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岛到离岛，零零后在台陆生的疫情观察
原标题：从本岛到离岛，零零后在台陆生的疫情观察
时间的齿轮悄无声息地转动到了2022年。回顾这两年，似乎整个世界处于从“充满憧憬”转为“坚强挺过”的莫比乌斯环之中。尽管所有人都期待新冠病毒被彻底消灭的那一日，但从目前形势看，人们还需要付出更多代价来实现这个期待。
疫情初期，我在厦门度过，因寒假返乡，滞留了9个月后，才辗转回到位于台南的学校。去年春节，我在台南观察记录了当时台北疫情的暴发。如今，我转学至台湾离岛金门县，与厦门的家仅隔一海十数公里，但依旧因为双边入境需隔离的缘故无法返家。金门由于地处偏远，且有极其严格的入岛检查程序，一直未有发生新冠病例，因而县域部分公共场所与公共活动的防疫措施与台湾本岛有所不同，更为宽松。这也使得我在金门半年来的学习和生活较为放松，发现自己似乎退进一个集避险与观察二合一的“堡垒”空间。
2021年入冬，新一轮疫情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出现袭来。尽管疫苗接种给了人们抵御病毒的希望，奈何防疫措施的松弛使新型变种病毒长驱直入。台湾本岛也出现了一系列由范围疫情逐步扩散的情况，让持续了近半年的平缓情形不复存在，如今又迎来春节期间的人流移动高峰，其面对的防疫压力比去年更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一年来从本岛到离岛的居住、就学和公共活动空间的变化，透过对各类空间进行限定和产生影响的防疫措施，可以观察到隐藏在背后的官方政策和政府态度。
时间拨回2021年初。当时台湾地区疫情已出现大规模暴发迹象，照说各地卫生部门需受防疫指挥中心的规划，但由于疫情发展速度始料未及，很多措施未能跟进，导致各县市病例开始激增，直到四月开始大蔓延，单日新增病例高达数百人，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卫生部门针对此前疏忽进行检讨，开始亡羊补牢，宣布关停一切娱乐场所以及人群易聚集的公共空间，严格监督各地区防疫情况，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境况制定策略，比如最为严重的台北市在六月份采取“封城”措施，持续接近一个月。
彼时我在台南市就学。虽然南部地区疫情相对轻微，但考虑台湾地域很小而南北流动性很大，卫生部门统一标准要求全台所有学校停课，采取线上教学方式。另因台湾大部分高校学生升大二之后会选择在校外租房居住，停课期间住校生也几乎各自回家，学校宿舍内发生群居传染的风险大幅降低，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北部地区也很罕见。
我在台南市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公寓内度过了整个春季，依靠外送员获取每日生活用品。当时外送员成为一大热门职业，大部分民众由此订购食物和用品，也促生了不少街坊传说。直到临近八月，盛夏来临，疫情终于变得可控，中央防疫指挥部随即将警戒等级下调至二级，日常生活逐渐恢复。
台湾当局针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警戒标准，分为四个等级：一级代表有零星病例，或是入台病例个案出现突破感染，但未影响到社区；二级则是病例流入社区且待续追查的情况，集会等公共活动的举办将受到限制；三级以上的情况就相当严重了。台湾自从去年7月27日三级警戒解除之后，就一直维持在二级警戒，没有再降级或升级。
这个警戒标准的登记划分，主要用以规范民众在疫情时期的日常生活空间。社区感染的规模大小和针对感染源的追查结果这两个指标，被当作提升或降低警戒等级的标准，是基于对疫情实际演变情况的分析得出的结果。大多数由个案转为群体感染的情况，都缘由社区中人口基数大与流动量大。感染源探究则是基于面对传染性疾病“由源头进行根除”的传统办法所进行的考量，如果这种办法无法遏制疫情蔓延，那就需要更直接和更严格的措施来进行隔绝。由此可看出，这种分级警戒标准制定是基于对病毒传染性的医学研究。
我在去年八月份转学到金门大学，开始新的生活。抵达金门岛后，我发现，离岛地区的防疫与本岛有些许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所有从台湾本岛至离岛地区的旅客，登机前必须在机场强制做新冠病毒免费采检，结果为阴性才放行。金门岛上社会面的防疫要求比本岛宽松，但学校的防疫办法则是全台湾地区统一标准。金门大学中的各栋教学楼以及宿舍均至多开放两个出入口，皆设有额温检查站，对任何进入校园的人员进行体温检查和扫码登记，各个校务办公室基本实行窗口式作业，并且必须先进行酒精消毒。学校寒假期间也维持同样的防疫标准。
窗口作业区。这些是最基本的疫情防范措施。但假设校园内出现感染病例，校方又以怎样的方式应对呢？以高雄市的高雄科技大学旗津校区为例，该校去年1月21日接到台北内湖防疫中心的通报，指一名刚刚返家的该校学生确诊，校方直接联系高雄防疫指挥中心，后者直接接管宿舍管理权，并将该校区的学生宿舍迅速改造成临时检疫所，与隔离医院相同防疫等级，将已确认为密切接触的七十多位学生以一人一室的形式集中进行隔离，并每日采检直到隔离结束。这一系列行动，比起此前台中东海大学出现病例时校方与卫生部门之间互不让步，有极大的改观，也可看出卫生部门在经历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后的检讨教训及跟进修正。
比起针对容易聚集人群的娱乐场所在人数管控的严格要求，对其他民生公共场合，如餐厅、商店等室内区域的防疫规定，则是给予营业者自我管理的权力。比如在金门岛，有不少餐厅自去年7月27日三级警戒解除后，依旧保持“拒绝店内就餐，只许外带”的服务形式，尽管会对其生意造成影响，但这是店家的防疫评估和选择。部分商店则采取以线上寄货或改为户外取货形式进行销售，也是避免人群聚集的较佳方法。也有其他营业者选择增聘专门员工，在入口对入店顾客人数进行管控，来限制人群聚集。这些店家采用的不同措施，都需根据实时的疫情警戒等级来调整。
“防疫期间，停止内用”。这些措施背后的技术支撑，是台卫生部门通过线上大数据结合市民个人信息进行汇总的手机APP“台湾社交距离”。通过这个APP，将市民每日离家出行至某一场所的精确定位以及时刻进行实名制登记并汇总，以此针对可能发生的群体接触进行预警。例如，如果某人在早上进入星巴克至下午离开，其间恰好有一位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顾客进店，一旦这个顾客被确定为密接者，从他入店开始到离开的这段时间所以在店内的顾客，都可以通过这个APP得知自己可能有染疫风险；卫生部门很快也会联络并下达居家隔离的指令。个人行动的信息收集，同样依靠扫描场所码，任何人只要想进入都需要扫描以保证数据录入，这种二维码遍布任何可能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医院、学校、政府单位、私人公司、旅游景点和社区公园等。
疫情时期个体活动空间受到限制的程度，取决于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对待疫情的态度，而细微之处则体现政府的措施与民众实际履行的关系。这方面，两岸的区别比较明显。台湾各地的防疫策略及强度普遍很有针对性，但实际操作时不是所有人都能配合到位。中国大陆则是反过来，大部分人都自觉听从政府的号令，但地方上的防疫措施制定和执行则有的过度严厉，有的过度松散。
（作者许心宇系金门大学都市计划与景观学系大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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