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南村委会贿选调查:曾有单人贿选金超千万

　　虽然之前的调研中一再遇到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案例，也听说了很多关于贿选的信息，但到浙江绍南镇调研，看到贿选之普遍，还是相当吃惊。

　　 大吃一惊背后

　　据绍南镇的工作人员介绍，绍南镇在选举中出现贿选的苗头是1995年，2005年贿选即已十分普遍，那时绍南镇的行政村还没有合并，每个村的规模只有几百人，贿选金额一般只有几万、十几万元，额度比较小，且只限于村委会选举。2008年，绍南镇行政村合并，一般行政村都是由过去两到三个村并为一个，人口规模大都在一千多人，这一年全镇村委会选举中开始普遍出现贿选，贿选金额也上升到百万元。到了2011年，绍南镇竟然有三个村的单人贿选金额超过千万元，不仅村支部选举中有贿选，甚至人大代表、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选举中也普遍出现了贿选。

　　为什么绍南镇乃至整个浙江省农村都普遍存在严重的贿选呢？

　　绍南镇有4000多家企业，包括5家上市公司，由此可见在绍南镇这块土地上所聚集的经济密度。这种经济密度可以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财富本身，二是经济发达带动地方土地房产升值，三是经济体的高度关联，四是经济密度附着在生产方面，五是经济密度与政府部门的联系。简单地说，高度发达的经济会将其价值附着在各个方面。贿选的发生大都与以上方面有一定关系。

　　绍南镇经济发达，工厂众多，这些工厂大都是在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且至今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家庭作坊。又因为经济发达，外来务工人员很多，即使不办厂，也可以通过出租住房获利。因此，在绍南镇，宅基地是稀缺资源，村民对宅基地指标的要求很强烈，宅基地指标如何分配基本上由村干部说了算。

　　经济发展带来土地非农使用的需求，可以产生巨额利益。无论是征地，还是非法使用农地用于建设，村干部都可以在其中起到作用。

　　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当上村干部后，通过运作土地资源和掌握土地资源分配来谋取利益，是发生贿选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贿选首先与村干部谋利的空间有关。村集体资源越多，产权界定越模糊，村干部越可能从中捞取好处，村庄贿选就会越严重。

　　村集体资源主要表现为资金、资源、资产，统称“三资”。针对当前农村普遍存在的“三资”管理混乱问题，浙江省也开始加大“三资”清理和管理力量。绍南镇村镇两级一致公认，这两年，绍南镇村级“三资”管理规范程度极大地提高了，村干部再想借集体资源产权模糊来捞好处的可能性降低了。这个意义上看，村干部手中权力的含金量降低了。也是因此，绍南镇的乡村两级干部都认为，2014年村级选举不再可能出现2011年选举中过千万元贿选的情况。

　　无论“三资”管理规范与否，经济发展一定要征用村集体所有农业用地为国有建设用地，政府征地一定离不开村干部的协助，而村干部协助政府征地，政府必在其他方面给予回报，这是一种默契。也就是说，在征地比较多的村，村干部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因此，征地多的村，贿选要比一般村更为严重。

　　以上分解为二，集体资源管理越不规范，贿选越严重；集体资源越有变现机会，贿选越严重。

　　 贿选的深层动因

　　除了要当村干部捞好处而贿选以外，贿选的发生还有更多理由。

　　第二条理解贿选的理由是，只有富人、有钱人、企业家，才有能力贿选当村干部，而当上村干部可能对自己办企业有好处。也就是说，虽然从村庄中无法收回投入，却可以借村干部这一身份从其他方面收回投入。

　　绍南镇的企业大都是从家庭作坊开始，因此都是很不规范的，这种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用地大都是未批先建，违法建设；二是普遍存在偷税漏税，当了村干部，就可能更方便与政府各部门打交道，更好地与政府部门互动，从而可以降低被政府部门查办的机会。

　　从调研来看，这方面的情况确实存在。不过，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比如朱家站和牛皋村村主任通过选举上来，却因为得罪了人，被村民举报而遭到政府部门查处，其经济损失都在几百万元。相反，其他大量没有当村干部的企业却平安无事。或者说，至少在绍南镇，企业家还没有担心政府查处自己违建和偷税到一定要通过贿选来当上村干部以自我保护的地步。试想用上千万元贿选，这本身是高成本！

　　因此就有第三条理解贿选的理由，即在绍南镇这个经济密度、产业关联度高、商业机会无限的地区，通过当选村干部来获得比一般单纯企业家更多的政治资本、社会声誉，从而可以助企业经营以一臂之力。

