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鱿鱼游戏》，走进“地狱韩国”
因为它太不真实，也因为它过于真实。
《鱿鱼游戏》到底有多火？
发行23天后，全球超过1.32亿家庭看过这部韩剧。
首播两周内，语言学习软件多邻国的海外新学韩语用户激增。
韩国大型超市鱿鱼近期销量较往年暴涨约四分之一，全国的港口都在展开激烈的鱿鱼争夺赛。
中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也卷入了这场韩流文化的全球风暴，糖果色制服和黑色面具成了跨境爆款商品，各色订单应接不暇。
我们为何如此痴迷于这部韩剧？
《鱿鱼游戏》的故事主线并不复杂。被巨额债务逼至绝境的456名玩家以性命为筹码，加入一场基于童年游戏的奖金争夺赛。玩家们在混合童真与暴力的关卡中彼此厮斗，直至最后一人生存获胜，将45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奖金收入囊中。
将角色置于极限情境，对人性进行拷问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主题。从好莱坞大片《饥饿游戏》到日本漫改电影《诚如神之所说》，再到前几年的国产影片《动物世界》，均带有浓重的反乌托邦色彩。
但《鱿鱼游戏》仍凭借自己的独特之处强势“出圈”。
因为它太不真实，也因为它过于真实。
虚拟场景和魔幻现实
456人被圈禁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小岛。在这里，杀人不受约束，道德反而是枷锁。目光所及都装有摄像头。室内装置既像监狱，又像儿童乐园。室外场所被彩色涂鸦的假画板包围，只有头顶的一小方天空是真的。
和《楚门的世界》如出一辙的荒诞设定以及夸张道具和甜美色调的混搭，都给人一种强烈认知，这样的超现实画面在生活中不可能存在。
而将玩家们带到这个真人斗兽场的个体遭遇，却是韩国社会的真实弊病。
脱北者金某表示，为与家人团聚，她曾给过中介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3万元）。“钱被骗走了，至今没能把孩子带来”。
据韩国电视台JTBC报道，渴望与孩子团聚的脱北者遭遇中介诈骗，多年积蓄被一卷而空；来自柬埔寨的外国劳工在工作时膝盖破裂，却从未得到雇主赔偿；还有非法高利贷的受害者，他们被迫签下空白保证书，按下手印，“只要有这个，你的人生就会完蛋。”剧中登场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在今天找到原型。
《鱿鱼游戏》里，负债累累束手无策、只能赌上性命殊死一搏的参赛者，似乎正是这些边缘群体的缩影。同时作为背景的，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随着贫富差距不断加剧，超重的债务负担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顽疾。
韩国家庭负债规模自有记录以来节节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今年的最新数字甚至超过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随着经济形势恶化，韩国家庭部门的偿还能力急速减弱。这让许多人陷入困境，在阶层跌落的边缘苦苦挣扎。
“汉江奇迹”不再，
“地狱韩国”显现
韩国经济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飞，其增长规模令全球惊叹，被列入“亚洲四小龙”。
《鱿鱼游戏》的主人公成奇勋成长于这个黄金年代，也见证了它的消亡。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下岗潮爆发，奇勋没能躲过时代的滚轮。被裁员后，他先后开过炸鸡店和小吃店，但都因经营不善倒闭，欠下一屁股烂账，还染上好赌习性，只能靠当代驾和送快递维生。
《鱿鱼游戏》主人公成奇勋。导演黄东赫表示，这个人物的设定参考了2009年真实发生过的裁员事件。他希望告诉观众，奇勋的遭遇有可能在任何人身上发生。当时，韩国第五大车企双龙汽车陷入经营困境，公司为削减成本计划裁员超过两千人，工会组织罢工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了两个半月。
《鱿鱼游戏》上线后，亲历双龙汽车裁员事件的李昌根说，自己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因为曾经“同事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被解雇后，只能靠打零工糊口，许多人生活陷入窘境。根据高丽大学的一份报告，至少28名双龙下岗工人或其亲属死于自杀或严重的健康问题。
在大流行仍未消退的时节，也有声音指出，遭到防疫打击的个体工商户与片中人物的绝望处境如出一辙。许多人因为资金链断裂，店铺面临倒闭危机；还有人无法发放工资和缴清房租，像主人公一样，四处借钱然后四处碰壁。
疫情以来，韩国至少有22名自雇人士在债务压力下自杀。根据韩国小工商业者联合会和全国个体经营者非常对策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个体经营者累积的债务就高达6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600亿元），关闭的店铺数量超过45.3万家。
