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刊文谈PX科学保卫战民意与社会公信力
[时代议题]科学VS民意
日前，《PX，一场特殊的“科学保卫战”》这篇文章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清华化学系学生，在与一些网友在PX的百度词条进行反复拉锯。一时间，科学与民意，似乎成为了对立的两方，甚至变成了零和游戏。
一方面，在中国的许多公共议题中，确实存在反智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总之凭空想象，宁可相信各种“民科”却不尊重专业知识，不信任权威意见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但是在另一方面，某些科普工作者，总之以一副社会精英的姿态高高在上，揪着一个个别问题就将对方全部打为“文傻”、“暴民”、“文科记者祸害”等，也并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态度。在中国复杂的国情下，如何理解民意的根源及背景，如何好好讲道理，恐怕是比看懂各种符号、公式、论文等更难的事。但这是必须做到的。
[开篇] 科学、民意与社会公信力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最近，百度百科上演的一场所谓“科学保卫战”引起广泛关注。6天之内，关于PX“剧毒”还是“低毒”，被反复修改达36次。在十余位清华化工系学生的“捍卫”下，百度百科PX的毒性描述，被定格在“低毒”。“清华化工系誓死守卫词条”、“我们以专业知识担保”、“科学事实无关乎政治”、“清华化工有责任捍卫科学阵地”，这样的留言，也让人们对这些90后的清华学子印象深刻。
近年来，所谓“科学”与“民意”的冲突似乎已成为一个难解的社会问题。在PX、转基因、核电、垃圾焚烧、疫苗等问题上，均有所谓“科学共同体”与“群众”争执不下的现象。“科学共同体”以为真理在握，造福于民，且有国际上成功的实践经验可以援引，但在国内却遭到相当广泛的民意“狙击”。
“知识专政”的限度
在这些争执中，站在“科学”一方的人士往往基于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精英感来指责对方愚昧、反智、文傻、群氓、民粹；而反对方的则经常质疑“科学幌子”背后的资本、阴谋与剥削，他们高举公正的大旗，以“反强权”自居，以为弱势群体代言自居，满腔道德上的优越感。
这些愈演愈烈的争执，又因为缺乏具有强大公信力的社会仲裁机构，而愈发难解。而不论“科学”还是“民意”，当他们习惯性地求助于政治支持时，又都难掩失望。因为，当代中国，政治已越来越回归它的本来面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地覆天翻、杀伐果断的革命传统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的要义在于在多元利益、多元主张中寻求平衡、妥协与和谐，依靠强力来一劳永逸地压制、铲除另一方的做法已不可行。
“科学”与“民主”无疑是现代世界最具正当性的权力话语，在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两者也深入人心。从思想史来看，这两者在现代世界的兴起，都是启蒙运动的后果，具有同源性。按照一些近代哲学家设想的理想状态，科学与民意应该是统一的：民众如果充分启蒙、充分理性，就都会赞成那个唯一正确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人类历史将会进入如数学一般精确、完美的和谐时代。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世界中的科学与民意远不是统一的，而是经常发生冲突。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可能是统一的、“唯一正确的”，关于社会、生活方式，乃至道德情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真理”却可能是多元的、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民众也不可能都是“充分启蒙”、“充分理性”的，人们的智商、教育是有差别的，认识水平是有差别的，真理，比如科学真理，确实可能只是一部分人才能理解、把握的，精英与平民、专家与大众的区别与对立可能永远都会存在。
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当“科学”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听谁的呢？单纯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公共决策依据，科学应该优先于民主，因为科学是事实、真相、真理，而“民意”，即使广泛集合了众人的意见，也可能是谬误。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对这个问题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
在柏拉图看来，政治家之所以有权力来治理国家，是因为政治家的知识，政治家懂得治国的知识。柏拉图说，政治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世界上有关于国家的“准确知识”存在，这样的知识是唯一的、不变的、超越时空而始终如一，像数学一样纯粹。这样的知识存在于理念世界，只能由哲学家通过沉思来把握，而无法从现实世界的经验、风俗、惯例以及群众意见中发现、总结出来。只有哲学家才可能具备这样的知识，因而，在《理想国》中，也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成为政治家，即哲人王。
《理想国》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知识专政”。区别真假政治家的唯一根据就是他是否具有了“知识”，而不在于他是否获得了民意的认可。柏拉图经常把政治家与医生相类比，政治家知道国家的善、如何达到这种善，就如医生知道什么是健康并如何使人恢复健康一样。医生如何治病，无需征求病人的意见，同样，哲学家治国，也无需征求群众的意见。权力来自于知识、真理(truth)，而不来自于意见(opinion)，不来自于群众的授权。
显然，柏拉图的“知识专政”是一种典型的精英主义，是赤裸裸的“反民主”的。他的论证，深刻但片面。精英、专家、知识分子具备较多的知识素养，他们治国，有其合理的理由。然而，人并非活在纯粹的理念世界中，精英可能自肥，在知识与道德上绝对纯粹的哲人王千古难觅，精英的权力需要健康的制衡，民众并非完全被动的“病人”。更重要的是，《理想国》所依据的理性主义独断论也是不成立的。公共决策不能完全从不食烟火的理念世界中演绎出来，现实经验是公共决策的重要基础。至于国家应追求什么样的福祉，也离不开现实经验的随时校正。而民众对幸福的定义与幸福感的切身体验，也是各各不同的，不能被强行“给予”。