　　除以上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绍南镇的贿选还有其他理由。

　　绍南镇经济发达，富人很多。在这样一个富人聚集的地方，一个人要想活得有价值，被人瞧得起，具有美誉度，有面子，仅仅有钱是不够的。若能当上村干部，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自己可以比一般只是有钱的人不同，还多少有点权，还可以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还可以进入到政经一体、官商一体的更核心的绍南镇名人圈中。钱越多，大家越有钱，通过钱来实现自己有意义人生、展现自己独特价值就越难了。因此，通过参加选举来寻找人生的刺激，来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意义，就是应有之义。

　　因此，排除所有利益的考虑，越是经济发达地区，有钱的人越是可能通过竞争社区内的诸如村干部职位这样的游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价值密集产生了意义密集，意义密集通过竞争村干部职位等所有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表现出来。

　　这样看来，绍南镇、浙江省乃至全国农村出现村庄贿选，不能只归结为经济利益，更不能说就是要当村干部贪污。

　 　地方政府和村民怎么看

　　绍南镇的经济密集，必然表现为事务众多，各种政务、村务，各种利益矛盾，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事务必然密集。在绍南镇这样一块具有极强经济活力的地方，消极政府是不可能的，村民利益也时时面临调整。因此要在绍南镇这块土地上当一个消极无为的村干部是很难的，一个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绍南镇也是当不成村干部的。

　　举例来说，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就要搞规划搞建设，就要征地拆迁，就要面对巨大利益调整与分配，就一定会有钉子户出来。如果没有得力村干部配合政府，政府任何事情都办不好。因此，政府必然要求有强势的有能力的人来当村干部。

　　经济快速发展，当地村民就要抓住机会来获得利益，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各种尝试并因此引发各种矛盾纠纷。村民之间有了矛盾纠纷，就尤其需要强有力的村干部来帮助解决。

　　什么人才有能力来当这个强势的村干部？在绍南镇，只有有钱人、富人、财大气粗的人，才能当强势村干部，村干部本身与政府部门有极大的不同，就是政府部门有执法权，有国家力量在背后作支持。因此，政府部门不需要以财大气粗来作为自己行使权力的基础。村干部则不同，村干部背后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且村干部所做工作都是细小琐碎规范性低、很难讲得清楚边界的地带，村干部就要靠国家权力以外的力量来表现自己的强势。

　　在取消农业税前，在中西部地区，村干部为了收取农业税费和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一个办法是使用身体暴力，这样就有黑恶势力进入到村干部队伍中来。绍南镇现在要有强势村干部，当然可以不用黑恶势力，而可以用财大气粗的富人。

　　富人当村干部，有头脑、有经济实力，在村级治理中，面对不讲道理的钉子户，他们可以说“我不仅说得过你，而且打得过你”，这个“打得过”，并不是真正打架，而是钉子户如果硬要胡搅蛮缠，富人村干部就可能通过自己结交的广泛关系来形成对钉子户全方位的打压，甚至可以动员在自己工厂当中层干部的钉子户的兄弟与钉子户绝交。富人村干部中的“富人”的含义是具有极大的资源量，这种资源量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权力。资源就是让自己办成难办事情的能力。

　　这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绍南镇，政府需要有能力的强势村干部，富人正是这样的好的村干部人选。而从村民来讲，因为富人村干部有能力解决自己可能面对的各种冲突，及富人村干部更有气势压服钉子户从而更有能力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体系，维持村庄治理的有序，村民也欢迎富人村干部。

　　这样一来，在绍南镇的地域上，不是富人也就根本不要想当村干部这个事情了。既然必然是富人当村干部，村民就会认为贿选让自己得点钱又有什么不好？

　　由此，便出现了富人治村不可逆的后果。

　　 警惕基层政商合谋

　　富人当村干部，是否会出现为富不仁及富人村干部对抗政府的情况呢？

　　从绍南镇调研来看，虽然政府是欢迎富人当村干部，及默许贿选，富人村干部也早已替代了传统的村干部，甚至这些年当选为各个村村支书者，基本上都是前些年通过贿选当上村主任，然后入党再来当选村支书的。但从目前来看，绍南镇的富人村干部远还没有达到敢与政府对抗的地步，因为政府掌握公权力，而富人村干部几乎人人办有企业，企业对政府有极大的依赖，除正面依赖以外，绍南镇几乎没有企业不存在违法占地、偷税漏税和污染环境等等问题。任何一项问题查起来，企业都几乎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最有控制财大气粗富人村干部的能力。

　　正是因此，在绍南镇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富人阶层+一个强势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这个合谋的结果之一是绍南镇地区最多数的一般村民被排斥了出去。村民自治制度及其选举制度以与我们过去的和通常的想象相当不同的方式，开辟了自己的道路。 项村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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