我也谈点个人意见。我不敢说我就有多高明，但决不“冬烘”，而且你真正看明白了，也不至于老了还要到老年大学去听别人讲什么“如何读书”。
一、读书习惯和当今的变异
人的知识来源于两途：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前者是通过实践
获取，但人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时时事事都能经历，因而间接知识的获取成为主要的学习途经。读书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可以说，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和读书有关，因而养成读书的习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读书完全是从功利出发，那就不会有持久的热情，因为目的达到，便过河拆桥。而一旦成为习惯，也即成为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一种读书文化，便能从读书中获取快意和美感，升华为一种人生境界。我们看了很多大学者谈读书的文章，都是谈得喜笑颜开，很少是愁眉苦脸的。“此中有深意，勿与醒者言”。文革期间，有人问钱钟书先生最不习惯的是什么，钱先生说是没有书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钱先生一样，一生钟情于书。
书的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结绳记事到今天的多媒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乃至有的人认为现在获取知识，纸质文本也即今天的“书”已经过时。我认为这种说法失之偏颇。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各种电子读物和媒体形式日新月异，但传统意义的书并未过时，在相当长的时期还会是主流。这不仅在于人养成的习惯绝非一朝一夕能改变，而且起码在当下，书还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作为知识的载体，它阅读方便、自由，读者能随意地控制阅读节奏和作相应的技术处理。而电子读物除了要借助于机器外，“翻阅”起来还是有诸多不变。如果再从环保、能源以及有利于人的视力而言，前者更是“绿色阅读”，也是后者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听一些人的故作惊人之论，安心读自己的“书”：当然电子读物也是要看的，但现在还不是主流。
二、泛读和精读
培根说过：“书有供人尝食者，有供人吞食者，亦有不多之书为
供人嚼食与消化者；易言之，书有仅需部分读之者，有仅需涉猎然无需细玩之者，亦有少数书须全读者，而且读则必勤必细，全神贯注。”这是读书泛读和精读的概括。供人“吞食者”和“尝食者”指的是泛读的书，“供人嚼食与消化者”则指的是精读的书。在我看来两者都不可偏废，各有其存在的理由。
泛读主要是扩大知识面而言。人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不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生活，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在竞争日趋激化的社会，没有丰富的知识，别说你要有什么成就，就是自立于世都会感到吃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各门知识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任何一门学科不可能单独存在。更何况现在不是一个分析的时代，而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时。与此相应，人的思维也要改变过去单一的线性思维，而提倡发散性的、立体的思维。这一切离不开知识面的扩展和丰富。我长期从事人文领域工作，我发现很多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不感兴趣。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大意是说，过去读书学了很多的自然科学知识，工作后没派上什么用场，到现在只记得一个“根号”什么的，旧教育制度真是害死人。旧教育制度固然要批判，但此公没说到点子上。因为你从事的专业和自然科学无涉，所学的知识不能直接应用，表面看起来是“白学”了。实际上，所学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你的知识结构中，潜在地起着作用。比如初中学的欧氏《几何学》，作为文科学生你这一辈子就用不了什么，但是它一整套严密的推理论证方法，对你的头脑起了科学训练的作用。马克思说过，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自然科学知识对文人来讲，既是知识的存在，也是培养和提高理性思维的重要途径。鲁迅一再强调，学文的要学一点理工科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科的内容，这是经验之谈。我接触过不少自学成才的人，往往是在某一方面有所成，但缺乏系统的知识训练，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有缺失，因而影响了他今后的长远发展。所以我们要重视知识的系统性，泛读恰恰是丰富我们知识的有效方式。
精读则和我们的专业及工作直接有关。如果说泛读讲的是知识的广度，精读则是知识的深度。这很像数学函数图像纵横的两个坐标，人都应该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的最佳坐标点。我接触过不少饱学之士，最终却一事无成，就是这些人多半是博而不精，也如俗话所说“样样通，样样瘟”。所以泛读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要显山露水，还要靠精读。
对于如何精读，我觉得只要注意两点就行了。一是书籍的选择的范围，这多为一门学科最基础且有定评的著作，一旦掌握，终身受用不尽。另外是你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做有关项目的所需要书，它关系到一个任务的成败，功利突出，也属于精读的范围。二是一旦选定了的精读的书，就得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务求真正理解。如果说泛读是“一目十行”，精读就是“十目一行”，使之成为自己真正的知识储备。
泛读和精读之间有深刻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两者都不能偏废，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以实现阅读的最优化。
三、 读字（词）典
一个人要成才，在我看来要有读字典和词书的的兴趣和功力。如果说读书要提高效率，这是不二法门。