“民意”无疑应在公共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席位。事实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种极端的精英主义已被扭转。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制，是尊重社会习惯与经验、融合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混合体制，这是“共和”政治的先声。
到罗马时代，共和政体发展得蔚为大观。“共和”笼统说来就是国家中各种力量、各阶层、各集团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享有利益并互相制衡的制度，它经常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混合，是精英治国与平民治国的融合，这被认为是罗马政体的基本特点。至今美国政制还被一些学者称为“新罗马主义”：总统可类比元首；而最高法院与古罗马的元老院类似，体现了贵族制的成分——大法官非选举产生、终身任职、总统无权罢免；民主方面，古罗马有公民大会，美国有大选，有议会。
在成熟的现代共和体制中，“科学”与“民意”、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是有健康的平衡机制来约束、协调的。社会发展，在大多数时候，需要各种社会力量、不同认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妥协。
在美国，如干细胞的研究与利用、课堂中是否讲授进化论等问题，也都在妥协之中。科学上固然无疑义，但也要考虑到民众的宗教与伦理感受，须知宗教与伦理是人类的深刻的精神需求，它们与科学往往不在一个维度上，不能完全以“科学”与否来评判、决定去留。妥协，不见得就是懦弱的退让，很多时候，它是一种高超的智慧，是心智成熟的表现。而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都有非常惨痛的例子，以“进步”、“科学”之名杀伐果断、移风易俗、地覆天翻，结果却是进一步退两步，得不偿失。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高楼大厦不能在一片沙土上建成，当社会认知差异巨大而深刻，妥协，在妥协基础上努力填平差异，以期水到渠成，这种稳健的改良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难得。因为，这是一个习惯“革命”的民族，一个自古以来权力缺乏制衡的民族。
“信口谎言不倦”
中国近年来“科学”与“民意”的冲突事件，不论PX、转基因、疫苗安全等，都不涉及伦理或宗教问题。这些冲突相对简单，主要是人们的认知水平、科学素养的差距所致。而这其中，许多问题在科学界、在国际上并不存在多少争议，但搬到中国，就争议四起，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非常诡异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既在于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甚至没有正确的“科学观”，也在于公共信任的严重缺乏。
科学的灵魂在于求真，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而，中国的科学传统或者说求真的传统历来就比较薄弱。在近现代西方科学蓬勃发展数百年之后，中国仍停留在“文以载道”的传统中。“文以载道”要求学者的学问著述必须价值先行、道德先行，这使得学问研究很难保证独立性，经常沦为为特定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甚至政治目标服务的工具。而社会的简单、贫乏，也使得粗陋的道德信条能够代替严谨的技术手段，维系国家的运行。
礼教治国、词赋选士、科学不彰，长期以来，国人对“真”缺乏必要的敬畏。20世纪的激进革命，强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氛围，也严重影响到国人正确科学观的形成。在诸多国人心目中，“科学”实际上被降格为“技术”，是为我所用的工具，而非一种以“求真”为目的、无关功利与道德的研究事业。
在有关PX、转基因、疫苗等争议中，可以看到许多用谣言来“彰显正义”的例子。当事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立场正确，就毫无愧色地引用谣言、甚至编造谣言来支持自己的立场。篡改百度PX词条的网友未必不明真相，把转基因说成生化毒剂的人也未必真这么认为，或者未必相信有这么严重，他们可能是为了起到更好的抵制效果，才故意夸大、歪曲。
“信口谎言不倦”，为某种自以为正当的道德或功利目的而罔顾事实、歪曲事实，与国人科学观念薄弱、对“求真”缺乏敬畏的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近代早期的西方人的游记等作品中经常讲到 “爱说谎”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与这种传统也应该大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华学生捍卫词条的行为值得褒扬。事实就是事实，低毒就是低毒，不能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改为剧毒，就如同不能因为同样的需要而宣称水稻亩产数万斤。以谣言彰显正义，不会获得正义，这恰恰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另外，公共信任的缺失，也是上述问题中出现科学与民意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首先，有公信力的民间或官方机构，是社会稳定与理性化的重要基石。当民众困惑之时，可以求助于它们，信任它们给出的答案。而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行政化无所不在、法治精神缺失等因素严重破坏了各种社会机构的公信力，专家变成砖家，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在一些初级的、本不应成为问题的科学问题上聚讼不已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公共信任的缺失还体现在，对很多公众来说，正规渠道的声音，不敌各种小道消息、阴谋论。他们对有关部门的解释与承诺习惯性地不信任。这与他们的判断能力不高有关，也与他们的现实经验 密切相关。无风不起浪，环境保护不力、食品药品不安全、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面对科学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人们需要妥协，更需要建设。妥协是为了更好地推进。而建设，当务之急或正在于公共信任的重建。当然，这早已超出了科普的范畴。
