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解析退休领导人出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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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解析退休领导人出书热

        先有“领导创新”，才有“出版创新”

　　据财新网

　　近日，《温家宝谈教育》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温家宝卸任国务院总理后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该书分为5大部分，即“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关于教育工作的通信”“与大学师生的座谈”，以及“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代序)”和“附录 重视教育工作纪事”。内容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方面，涵盖了温家宝自1995年9月至2013年3月的代表性教育论述，包括讲话、报告、信函、谈话等66篇，约50万字。

　　近年来，卸任高层领导出书逐渐升温的同时，也在悄然变化，像《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与之前出版的“工作文稿”不同，吴官正的《闲来笔潭》被称作“政治家写的文艺作品”。这次出版的《温家宝谈教育》一书，从题材到体裁，从内容到形式也是丰富多彩。

　　那么，卸任高层领导出书，都有哪些新动向？这些动向又折射出什么？新京报专访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教育情怀：一直都把教育放在首位

　　在担任总理的十年间，温家宝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倾注了极大心血，这与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有关系。

　　新京报：温家宝卸任后出版的第一本书选择以教育为主题，有什么考虑？

　　黄书元：从2008年夏天开始，有关方面工作人员即开始着手进行这本书稿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温家宝希望编辑出版这样一本书，能对国家正在推进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有所裨益。随后，成立了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专业人士共同组成的编辑组。这本书5年多前即着手编辑、酝酿出版，因此温家宝退休后首先出版这本谈教育的书，算是水到渠成。

　　新京报：这应该也能说明教育在一个大国总理眼中的地位？

　　黄书元：在担任总理的十年间，温家宝对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倾注了极大心血，推动出台了许多支持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关的论述很丰富。正如温家宝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未来，关系千千万万的学生和家长。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与教育的基础地位有关。

　　新京报：他本人的意见，还是出版社的建议？

　　黄书元：当然，这也与温家宝出身教育世家有关系。他的爷爷在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家乡创办过一所女子小学，可谓开风气之先；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温家宝在书中也多次提及，他对教育有特殊的感情。

　　新京报：《温家宝谈教育》一书中，包括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重视高校科研等领域，问题意识很强。他也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孩子们，献给教育事业，献给祖国未来”，说明什么？

　　黄书元：去行政化、教育家办学、重视高校科研等领域，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人们关注较多的教育改革领域的热点，也是公众期望的后续改革方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公布了“383”改革方案，其中提到要“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这些与《温家宝谈教育》中谈及的诸多内容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在温家宝主持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在《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教育改革发展》讲话中，明确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强调“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我想这正契合了他想出一本“能对国家正在推进的教育发展和改革有所裨益”的书的初衷。

　　新京报：温家宝的教育政策思想中，“穷人教育学”是一个很特别的指向，你怎么理解？

　　黄书元：作为总理，温家宝多次去农村，多次去农民家里探望、去农村中小学看望老师、孩子，他当然知道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的难处，牵挂、关注这些孩子的教育在书中多处流露。

　　“穷人教育学”这个概念是温家宝同志2007年在与北师大师生座谈时谈到的。他谈道：“我们的国家太大……全国发展很不平衡，还有不少地方相当贫困。要使教育成为面向人的教育，真正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圆上学的梦。”他希望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关注贫困家庭和孩子。“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他指出，尽管这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但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

　　新京报：作为出版人，编辑过程中有哪些感触？

　　黄书元：我也曾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的许多亲戚朋友现在还在农村，虽然他们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但他们的孩子的教育，与城市孩子相比差距还很大，我看到总理如此关心穷人孩子的教育，我很感动。

　　我不是教育专家，更没就这个问题与总理交谈过，我只能从一个出版人、普通公民的立场说一点感想。我想温总理阐释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关注贫困家庭，努力实现教育公平。这些内容他在书中的讲话、座谈中多次提及，比如他关于办好农村教育的讲话，就占了书中“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的较多篇幅。他任总理十年间实施的许多政策，都是首先针对农村的。如主持推动实施针对全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两免一补”政策；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制度；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实施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政策等。

              图书演变：从“指导性”到“总结性”

　　从图书出版内容来看，以前更着重出版指导性的工作文稿，现在逐渐增加了一些总结性、思考性和记录性的文稿。

　　新京报：有媒体称卸任高层领导出书都需送审，对吗？有关部门主要审什么？

　　黄书元：我看媒体对“送审”似乎都很感兴趣，最近有一些有关领导人图书出版的文章，也都谈到“送审”这个问题，其实“送审”只是图书出版的一个正常环节。既有外界所认为的政治把关，思想把关，但更多的是事实把关。简言之，就是事实把关远多于“政治把关”。

　　因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思想理论水平都很高，说话为文也都深思熟虑，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出现问题，但是，可能会因时间久远，或记忆上有所偏差，或当时的文字记录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把他们的书稿送请一些当时的部属、熟悉情况的部门帮助把把关，不管是出于事实的准确性，还是我们作为国家出版社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都有必要。

　　因为，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书，我们的要求之一就是“无差错”。因为如果书稿中有些时间、地点、人物不准确，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也很难发现，而通过“送审”则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新京报：就你的出版经历来观察，最近这些年来，卸任高层领导出书发生了哪些变化？