1957年，我刚刚进入泸州一中念初中。我自来对文学感兴趣，但上语文课则无兴趣。语文课教学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先是作者介绍、课文的时代背景，再接下来是讲解生字生词、课文分段，最后是归纳主题思想。老师有一本教学参考资料，这是语文课的“葵花宝典”，所有的秘密都在这里面。有些内容近于荒唐，比如课文分段，其实先一行后一行本来就无所谓，有的过度段单独分出，或和前后段落连在一起都是可以的，作者写文章都是兴之所至，并没有刻意去考虑怎么分段。所以不必机械去划分。老师的分段完全是按照参考书来的。上课总是先让学生分，然后老师再公布答案。这很像猜谜语。猜对了的学生欢呼雀跃，猜错了的学生则沮丧不已，愧不如人。如果是幼儿园小朋友上课，还有点游戏的性质，都上中学了还搞这些玩意，实在令人扫兴。再说生字生词，一篇课文也就十多个，你能学到多少。很凑巧，我的邻座一个同学有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四角号码词典》，老师讲课我就看字典，反正都是消磨时间。半期下来，就是在上语文课的时间内，两本字典看完了。由此有了兴趣，我又看了一本才出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和《新知识词典》。好了，有几本字（词）典垫底，我突然发觉自己长“大”了，别说语文课打遍班上无敌手，甚至欲与老师比高低，因为他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作文稳居班上“排行榜”，其他学科也扶摇直上。就是现在的写作和表达能力，也很得益于当年读词书练就的“童子功”。
何以读字典有如此的功效呢？我想有以下的原因。
人是借助于概念（词汇）来思考的。词汇越丰富，思维的空间就越大。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功，首先是语言上的突破，没有丰富于常人的语言能力，是谈不上当作家的。这一点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尽管没有做过统计，但是我相信成功者的词汇量总体来讲会超过普通人。我多次给青年作家上课讲要读词书，在学校更是反复强调它的重要性。相信的，真有所获；不信的，自然要笨点。谁叫他不相信“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古训呢！
读字典还不单是一个词汇的积累的问题。词汇和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一个水库，它储存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你读一部编纂注释完备的成语词典，那里面大量的历史知识、文化掌故，远非语文课本所能比拟。你接受的是一次全面的文化熏陶，你的知识积累的速度也不是一般的教学所能企及。
字典和词书还有一个优势，它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以规范和严谨的方式出现的，可靠性高。像陆伯鸿先生编的老《辞海》，前后花费的时间达二十多年，至今为人所重。不像有的书，等而下之，牛溲马勃拉杂成篇。当然，现在的词书也出现了粗制滥造之势，所以读词书也有个选择的问题，
不少大学者有读词书的嗜好。我所知道的钱钟书先生对此就极有兴趣，甚至《大英百科全书》都一页页地读。他所成就的学问和他的这一雅好不无关系。
四、 读书与做索引
所有教导人读书的文章，都有一条，叫做“不动笔墨不读书”。叫人要抄书，做读书笔记、做卡片。说抄书一定要扯到明末请初的学者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看人家穷书生如何如何发奋。说到做笔记就会扯到章学诚《文史通义》上的“札记之功，必不可少”之类。比如有一本书说马克思写《资本论》做了一百多本笔记，这大家会相信；又说法国科幻小说家肖伯纳一生做笔记二万伍千多本。这就奇了。肖伯纳君高寿几何，我不清楚，掐头去尾不算，就算做了60年笔记吧。60年二万伍千多本，平均每天起码也是一本，这可能吗？除非每本不到十页，否则就是天方夜谈。这类书的编写者，就属于抄书成癖，抄糊涂了的那一类。读者如果相信了那一套，也去抄一辈子，那这一辈子就完了。至于说做卡片，动辄上万张、十几万张，也令人莫名其妙。
时代不同了，别说抄书没有必要，做笔记，做卡片也得提高效率。以我的经验，阅读不必淘神费力地去做抄写工作，只需在每本书的封二或扉页或其他空页上做一个索引即可。索引可按主题归类，再标注上在本书的页码，这样，你所需要的重点内容就一目了然。为了使相邻或相近的内容勾挂，也可以适当做一点参照著录性质的索引。参照著录又叫互称、互助、互见。目录学上的互著本来是指同一书在相关的的类目中重复著录，此处是指把相关的内容用“参看”的字样在主题索引中注明，这样你所需要的材料会相对完整。参照著录还可以推广到其他书上去。使之形成你自己的系统。如果真想做点学问，你不妨建一个自己的小书库，多数为精读者。书也不必多，只要经常备查的就行。这些书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并做上主题和参照索引。如果还进一步，那你可以把这些书中的索引集中整理到一起；当然也可考虑预留一点空白，以便增补。这就是你的学术家当，你的战略储备。何须肖伯纳的二万伍千多本笔记，一册在手，一查即得，不知省去了多少麻烦。它的优点是除了节省大量的时间，方便简易外，引文又是从原文出，直接可靠。倘若是查检卡片或笔记本之类，抄了又抄，出错的几率肯定要大些。《抱扑子》上就有“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的说法。意思是多次抄写，会把“鱼”字写成“鲁”字，把“虚”字写成“虎”字。如果真要谨慎，还得查原文，就不胜麻烦了。与其这样，不如做索引。做索引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未可忽视。我记得刚入北大，学校就让专家给全体文科师生开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讲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教新生如何做索引和查索引。这就是名校的过人之处。不过至今很多学人对此不甚了了。我的学友陆文虎，花费多年心血为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编纂了索引，这本是好事一桩。但却招来指责，有人就撰文认为这纯属多此一举，且大动肝火，真不知这位老兄是怎么想的！
五、取法乎上和读书致用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如果再延伸一下则是：“取法乎下，则下中又下矣！”实际上人的一生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在选择自己效法和学习的对象。是取法乎上，还是取法乎中，取法乎下，对人能否成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吃透了这一准则，你一生受用无穷，你会避免做无用功的浪费，甚至，你的境界也会和别人不同。
（一） 作为取法乎上的三部经典：《易经》、《金刚经》和《塔木德》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称“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又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实际上我们的学习和读书首先遇到的是一个选择的标准问题。好比和别人下棋，你和高手下得多了，你的水平提高也快；你的对手很平庸，是臭棋篓子，你就别想提高。我读研究生时，宿舍邻室有两个棋友很喜欢下围棋，“功课”是天天做，所花的时间起码不下于所学专业。经常是晚上八九点开始干，一直到凌晨楼下学生食堂锅炉房马达声音响起，方才停手。但下了几年，和原来水平差不多，谈不上进步，依然是臭棋篓子，在同一个楼道也不能“称王称霸”。如果设想一下，他们“取法乎上”，对手是李昌镐之类的高手，以他们的执着，早就拿了学校的围棋冠军了。
读书学习其实也是一样，你要成功，“取法乎上”就必须成为一个遵循的准则。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有几部书很值得一读，它们都是凝结了人类智慧的经典。读它们，也是一种取法乎上。读者诸君如果有兴趣，真不妨看一看。这几本书，不可能作全面的介绍，我只择其其中一点，或我阅读中有所感悟的内容，作一评述，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1 关于《易经》
而今谈文化是一种时髦，中国文化、外国文化，各类书籍汗牛
