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民族政策展示我党民族政策雏形

四川在线消息(赵荣美 记者 郝勇) “长征途中，红军曾经过苗、瑶、壮、侗、土家、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50%以上。”10月22日，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资料室里，该研究室宣教处工作人员、党史研究者马睿告诉记者。

马睿说，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的民族工作，是党的地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征中经过的土家、苗、彝、羌、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和千差万别的民族习俗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红军在不同民族地区有着许多鲜明的特点。

入川之初，红军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提倡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大力发动少数民族劳苦大众参加红军;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苏维埃政权。1935年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逐渐成为红军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政策，通过统战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党领导的红色政权。

“这些民族政策虽然不尽完善，但它毕竟较为完整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雏形，为我国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马睿说。

长征中，一路上留下了许多红军与各少数民族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佳话。

红军在川南川西南实施的民族政策

马睿说，红一方面军在民族杂居地区的民族政策，实施于川南的苗、汉杂居区和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彝，汉杂居地区。

四渡赤水期间，红一方面军继续贯彻执行入川前的民族政策，对杂居区各民族人民秋毫无犯，在各族人民中产生巨大影响。红一方面军还帮助中共川南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制定了《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战斗纲领》，规定了红军对于散居于川南地区等各少数民族的政策，明确指出：散居于川、滇、黔边的苗、彝、瑶等民族，历来受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失去了土地、自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民族自决，组织苏维埃政权和红军。

马睿介绍，红一方面军离开后，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南特委领导下，于叙永县建立了苗民政府。这个人民革命政权是川南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当家作主自治权利的一次尝试。

“红军经过冕宁县时，也留下了一段彝海结盟的佳话。”马睿说，冕宁县城以北的拖乌区为彝族聚居区。红军主力部队通过该聚居区时，在冕宁县城打开国民党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扣留作为人质的彝族头人，开仓济贫，将打土豪所得财务分给彝族群众，党中央负责人亲自做彝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帮助冕宁县人民建立临时革命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进入拖乌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又在鱼海子(今彝海)与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按民族习俗共饮血酒，歃血为盟，由小叶丹亲自派人护送红军穿越彝族聚居区。

红军的民族政策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红军顺利完成了佯攻大树堡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主力军在安顺场顺利渡过了大渡河。

红军在川西北实施的民族政策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上游地区之前，就着手组织调查研究川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情况，研究结果书面上报总部，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据。

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封锁线后，继续执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进驻茂县之初，红军派出工作队开展了大量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帮助各地少数民族建立党领导下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在短短几个月内，使工农苏维埃政权遍布于川西北的“改土归流”地区和屯守备统治地区。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进入懋功地区不久，党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康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纲领。在重申民族自决原则和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号召康藏人民行动起来：建立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政权;组织赤色游击队、自卫军、人民革命军，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保护群众，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积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便学得红军长期进行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

马睿说，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入川期间，执行的民族政策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为后来“沙窝会议”制定党的民族工作基本方针，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