　　黄书元：从书稿整理过程看，以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主要是以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形成某个领导人的文稿编辑小组，统一整理，确定书稿后交由出版社出版。现在，领导人出书，主要以领导人个人及身边工作人员为主，出版社配合参与少量工作，最终确定书稿。

　　从出版社选择来看，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选择出版社，范围会宽一些，比如李瑞环的书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乔石的书曾在长安出版社出版。

　　从图书出版内容来看，以前更着重出版指导性的工作文稿，现在逐渐增加了一些总结性、思考性和记录性的文稿。

　　同时题材也更丰富，可读性加强，比如温家宝的讲话、报告、信函、谈话等形式，比如朱镕基的“答记者问”“讲话实录”，李岚清的音乐笔谈、书法篆刻，吴官正的回忆录、文学创作、绘画作品等。

　　新京报：相比之前的卸任高层领导出书，不管是此次《温家宝谈教育》，还是前一段时间吴官正的《闲来笔潭》，被称作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这种变化会成为趋势吗？

　　黄书元：图书出版后，我也收到不少反馈意见，认为有助于公众重新认识领导人形象，更个性，更丰富，有血有肉，更有人情味，不再有过去那种神圣感和神秘感。比如，温家宝的亲民随和风格，在书中的字里行间都能窥见一斑。

　　之前，公众可能认为吴官正理工科出身，又在中纪委任职，会误认为缺少亲近感，但是《闲来笔潭》刷新了公众的印象，让读者感受到了他思想的深沉、情感的丰富和文笔的优美。

　　其中，还有一定篇幅谈到“信访工作”，吴官正曾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曾是信访大省，而信访问题也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他从平民的视角、平和的心态来回忆自己的工作经历和工作方法，提炼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思路，对当下也有很强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新京报：这种变化会成为发展趋势吗？

　　黄书元：这些总结性、思考性的文字，比工作文稿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政治老人”其实也是“智慧老人”，也能解密卸任高层领导的业余生活。我想这应该是卸任高层领导出书的常态。

              　出版创新：首先是领导人的讲话创新

　　首先是领导人自身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语言的创新，文风的创新，然后才有出版的创新。

　　新京报：我注意到，以前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大多是公开发表过的，而以近两年的出版来看，像朱镕基、吴官正、温家宝的著作中，许多篇章都是“未公开”的，比如温家宝“关于教育工作的通信”的内容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这种趋势说明什么？

　　黄书元：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中央领导是党和国家重要政治决策的制定者和亲历者，他们在任时的一些讲话、报告等在当时的新闻报道无法全部体现出来，卸任后把相关内容整理出来结集出版，其著述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后来者肯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有助于社会大众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也是中国政治决策更加透明化的一种体现。

　　新京报：这几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以及此次的《温家宝谈教育》，都引来舆论的高度关注，算是对之前“文集”形式进行了一种新的探索吧，都是怎么考虑的？

　　黄书元：客观地说，这种文稿、文集的创新，真不敢贪功，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书，首先是领导人自身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语言的创新，文风的创新，然后才有出版的创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出版创新也无能为力。

　　像温家宝，不少文章感情浓烈，有很强的励志色彩。在他与老师、学生的交谈中，他都是以平等的姿态、相互交流，或以丰富的故事、事例，尤其是他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他自己说是以心与人交流，是心声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也很少有说教的地方。

　　以朱镕基为例，他的讲话特点鲜明，往往不看讲稿，脱稿另谈，即兴演讲决定了会更有吸引力，这些语言特色，自然也容易被公众所接受。还有“答记者问”和“讲话实录”的形式，也是结合朱镕基本人的意愿和语言风格，进行整理编辑的。

　　吴官正的《闲来笔潭》是他退下来后的一些思考，文稿是他本人亲笔撰写的，我们只是如实进行梳理出版，其特点和作品风格也非常鲜明。

　　新京报：这种“领导创新”的意义在哪？

　　黄书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是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对过往经历的总结和思考，对国家对社会都是一种财富。而在工作文稿之外的总结与思考，无疑能给当下提供很多启示。他们的书受到热捧，正是领导人个人魅力所在，说明公众在这方面有满足知情权的需求，也说明了政治的日趋透明，和社会的逐渐进步。

　　另一方面，中央现在提出的转变作风文风，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领导创新”，而类似《朱镕基讲话实录》、《闲来笔潭》、《温家宝谈教育》这样的书，也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样本。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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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谈教育》摘录

　　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必须不断深化改革。这里强调几点：一要加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行依法办学、民主管理和监督，增强学校办学自主权。二要倡导教育家办学。教育应当由懂教育的人办，要培养一大批有志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不但大学应由教育家来办，中小学也应由教育家来办。要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管理和办学模式。

　　——摘自《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教育改革发展》（2012年9月7日）

　　对于一个社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公平正义当然包含很广，从收入分配到教育权利，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制度。就是立法必须要做到公平，执法必须要做到公平。我今天一出门就有个感触，我的汽车刚拐弯，就被上访的群众拦住了。我平时有个要求，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群众把我的车拦住了，一定把信接过来，然后妥善地给他安排和回答……你们都是学法律的，我有时在想，什么时候我们的法律，从立法的完备到执法的公正，到诉讼法的健全，使人们不必跑这么远，能够就地解决这些问题，那时我们的社会就进步了。因为所谓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而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依靠法，应该依据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

　　——摘自《依法治国，大力培养优秀法律人才》（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在中国政法大学与学生们座谈时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