充栋；看得多了，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在我看来，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从“取法乎上”的角度说，花一点时间读一读《易经》是有好处的。
1979年我在厦门大学攻读研究生，因专业的关系，最先是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中接触到《易经》。《管锥编》评骘的典籍就有《周易正义》。古人对《易经》是十分重视的，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管锥编》把对《周易正义》的阐释作为开篇是有深意存焉：那就是对学术和文艺要作规律性的把握。一些研究《管锥编》的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实际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这里得到深刻的阐释。比如新时期以来，把文艺界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是一种突破。其实钱先生在辨析“诗之像”和“《易》之像”的时候，已经把这一问题说得很清楚。
在人的各种思维形式中，比如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尽管有差异，但也有相通之处，“《易》有‘象’而《诗》有比，皆拟之形容”。《易》是属于哲学的范畴，《诗》则是文艺，但两者都“拟之形容”，即是用“象”来作表达工具。这是就其二者的共性而言。但作为不同的思维形式，“象”的作用和“比”的作用又有根本的区别。钱先生指出：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
本《淮南子·说出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
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
捨象也可。到岸捨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
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
象以成言；捨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
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
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
者勿容更张。
这就是说，《易》之有象，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明理。一旦道理说清，“象”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因为逻辑思维归根到底要从表象中抽出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具体的表象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它对具体、感性的东西是要排斥的。如果拘泥于象，以词害意，以权为实，认假喻为真质，那就是手段僭夺目的。而艺术的拟象比喻恰恰相反，它不是手段，本身就是目的。在艺术形象中，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是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所以艺术必须执着于象，保留事物具体、感性的外观；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艺术，就失去了它掌握世界方式的最基本的特征。黑格尔说：“艺术观照和科学理智的认识性的探讨之所以不同，在于艺术对于对象的个体存在感到兴趣，不把它转化为普遍的思想和概念”，又说：“如果艺术家按照哲学方式去思考，就知识的形式来说，他就是干预到一种正与艺术相对立的事情。”这位西方哲人对艺术和科学、哲学认识方式上所作的区分是有助于我们理解钱先生的上述思想的。所以《易》之象和《诗》之喻两者的拟象比喻不能简单等同起来，要看到它们各自矛盾的特殊性。钱先生的这一辨析不是生动地说明了文艺区别于其他学科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吗，文艺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不是在这里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吗？所以《易经》里所蕴含的丰富美学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惊叹。
以后我陆续对《易经》的原著又看了一些，尤其对它的辩证思维和整体观念有了一点理解，虽然谈不上什么研究，但觉得确实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甚至在某些具体的项目的操作上，也能给你启发。有一次我到四川一个地区帮助设计一个雕塑，其地依山临水，和《易经》的山水卦（蒙卦）相若。有趣的是，这个地方教育落后，而蒙卦恰恰是谈教育的。我也正是由此吸取了灵感，从山水和人文两个方面着手熔铸艺术意象，建议采用富于文化意味的雕塑形式，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景观的文字设计。
当然,《易经》确有难度，很多人由此望而生畏；再加之各种读物多如牛毛，读者也不知所从。但是，我觉得这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首先要破除《易经》的神秘感，坚持学下去，自有渐进的可能。学习时如有专家指导更好，选择一些能深入浅出的读本，以解决学习的难度。如新近出版的著名画家李燕先生的《易经画传》，就不失为大众了解《易经》的一个有价值的图文本。我推荐给读者，不妨读一读。
2 关于《金刚经》
谈佛谈玄，一度也是中国士林的时尚。但也就谈谈而已。中国
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自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起，宗教就很难在中国生根。世俗的善男信女，大多心存急功近利的目的，把彼岸世界视为终极者，凤毛麟角。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宗教典籍中吸取智慧。在我看过的有限的佛经中，《金刚经》可称最有启智之功。
《金刚经》又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对书名我不解释，仅择其我认为较明白者作一转录：“‘金刚’为最刚硬的金属，以金刚为譬喻，表示牢固、锐利、能摧毁一切。‘波若’为音译，意为智慧或最高智慧。‘波罗蜜’亦为音译，意为彼岸或度到彼岸。‘金刚般若波罗蜜’合在一起，意谓以金刚般的波若智慧短除烦恼邪念得到解脱到达彼岸。”由此我们大致可知此书内容。全书以佛和其弟子须菩提的对答贯通，共27个主题。此书阅读同样有难度，历来注家蜂起，多达数十百家。我也不准备在这里讨论高深的佛学问题，我只能仅自己所悟，拈出其中的一点略作阐释，而且希望一般读者也看得懂，并有所收获。
我对《金刚经》的理解是从语言形式入手。在《金刚经》中反复出现的是这种句式：
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佛说波若波罗蜜，即非波若波罗蜜，是名波若波罗蜜。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