什么才是好科普？
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PX引起的风波、抗争、焦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一次，战火烧到了百度词条。3月30日凌晨，有网友在开放性、人人可修改的百度百科平台中，将PX的毒性描述由“低毒”改成“剧毒”。
几天之后，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王润佳惊讶地发现了这次别有用心的篡改，“词条保卫战”由此展开。面对多次恶意篡改，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反复进行客观更正，并在修改原因中写下了“清华化工系今日誓死守卫词条”的誓言。这个事件引发了高度得关注，特别是一批官媒，对清华化工系学生进行了赞扬。
现代社会生活到处都充满了各种技术，必然的，与技术相伴，也产生了各种风险。民众享受了技术带来的便利，但往往也对技术抱有疑虑，所以，一旦当他们不能正确认识某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在公共事件中，就会作出不理性的选择，甚至出现反智的倾向，对PX词条的恶意篡改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显然，不管PX项目倒底如何，PX本身的低毒性是不争的事实，恶意篡改，并不利于沟通与事情的解决，也使抗议与抵制变了味道。
纠正群众的反智倾向，就得向群众讲道理，所以，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科普就变得非常重要。遗憾的是，在专业问题上，技术精英常常抛出一些艰涩的专业词汇，难免高高在上地直接给出结论。对于质疑，他们往往不屑一顾，动辄发出文傻、媒体造谣等指责。不得不说，这种态度，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他认为，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并让人们爱看，才算够格。
值得高兴的是，在此次词条保卫战中，清华学子的保卫行动，并非单单围绕词条。化工系的同学专门给主力篡改者写信，给他讲科学、谈法律，最后，这名网友不但停止了篡改行为，还发信向化工系学生道歉。清华化工学子还把捍卫PX低毒属性真相的战场拓展到了各大网站，积极参与百度、人人、知乎等网站的答疑释惑，得到了众多网民的赞扬。某种意义上，清华学子义务承担了政府、宣传机构、科研单位的职责。
他们的行为，实际体现了“好科普”的第一个标准：热忱。
不过，围绕一个事件的科普，更重要的还是把握事情的本质。PX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PX来源于石油，是化工行业中非常重要的上游产品，主要用途是生产PTA(精对苯二甲酸)，进而生产聚酯，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国内PX的产能1000万吨左右，每年还需要从韩国、日本等发达工业国进口500万—700万吨。随着国内自给率越来越低，从国外进口PX价格不断上涨。所以，长远看，发展PX，对拉动就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对于有人质疑国内保障PX项目安全的能力，有专家予以了辩护，认为PX生产工艺、流程，以及安全保护措施都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并不存在我国标准和安全保障能力低于国外的现象。不过，遗憾的是，事实恰好相反：我国冶金行业每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80倍；我国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多倍。
由此可见，很多时候，科普者并未说出事情的全部，这或许由于各种不便明说的，你懂的，我也懂得的原因，或仅仅是因为他们知识还不够，或遗忘了学过的知识。
所有的工业项目都是社会中的项目，其不是脱离人类行为而存在的，它并非如教科书中那么简单，从可行性研究，到立项、到预算、招投标，到建设、施工、监理、投产、工人培训、管理，每一个环节都牵涉到人，牵涉到人的各种各样的个体目的与行为。所以，对于具体的复杂工业项目，PX也好，核电也好，这种高复杂度，低熵值的系统，对于其风险的测算，必然需要建立在人的行为基础上，这并不是文科问题，而是标准的急需科普的理工科问题。
显然，这也就是好的科普的第二个标准：真诚。
人的行为受技术规则的制约，所以，人类建立起小至交通规则、调度操作手册，大到施工监理、招投标规则等技术规则，其目的都是最大程度地减小技术风险。但这些规则却不能凭自身自动实现自己，需要人去执行、去遵守，所以，为了制约人的行为，人们发明法治，用法律来保卫规则。但法律同样也不能自我实现，为了实现法治，自由言论、结社等基本公民权利也陆续登上人类文明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民众或许很难科普，但他们发明了使他们具有安全感的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制度。当媒体被压制，言论被钳制，风险也就没有了公开透明的讨论平台与监督渠道，而科普，也都会被视为宣传。
这也就是“好科普”的第三个标准，或者准确地说，好科普的前提条件：具有公信力的新闻环境。
从这个角度，之前多起民众对PX项目的强烈反对，就并不见得如单纯科普语境下那样的愚蒙与无知，相反，是一种直觉性对事实的把握，很多人明白没有足够的制度性保障，那些理论上的技术规则、技术标准只是看似漂亮空中楼阁，并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安全，或者，给予他们与风险相当的补偿与利益。
显然，当下中国的诸多科普问题，诸多建设项目的争议，不单单是纯技术问题，也不单单是科普不到位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管理、制度的社会问题—问题在技术之外，问题在科普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