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禁烧:多站在农民角度想出路

28.10.2015  12:42

  施维

  不能一边不让农民烧秸秆,一边又不给他们提供方便、经济的处理渠道;一边对空气污染忧心忡忡,一边却对农民的难处和需求应对乏力;一边高喊着大气污染防控目标,一边却不愿意为农民支付起码的环保成本。这不科学,也不现实,更不公平。

  年复一年,每年此时,伴随着粮食收获,关于秸秆焚烧的问题都会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老大难。

  本来只是农业生产链条中一个微小的细节,但是近些年来,随着雾霾频频来袭,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秸秆焚烧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大众话题、热点话题。也越来越成为特定时节基层工作最大的挑战之一。一些地方因为秸秆焚烧工作不力,干部被处罚,地方财政资金被扣甚至罚款。就在不久前,国家级贫困县、河南周口市太康县因禁烧工作不力,被周口市政府通报批评,先期经济处罚2000万元,多位领导干部受处分,并行政拘留90人,训诫420多人。今年上半年,安徽宿州8个乡镇14名党政一把手因禁烧不力被免职。

  自从1999年环保部出台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规定,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为何年年禁烧年年烧?为何16年了还解决不了一个秸秆焚烧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缺乏对农民真正贴心实际的关怀和体谅,没有站在农民角度想出路。

  不是曾有干部问农民:“为什么一亩补贴20元你还烧?”农民回答说:“我再给你20元,你把秸秆给我运出去行吗?”这番对话其实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多年以来,在实践中我们探索出了不少科学有效的措施来进行“疏导”。例如,在甘肃等地畜牧业很发达,秸秆都用于饲料,焚烧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有的地方也想通过发展畜牧业解决这一难题,但是当地没有养殖的传统,畜牧业发展缓慢,饲料用量非常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些地方想发展秸秆编织产业,但是村子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老人编几个篮子卖不上价钱,形成不了产业,也无济于事;秸秆直接粉粹还田最省事,还能提升地力,但是这样比较费油对机械损伤也大,每亩地要增加几十元的成本,在一些地区推广上也有难度;还有的地方发展生物质能源、秸秆综合利用,但是要么消耗量有限,要么在商业推广上存在困难,要付出不小的经济代价。总体而言,当前在秸秆禁烧上更具体的鼓励引导措施仍然非常模糊,农民没有真正享受到秸秆禁烧的实惠,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的相关配套措施依然不够细化。而且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地方,各有各的情况,如果不能对症下药,不能从地方实际出发、不能从农民的具体需要出发,自然无法解决问题。

  “”的方式更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近年随着环保考核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地方采取严防死守的方式,动辄数万干部进村入户查,数千万财政资金扣,一个火点罚款百万,约谈干部拘留农民,有的还动用了高科技手段。比如陕西渭南市环保执法人员首次使用无人机巡查监测。而陕西兴平市,安装在各角落的30多个红外激光高速摄像头犹如30个“千里眼”,360度无死角监控,24小时全面远程监控秸秆焚烧……短期来看,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无论是行政成本还是社会成本都太高,干部疲于奔命,其他事务无暇顾及,影响干群关系……更重要的是——不可持续,治标不治本。这么大的投入、这么高的成本,如果能够直接补贴给农民运输秸秆、粉碎还田的成本,估计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然,秸秆禁烧,农民也有义务。但是,城市的垃圾处理,背后有着庞大而成熟的垃圾运输、处理系统在支撑。但当农民处理秸秆时,类似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却存在短板。站在农民的角度想想,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秸秆用途越来越窄,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匮乏,种地效益也不高,要农民把秸秆从地里运出来送到收储点,经济上不划算,劳动力也支持不了。更何况,下一季的粮食又要种了,关系到来年的收成和生计,秸秆得马上处理。我们不能一边不让农民烧秸秆,一边又不给他们提供方便、经济的处理渠道;一边对空气污染忧心忡忡,一边却对农民的难处和需求应对乏力;一边高喊着大气污染防控目标,一边却不愿意为农民支付起码的环保成本。这不科学,也不现实,更不公平。

  一位基层环保干部说,秸秆禁烧,农民做了贡献的。希望这份贡献,能换来人们更理性、更宽容地看待尚未解决好的秸秆焚烧问题,能换来更实际有效的扶持。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把禁烧的担子都压到农民和基层干部身上。尤其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多一点对农民的体谅和支持,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探索制定一些更便捷、更实用的秸秆处理办法,加大对农民的禁烧补贴力度,经济上可行、方式上有效、情感上融通,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解决秸秆焚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