这些是《金刚经》里大量反复出现的最基本的说理逻辑句式。如果将其规范，大略可以这样概括：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翻译成白话即是：佛说佛法，就不是佛法，所以才名之为佛法。很多人对此定生疑惑，是又不是这才是，究竟是什么意思？连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也颇多微词，叫弟子不要读佛经，颠来倒去的，没什么意思。但我认为，《金刚经》的要义，其基本的思维模式就在这里，舍此不能理解这部智慧之书。这个句式不是绕口令，而是有意味的形式，积淀了深刻的哲理。一种真正的智慧，在我看来，就应该给人以广阔的思维空间，哪怕是郢书燕说，是误读，也同样能给人启迪。而且从阐释学的角度讲，并不能找出一种终极的意义，阐释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既然佛无定法，我们也没有必要强求一律。对于《金刚经》的这一逻辑句式，以及衍生的思维模式，我认为至少可以作三种解读。
其一，“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一表述很接近辩证法的正反合，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表现，这和禅家语讲的“初时山是山，水是水，向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而向后山仍是山，水仍是水”的道理并无二致。也许有人说，作为一种事物运动的规律，这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所谓前人之述备矣。确实从辩证法的一个规律来讲，算不得有什么新奇的。但同是规律，《金刚经》毕竞赋予了一种新的表述形式，而且富于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增进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对辩证法的认识。所以它的价值不能否定。
其二， “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具有“超越”的意义。所谓佛讲的佛法，就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佛法，“道可道，非常道”。佛讲的佛法，具有终极的意义，不是具体的、带有“实相”的东西。两者类似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存在”是不可定义的最普遍的概念，不是“存在者”种的普遍性，它有对一切事物超越的特征。但是不排除“存在者”对“存在”的某种领悟。如果用一个数学的语言来类比，可以说“存在”是一个极限，“存在者”不可能达到它，但可以无穷接近它。如果说佛理解的“佛法”是“存在”，那么所谓通常的带“相”的“佛法”就是“存在者”，后者虽然不能达到前者，但可以体验感悟，可以不断超越自身而接近前者，而这正是这一表述的真谛。它昭示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超越过程，停滞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是应该摒弃的。
其三， “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一表述，是佛教“万法皆空”、“性空幻有”的经典表述，是佛教的大智慧。“佛法”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不着相，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说一切实相均为虚妄，都是不真实的存在。“佛法”一旦言说了，哪怕是“佛曰佛法”，就着了相，就不成其“佛法”，所以称之为“佛法”也只是权宜方便而已，可以籍此而悟道，而本身并不是道。这可能比较符合《金刚经》的本意。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就像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地球本身也在自转。即便没有言说，没有着相，“佛法”自身也蕴含了肯定和否定的内容，“反者，道之动”、“然即否”，或者如中国文字训诂学中的“歧出分训而同时合训”（即同一字或词中具有正反两义而又合而为一共存于语词中）。说“佛曰佛法”好，说 “佛不曰佛法”好，也同样“即非佛法”；换言之，也就是说，“佛法”本身就是“非佛法”，而不管你言说不言说， 这样就来得更彻底。《金刚经》是从梵文来的，也许梵文中并无这一内容，但一旦翻译成汉文后，“佛法”也就获得了“训诂”的可能，从而获得新质。一般来说，翻译的过程是信息流失的过程，但《金刚经》的翻译是信息增殖的过程。“佛法”的训释，其一例欤！
由此可见，“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一表述有极大的智慧含量，殊耐人寻味。如果你把这句话反复玩味，说不定忽发奇想，又想出什么道道来。甚至你不看《金刚经》，只把它当作一种智慧的思维模式，也许也有收获。
“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又是一个“空筐”结构，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丢。你可以像念经一样说：佛曰电灯，即非电灯，是名电灯；佛曰桌子，即非桌子，是名桌子；佛曰社会，即非社会，是名社会；佛曰好人，即非好人，是名好人；……。这些看是游戏，确有启智的作用。而且在具体的致用中，它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1995年，我担任10集音乐史诗片《长征组歌》编剧，就力图以《金刚经》的这一特征作为创作的思维模式，主要融入的是我上面讲的第二点有关“超越”的思想。给创作人员阐释剧本时，我说：佛曰长征，即非长征，是名长征。大家当然不知所云，乃至莫名其妙。我又解释说，今天我们表现长征，就不能走以前的老路子，而应着眼于“超越”。长征当然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内容，这些前人之述备矣。长征是中国的，长征也是世界的；长征是中华民族的，长征也是人类的。我们既要表现具体的长征，也要超越具体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人类性，把长征看作人类苦难历程的象征。这就是我对所谓“佛曰长征，即非长征，是名长征”的理解。我的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以后电视片正是在“超越”二字上下足了功夫。比如“过雪山草地”一集，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解说词：
说到长征，人们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概括。确实，
雪山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其严酷的程度，是现在世界
上任何一个国家特种部队的生存训练所不能比拟的。经历过长
征的人，在身体、智力、意志和心理素质上，无疑都是人类的
精英。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长征到达陕北不足一万的红
军，以后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那些由西点军校和国民党陆
军大学毕业的将领率领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从而肩负起民族
的兴亡！
对长征的这一诠释，相对过去有其独特的一面，因为它毕竟增加了一些人类性的内容。记得音乐史诗片《长征组歌》摄制完成在人民大会堂首映，与会者包括很多老红军大为感动，军委领导也给予高度评价。以后多次在全国播出，受到好评。和同类的片子相比，其思想意蕴无疑是突出的。