仅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韩国个体经营者累积的债务就高达6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600亿元），关闭的店铺数量超过45.3万家。
与此同时，韩国迎来就业寒冬。韩国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韩国青年就业率就只有42.2%。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无疑将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梨花女子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沈玟我就感受到了大环境的冷峻。她提到，因为公司招人少，简历合格率大幅降低；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竞争更加激烈。“和朋友们聊天的时候，经常从头到尾谈的都是就业问题，”她说，“只有亲自经历，才能真的了解有多难。”
对于正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来说，现实的不平等和未来经济前景的黯淡令他们感到不安。他们在竞争教育的熏陶中长大，经历过“汉江奇迹”的父辈告诉他们，努力就会有收获。
但原来的康庄大道早已被走成独木桥，竞争更加惨烈，回报却大不如前。《韩国日报》去年对千禧一代的一项调查表明，70.5%的受访者都认同，没有希望的“地狱韩国”已经成为韩国社会的某种自画像。
每次游戏开始前，玩家们都要经过的糖果色楼梯。这似乎象征着底层人士幻想往上攀爬的阶梯，看似明亮，实则血腥。
在无望的上升通道挣扎
过去十余年间，韩国经济不平等的扩大造就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夹在两者之间的人也并不好过。中产阶级规模年年缩水，往下跌落的比爬上去的多。
《鱿鱼游戏》中，毕业于首尔大学的“精英人士”曹尚佑正是被这一鸿沟吞噬的牺牲品。他出生于没有背景的“土汤匙”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人人艳羡的“SKY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大公司就职。这俨然已是一个成功故事，但他却渴望爬得更高。自恃聪明的曹尚佑挪用公款投资期货，结果押注失败，跌入债务深渊。
和剧中人一样梦想撬动杠杆、实现阶级跃迁的，是大批不惧借贷投资的韩国年轻人。在大流行创纪录的低利率和财政刺激带来的流动性下，他们前赴后继涌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韩国一度出现青年借贷狂潮。
从机会主义的角度切入，韩国人借钱也要投资的理由并不复杂。韩国社会原有的上升通道竞争“浓度”早已超标，作为普通人，在学校被“学阀”压制，在职场被财阀挤压已成常态，想要出人头地，只有兵行险招。在一些人看来，股市和虚拟货币等高风险投资是他们打破阶层壁垒、超越父母的最后风口。
贷款买房的逻辑也不外乎如此。疫情之下，全球楼市遭遇冲击，首尔房价却逆势上涨。央行放水催化了行情，但恐慌性购房的背后，还是对房价未来继续攀升的预期。文在寅上台后，年年楼市新政，年年房价上涨。结果是：有产者变得更富，穷人距离买房目标更远，咬牙“上车”的普通人签下合约后，背上沉重债务。
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由于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飙升，2020年韩国收入上位圈前20%的平均身家高达11.2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12万元），为最底层20%收入者的166.64倍。
Youtube用户以《鱿鱼游戏》为蓝本自制的视频《文在寅游戏》。《文在寅游戏》与资本主义之恶
受《鱿鱼游戏》启发，有网友围绕房价飙升、个体户自杀、性别对立等问题，制作了名为《文在寅游戏》的系列短片，讽刺当前韩国民众面临的“生死考验”都是由于本届政府的奇葩游戏设定。影片上线后好评如潮，引发热议。
从一开始，导演黄东赫对《鱿鱼游戏》的现实意义就毫不避讳。他说自己想写的正是一个“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寓言”。他提到韩国社会对竞争的重视，以及资本主义对待失败者的残酷。但他想要人们记住那些失败者：正如剧中所展示的，失败者成奇勋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走到最后。
回到《鱿鱼游戏》。
当头顶主角光环的奇勋赢得游戏，回到现实世界，已是寒冬。母亲在家中孤独死去，无人知晓，女儿也早已跟继父一起搬往美国。他怀揣巨额奖金，却失去生活意志，浑噩度日。
本季剧情最大的谜底也在结尾前得以揭晓。整场杀戮游戏的操盘手正是所有选手中的001号，那个名叫吴一男的瘦弱老人。与奇勋再次会面时，他剖白了自己亲身下场游戏的动机：生命苦短，而有钱太无趣。
对此，仁荷大医院的医生宋浚豪表示，世人常常以为金钱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金钱可以买幸福，但这只是错觉。“我在诊室曾无数次看到像奇勋妈妈那样的人。我向你保证，他们迫切希望的是关心和爱，而不是金钱。”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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