所以佛经的智慧在现实中同样有致用的可能，关键是你如何理解和运用了。
中国的学人猥琐者多，条条框框多，迷信权威多，“言人之所言”多，没有自己的见解多，凡事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佛曰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一思维模式起码启发你干事要有一个大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要有一个创新和超越的态度，要有一个认真思考和缜密的态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把这十二个字作为“箴言”念一念，养成习惯。这样，其他不敢说什么，至少底气会壮一些：有佛撑腰，你怕什么！
3 关于《塔木德》
犹太人是一个优秀民族。提到犹太人，我们就会想到马克思、
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哈默、基辛格以及灿若星河的众多世界伟人。据统计，美国著名大学30％的教授，全世界20％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犹太人。这样的比例让人吃惊。解读犹太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读一读犹太人的重要典籍《塔木德》也同样是益智之举。
《塔木德》是犹太人继《旧约圣经》后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它涉及到犹太人的观念、生存、处世、经商、教育、谈判、言说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如果概而言之，这是犹太人的智慧之书、制胜之书，很多原则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思维有启示性的意义。试举一例说明之。
《塔木德》《塔木德》第四箴说：“‘22：78’是一个永恒的法则，没有互让的余地。”根据资料介绍，这一法则是有其数学的来源的。其说法是：“假设一个正方形的面积是100，那么它的内切圆的面积则是78.5,剩下的面积即21.5。以整数计算表达，便是22：78。”如果再征之其他自然现象，也有相契之处。空气中氮气和氧气的比例，人体中水和其他物质的比例也大体如此。这一法则在犹太人的商业经营中大收奇效，其具体做法是：“大约78％的的生意来自大约22％的客户，让大约78％的精力放在22％的客户上，让大约78％的资金配置到大约22％的项目上”。
在我看来，这一法则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可以寻出端倪。我也不妨乱发挥一下。你的藏书，真正有用的大约22％。一个单位真正的骨干也就是22％，你是个领导，对这一部分人就得特别用心。一个刊物的来稿中，能用的不会超过22％，而刊出的文章中值得一读的也不会超过这一比例。你是体育爱好者，但你看电视你喜欢的运动项目不会超过22％。中国的学人真正把精力放在做学问的时间不会超过22％，其余的用于内耗和搞别的名堂。最近我和一个研究生聊天，谈及现在做论文抄袭成风，我问他真正自己写而又有点价值的有多少，他随口说也就是20％左右，看来还是犹太人的这个法则。当然这些都是姑妄言之，不必当真。但是这一法则对我们的思维则有如下的启示：
首先一个追求成功者要做到心中有“数”，一些根本性的法则要了然于心，像圆周率、黄金分割、犹太人22：78之类，这对我们对事物做出判断大有裨益。这一类的法则掌握得越多，且能灵活运用，往往是制胜之道。
其次，如果说商品经销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消费群”，那么我们做事都要看到和讲求重点，随时要想到真正起作用的22％，免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特别是要看到很多时候是少数大于多数，而不是表面的多数大于少数。
第三、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全面出击，你的78％的精力要用在对你一生起决定作用的22％上，否则一事无成。（关于这一点下面的章节还要谈）
关于《塔木德》的内容很多，但仅这一法则就会给我们以真正的启示。现在谈“智慧”的书滥市了，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读者诸君要坚持“取法乎上”的原则，否则糊里糊涂，取法乎下，那就下中又下矣！
（二）读书致用：输入和输出
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变化之快，已经超越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与此相应，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所以知识折旧的提速也是不可避免的。囿于既往，吃老本，既害己也害人。现在学生对教学啧有烦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材陈旧，和日新月异变化的社会相去甚远，而老师还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拿着十年一贯制的讲义，摇头摆尾，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还要看到，知识不但存在一个折旧的问题，知识不用，对人自身也会造成毒害。这好比人吃饭，没有消化，淤积起来，就会腐烂，反过来生出毛病。我们说某人迂腐，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自身）不理解，为什么读了那么多的书，吸取了那么多的知识营养，反而遇事没有主见，犹豫不决，头脑木然。这有很深刻的道理。在我看来，人类的知识是以概念的系统出现的，这是理性的胜利，它创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模式。但是，它又是一把双刃剑，理性一旦僵化，成为教条，反过来又扼杀了人们对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事物的认识。而这时，你头脑的“死知识”越多，对人的挤压就越大，人就越糊涂。袁枚《随园诗话》里引程鱼门语谈读书，很有见地，他说：“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会吃者长精神，不会吃者生痰瘤。少陵读书破万卷，盖破卷取神，非用糟粕。”读书人的迂腐，吃亏就是在知识的转化上，他们始终停留在“桑”和“花”的阶段，而没有成为“丝”和“蜜”，也就是只吃不吐，只采不酿。这里的“吐”和“酿”实际上就是“用”的意思。杜甫“读书破万卷”，如果只读不用，也就是一介腐儒而已，哪里成得了万人共仰的诗圣呢！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破卷取神，把万卷书化为万首诗章。人们常说“书生百无一用”，话虽刻薄，但一针见血，一字成懴，因为问题就出在“用”字上。书生能“用”，则高出凡俗不知凡几；书生不能“用”，则不知低于凡俗不知凡几。就是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出来的学生，同一个导师门下出来的研究生，以后造诣如何，也主要取决于其“致用“的水准。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反复申言一个观点：学士不如文人。他多次强调，“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士多多许矣”，“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等等，在书中不胜枚举。钱先生说的学士，指的是经生、学究、注家等，也即现在的教授、学者之类；钱先生说的文人指诗人、词人、小说家之类，也就是现在搞创作一类如作家者流。在传统文化中，就其“学” 的内容而言，两者并无二致，然而何以“文人高于学士”？盖因前者“述而不作”，不是真正的“致用”；后者舞文弄墨，是在搞创作。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用没用的问题。
何以把“用”说的这么玄乎？不就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吗！这话自然不错，但嫌笼统，而且前人之述备矣。我下面讲一点我认为是有一点新意的道理。
1 “用”就是对知识的激活和整合
如前所述，知识不用就是“死知识”。这好比钱，没有进入流通
领域，它就是一张纸或一块金属，就是“死钱”。但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它就成了活钱，它就能增殖，它就能成为资本。一个人皓首穷经，不管他读了多少书，只要不用，就是“两脚书橱”和“死脑筋”。老作家汪增祺参观五粮液酒厂，感慨系之，题词曰：读了万卷书，不如一杯五粮液。虽是游戏之作，但也可称此间有深意。读了万卷书而不用，真不如喝了五粮液，斗酒诗百篇来得痛快，好歹还出了点成果。
“用”除了对知识的激活外，“用”也是对知识的整合过程。各类知识在人脑的储存是散乱的，并不像图书馆经过分门别类的处理井然有序。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调动自身的储备，由于事情都有其目的性，相应的知识也会重新排列组合，形成新的知识序列。脱出常规、脱出窠臼是创造；知识的重组也同样是一种创造，而“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2 “用”是知识更新和提升的过程
任何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过去时”，而任何一件正在做的
事都是“现在时”。没有一种既有的知识能完全适应新的工作。因此“用”的过程就是不断吸纳新的知识，不断更新和提升自我的过程。惟其如此，人的知识结构才能不断完善，也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
2004年春我接受了《中华钱币赋》的写作任务。钱当然是天天打交道，而要写一个关于钱币的赋，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虽然也有一点经济学的知识，但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钱币文化，那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另一方面写作还需要相应的金融学知识，这也是我所欠缺的。为此我必须“恶补”，否则这件事只能另请高明了。我大约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看了数百万字的相关资料和金融理论书籍。然后写出了《中华钱币赋》的第一稿，没想到评审会上被否定了。人家的理由是，只是资料的堆砌和历史的铺陈，没有写出这个行业特有的精神。由此可见，知识的更新和提升不仅是一个读书的问题，还必须有亲身的感受乃至实践。于是经过批准我去了印钞厂，这种印钱的地方，一般人是不能去的。仓库里金锭银锭堆积如山，车间里一切井然有序，甚至有庄严的感觉，特别是钞票的点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点钞工全是“红色娘子军”，十多条钞票流水线“奔流不息”，点钞工要一丝不苟地完成和电脑一样精确的点数。动作是单调的，红色的第五套版的百元人民币对眼睛还有刺激，女工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数着，从来不出差错。人民币是人见人爱的东西，但在女工们的眼里见的不是钱，只是产品；作为印钞工人，她们的职业道德是为产品负责。我想，这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因为有所感，灵感顿生， “钱积如山，德立千仞；钱流如川，心如止水”自然就出来了。这两句话受到好评，成为全赋的“文眼”。兹将《中华钱币赋》抄录如次，以飨同好者：
泱泱中华，尧邦禹甸；钱币文化，源远流长。嗟乎，币之
为德大矣哉，九州方圆，四海苍苍。
货币肇于流通，古以真贝为币。青铜之光，文明初现；铜
贝以代天然，允称社会化石。春秋战国，群雄并起；刀布圜钱，
各呈其异。秦扫六合，币制一统，天下推行秦半两；大汉雄风，
威加海内，赫赫三官五铢钱。开元通宝，盛世新制，郁郁乎大
唐华章；“扬一益二”，巴蜀风华，交子兮通行市廛。自元迄清，
代有所成。八思巴文，元人之币；大明宝钞，四海颁行。爰及
近世，西风东渐，机制货币，蜕变更新。弹指千年岁月，浩浩
革命风云。金融苏维埃，边币陕甘宁；一唱雄鸡天下白，共和
国法定人民币。
煮酒论英雄，翘楚成钞人。两度创业，风云际会；一以贯之，东河精神。
热血共汗水挥洒，厂史为国史增辉。钱积如山，德立千仞；
钱流如川，心如止水。金本位，银本位，人民利益人民本位。
高品质，高素质，国家名片国家声誉。长思金融安危，放眼市场风云。
通天大道，九千九百九十九：成钞风流，日新月新岁岁新！
举世惊艳，大中华和平崛起；金融风暴，人民币一诺千
金。千禧发轫，建树再建树；世纪征程，行行重行行。朗朗乾
坤，云蒸霞蔚，赋以咏言，惟祝惟颂：伟哉，盛世中国！伟哉，
中国人民币！
此赋刊刻成碑，受到金融界的欢迎。它除了对中国金融的沿流和发展作了艺术概括外，更重要的是写出了这个行业独有的道德精神。以后碑文由书法家葛晨书写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而写作的过程，也是知识增殖的过程。现在在钱币市场，我也可以说三道四，人家也把我当作半个钱币学家相许，还应邀给某个单位开个一次中国钱币文化讲座。盖满壶不响，半壶响丁当也。可以说，每一次的“用”都使我在相应的领域开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而知识的不断丰富又为我面对新的挑战作了铺垫，夯实了基础，增强了信心，昂扬了士气；而且在我的兵器库里增添了利器。
学用或者说知行是一个系统。系统就有“输入”（input）和“输
出”（output）。如果一个系统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这个系统就是封闭的，就会导致“热寂”而解构。输出就是保持与外界的的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使系统开放，保持新鲜和活力，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说书生百无一用，是因为书生缺乏“输出”的环节，这个系统不完备，所以常吃亏，惹人耻笑。一旦补上这个环节，书生就是智者，还不知道谁笑谁哩！
六、一本书主义
如前所述，不少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始终不得其要，一个重要的因为就是他没有读通读透一本书。当然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著作，它应该是经典。我把一本书作为治学的奠基石，称为“一本书主义”。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一棵树的生长需要发达的根系，一座建筑的稳固需要打牢基础，一口油井需要深钻才能出油，那么一个人在学业上要有所造诣，也同样需要有一部能支撑他的大书。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当然是夸张之辞，但是一部关键的书所起的作用实在是不能低估的。你问问很多从学校出来的人，你这一辈子读的什么书最重要乃至决定你的命运，大部分都茫然，或者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本来没有这样做过，书虽然读了不少，但没有一本书能引领风流。我在一些单位讲《“野战”十三经》，谈到“一本书主义”时，不少人恍然大悟，表示以前读书不得其要，看来真是要读透一本书了。我以前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产生这种想法，源于我读研究生的体验。
1 郑朝宗先生和《管锥编》研究
1979年秋，我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专业是文艺评论。我的导师是郑朝宗先生。他是钱钟书的挚友。从一开始，郑先生就没让我们读当时风行的《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一类的书，他独辟蹊径，一不做二不休，把刚刚出版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作为教材。整整三年，研究生读的主要就是这部书，（当然也旁及钱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著作）这在相同专业的高校绝无仅有，可谓别开生面了。尽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郑先生却初衷不改，坚持下来。郑先生何以要这样做，是基于对钱钟书和这部著作的深切了解。
尽管上个世纪70年代钱钟书的地位还不像以后那样如日中天。但郑先生认定钱是中国学术的一代宗师。他经常讲钱先生的轶事，其中谈到吴宓先生告诉他的一段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宓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钱钟书绝非浪得虚名，虽然五、六十年代近于销声匿迹，但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完成的《管锥编》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座丰碑。
《管锥编》甫问世，郑先生撰文作了这一点评价：“在十年浩劫，学术凋敝的情景下，出现了一部如此结实，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的批评著作，也大堪自慰，可见魑魅魍魉可肆虐于一时，而终不能夺我民族秀灵之气，薪不尽，火犹传，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发扬光大，重放异彩。”把《管锥编》和民族的灵秀之气及民族文化的承传和光大联系起来，足见其书的价值。《管锥编》是采用札记和随笔写成的一部巨著，有一千二百多则，广泛征引了中外各类著作，其中一部分属于考订的性质，其余或衡文，或论史，或阐明哲理。这部书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下，对中西文化作了精湛的研究，几乎涉及到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可称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郑先生在引导我们读《管锥编》的时候也很讲究。他精选了一百余则作为导读，内容大部分和文艺与美学相关，布置的作业，也是围绕《管锥编》选题。更多时间是自学和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三年后，郑先生把四个研究生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管锥编>研究论文集》，为“钱学”研究首开先河。
2 《管锥编》实用举隅及对文艺评论的启示
三年的《管锥编》研究使我获益匪浅，无论是知识的积累、学
术的视野、文字的表达，还是治学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都较之过去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姑拈出三点，以概其余。
a、个案之一：《管锥编》与《南湖赋》的写作
我曾为武汉写过《南湖赋》。南湖和著名的东胡相邻，烟波浩淼，杨柳依依，是个风景胜地。南湖周围还有好几所高校，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写作的时候，资料甚少。但我还是很快找到了灵感，盖因我从《管锥编》中理出了文脉。钱先生在书中评骘的十部古籍中就有《楚辞洪兴祖补注》。武汉是楚地，是受楚文化浸淫的地方。如果能在《楚辞》中作一些挖掘，哪怕是写得虚一点，也氤蕴着文化的氛围。为此，我重新翻检了《管锥编》的有关部分，吸取了营养，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南湖赋》的写作。下面摘录的是该赋第一段文字：
悠悠白云黄鹤，浩浩汉水长江。清风起兮沧浪涌，楚物鲜
明楚声壮。东君巡天，光照南湖之水；山鬼沐浴，惊艳千湖之
乡。社橘初黄，依稀屈子行吟泽畔；涛升云灭，仿佛太白醉写
华章。日华飘彩，素月分辉，湖光潋滟，汀葭苍苍。闻牧笛之
长吹，听渔歌之晚唱。范公吟诗，“汉树有情横北渚”；山谷泳
湖，“凭栏十里芰荷香”。楚天极目，昊昊晴天云影；高观绿满，
映照山色湖光。往事越千年，涛声话春秋。何期一夜春风起，
学府高楼薄云天。盛世南湖嘉年华，中南民大赋新篇。
该赋刊刻立石后，大家觉得这一段写得较好，有文化味和楚地特色。我不是湖北人，对南湖更是知之甚少，如果没有对《管锥编》的谙熟，写起来肯定会困难得多。
b、个案之二：“两个打通”与雕塑创作
钱钟书先生治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叫“两个打通”，它指的是：“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第一个打通表现了一种开放的精神和世界性的眼光。第二个打通则是强调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融会贯通，它要求我们治学和实践不要拘泥于某一学科，某一流派，没有程式，而要有综合和创造的眼光。《管锥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两个打通”的文本表现。
“两个打通”我觉得是现代学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当然要达到钱先生的水平很难，但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在以后的学用中，几乎每遇到问题，我条件反射地就想到“两个打通”。“两个打通”，一通百通，它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在一些我不熟悉的领域也同样出奇制胜。
2001年我为大大型浮雕《巴蜀文化墙》撰写创意设计文字。我把五千年的巴蜀文明用十个经典片段来加以表现。但仅仅这样，算不得高明。我在每个空间片段中又注入了打通古今的时间元素，并综合了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由是，《巴蜀文化墙》独特的风格就盎然出焉。比如“李冰治水”这一片段是这样设计的：我用“富于包孕的片刻”的美学原理作为构图的基本法则，选择李冰率众将要凿开宝瓶口的那一刹那，与之衔接的画面则是都江堰万顷春水，而在水面上采用影视“叠印”的手法，把都江堰的堰功人物诸如文翁、诸葛亮、吉当普、丁宝祯等来了个古今大亮相。这在雕塑上可谓别开生面了。何以如斯，其源盖出于钱钟书的“两个打通”也。
C、《管锥编》与文学评论
如果说这前两个例子都是具体的案例，那么第三点则是略带宏观性的阐述。我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我认为《管锥编》对此同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其中下面的三点，尤其对当前的评论工作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其一、“以实涵虚”的文艺批评
“以实涵虚”是郑朝宗先生对钱钟书《管锥编》文艺批评的概括。所谓“实”就是广泛而详细地占有资料，所谓“虚”，就是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所谓“涵”就是整合的过程。“以实涵虚”，即谓我们的文艺批评，应该从感性的材料出发，提倡具体的文艺鉴赏和批评，并从中引出文艺的规律来。钱钟书在谈艺中多次批评“见林而不见树”的倾向。这里的“林”指的是虚化的理性教条。本来对事物的概括和抽象是理性的的胜利，它创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模式。但是理性一旦僵化，反过来限制和扼杀了人们对鲜活的有生命的事物的认识。钱先生的“以实涵虚”强调的是对具体、感性状态的“树”的重视，打破那种僵化的理论系统和纯粹靠概念演绎的治学和批评方法。每有所论，钱先生总是打开腹笥，旁征博引，八音交响，群轻折轴，把古今中外种种复杂带有偶然性的文艺现象，爬梳理董，把那些表面看来“群言歧出，彼此是非”，实则“事理同”、“思路同”的零碎材料加以整合，使其“散线成串”，“开弓满月”，成为颠扑不破、铜打铁造的艺术规律。但这仅仅走了第一步。以实涵虚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逆反运动。它还要以总结出来的文艺规律重新观照审视原有的和新出现的材料，使其价值再度增殖和升华。毫无疑问，这一批评方法是科学的。反观当下的文艺批评，动辄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对鲜活感性的文学现象了无兴趣，大而无当，玄言虚谈成为时髦，这极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由是，钱钟书的“以实涵虚”不失为匡正当前文艺批评的一剂良药。
其二、文艺批评的辩证思维
钱先生善于用辩证的眼光审视万物，同时又能从万物中发掘出辩证的意蕴。钱钟书认为，“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所以他谈艺从不作一面观，“圆览”、“周到”、“循环阐释”，成为他考论诗文、解会赏析的的基本方式。《管锥编》洋洋大观，包罗万象，钱钟书以辩证之道一以贯之，“一解即是一切解，一切解即是一解”，机圆语活，拈起放下，举重若轻，处处表现出一种哲人的风范。另一方面，钱钟书又长于平淡中见奇崛。他从不认为辩证法是哲学的专利。譬如钱先生把文章中的“蟠蛇章法”和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相勾挂，使这一古老的作文之法获得了新质。
还须指出的是，钱先生非常重视辩证思维中的整体观念。他衡文谈艺强调的是整体把握和整体效应，从不津津于局部的感受体验，歧出分训又同时合训，分见两边又通观一体，都是力求鉴赏和批评有系统性。如文艺是情感的传达，但是如何理解情感，钱先生就有独到之处。人的感情，古人有称“六情”、“七情”之称。问题是有没有单一的感情？钱钟书从整体观念出发，拈出“杂糅情感”一语，标示情感之辩证。他指出，《左传》就有“乐忧”、“乐哀”之说，“即柏拉图论论杂糅不纯之乐趣所言‘亦甜亦苦’，如怒亦挟喜、哀亦兼乐，……常语亦曰‘痛快’，若示痛与快并。”喜、怒、哀、乐，心性之学多分而论之，一经钱钟书的整合，就令人耳目一新。钱先生谈艺的整体观，不啻是是对当前文评机械论的反拨。
其三、生动的文评语言
现在的文艺评论语言上普遍干瘪，了无生气。钱先生对批评语言作了大胆的创造，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语言。这种语言把论证的精密和文学的审美打通，熔思辨和文采于一体。读钱先生的著作，你既为钱先生运用语言析理所折服，又顿觉高文何绮，好句如珠，获得一种审美的感受。有趣的是，钱钟书对文言也作了新的创造。《管锥编》就是用文言写成，有人以“典雅”来加以概括。其实何止典雅，生动、幽默、机趣又富于弹性，其表意的功能，大大超过了传统的文言；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考虑，在当今的学术著作撰写中文言还有没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文言的生命力是否到“五四”就终止了？
《管锥编》对文艺评论的启示远不止以上3点，所以这样谈，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对当下的文艺批评特别有针砭意义。另一方面，我从事多年的文艺批评工作，已先后撰写了近百万字的评论文字，主要思路和方法也是从钱先生这些论述和观念中吸取了营养，因而很有所感，便写下了上述文字，希望能引起文艺界同仁的注意。
由此可见，一本真正有价值的书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能在各方面给你以积极的影响和启发，源头活水，不绝而来。一些研究生经常找我求教，我总是说先去把《管锥编》读懂，然后再来和我磋商。治文史者，不能不读钱钟书的《管锥编》也。
当然，有的人会说我举的例子是否特殊了些，因为《管锥编》不同于一般的书。在我看来，惟其特殊，才更有一般的意义，才更能说明问题。实际上，任何一部经典，你熟悉了它，弄通了它，都会成为你的根基，都会在你的事业上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以文学创作来讲，写散文的，你把《庄子》烂熟于心，你的散文就会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有《庄子》气。有回忆罗隆基的文章说，罗的文章虎虎有生气，读清华时就天天在宿舍里大声读《庄子》，可见其书的作用。写诗歌的，你把李白的诗歌倒背如流，你也会豪情大长，说不定一不小心就吐出一个盛唐。写戏剧的，你把莎士比亚的戏剧读了又读，你就离戏剧界的大腕不远，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学经济学的，你把萨缪尔孙的《经济学》钻研透彻，你就是半个经济学家；学哲学的，你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读通读透，起码也可以在课堂上舌粲莲花；学历史的，你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读破，做起学问来，也多少有些底气，不会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当然这些书都是我随手拈来，不一定就是该学科最权威的著作，莘莘学子究竟该读什么书，还得请时贤指导，不然要那么多硕导博导干什么！
“一本书主义”为德也大矣，值得推广和提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作者简介：何开四，四川泸州人，出身于教育世家；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是国内首批“钱（钟书）学”研究生。曾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鲁迅文学奖评委，全国茅盾文学奖评委，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顾问。现为四川省诗歌协会会长、四川省散文学会特邀会长，西南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西南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何先生是国内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化人，在文学理论批评、编辑，文学组织以及电视、碑赋写作、文化策划、雕塑及文化景观设计等均有建树，在作家和学人中成就极为突出，特别是在赋的写作上，被海外学者誉为“天下写赋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