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我校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

　　 编者按：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工作，专访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2013年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B04版以《巴蜀文化研究应结合中国、面向世界》为题刊发了该采访文章。随后，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在线等网站对文章进行了转载。现将该报道转发于下，以飨读者。

巴蜀文化研究应结合中国、面向世界  

  ——访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郭潇雅，实习记者  吴运亮 ） 我国古代文化由各大区系文化多元一体融合发展而成，巴蜀是其中的重要区系之一，有着悠久的始源、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明类型，是我国古代区域文化中具有地域政治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20世纪40年代初，学术界提出“巴蜀文化”命题，随着考古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大量新材料不断问世，使得学术界可以比较充分地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未来巴蜀文化的研究将延伸到哪些领域？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

　　 有助于构建中华文明的完整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 学界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不但彻底否定了前人所谓“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获得各界共识，您怎么看当前的巴蜀文化研究？

　　 段渝： 正如李学勤所说：可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的不少问题，恐怕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其中，三星堆文明是有着相对独立起源和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展的区域性文明，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我国上古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深入透彻了解，从而更好地把握古代文明各种物化形式的深刻内涵。

　　随着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巴蜀文化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须拓展研究视野和空间，进一步将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以至世界文明相联系，这正是本世纪以来巴蜀文化研究的着力点之所在。近期，我们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酋邦（chiefdom）理论角度研究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和《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以及一系列论文当中；第二，先秦巴蜀历史和文化的整体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就是《四川通史》（卷一·先秦）和《成都通史》（卷一·古蜀时期）；第三，巴人来源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和其他论著里；第四，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以及成都市文化建设重大项目“古蜀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来开展，已有一系列新成果发表。

　　 与亚欧文化的历史交流是研究新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往往只上溯至汉代并且以西北丝绸之路为唯一重心。但是，近年我国西南特别是巴蜀地区大量外来文化因素的发现，以及东南亚、南亚、中亚、欧洲一些地区中国文物尤其是巴蜀文化遗迹的发现，使得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古代巴蜀在早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您认为巴蜀文化的研究趋势是什么？

　　 段渝： 深入系统地探索这些文化因素的来龙去脉，并对中外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梳理，加以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先秦汉晋时期巴蜀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历史意义，已成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大新课题。中外古文献中多有先秦两汉时期我国西南对外交通的记载。古希腊、罗马文献中关于东方地理和文化的记述，比如Seres （赛里斯）、Thinai（秦尼）等，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古代我国西南地区有迹可寻，是古希腊罗马作家根据其在中亚和印度时的耳闻所进行的实录性记述，表明当时已有从我国西南至印度和中亚的交通线。我国先秦两汉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可证实我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的实际情况。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和云南考古中不少印度和近东文化因素的发现与研究，以及在东南亚、印度、中亚以至地中海等区域中我国西南文化因素的发现，则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古代我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而巴蜀文化与欧亚古代文明的联系，主要通过张骞所说的“蜀身毒道”，即今天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总结当前的各项成果，我认为，未来巴蜀文化研究可在“巴蜀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巴蜀文化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内陆盆地封闭与开放的关系”四个方向取得重大进展。

　　 在田间地头寻找“南方丝绸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曾据当前的科研环境、条件和手段，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段及国外段进行了调研，您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将引申出哪些课题？

　 　段渝： 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为蜀文化的中心——成都，从成都向南分为西、中、东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或作“灵关道”，东汉时又称“牦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嵋、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中、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这条线路称为“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国外段有西路、中路和东路三条。西路即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从四川出云南经缅甸八莫或密支那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线路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先由陆路从蜀、滇之间的五尺道至昆明、晋宁，再从晋宁至通海，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东路，由蜀入滇，出昆明经弥明，渡南盘江，经文山出云南东南，入越南河江、宣光，抵达河内。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不但对古道及线路进行考察，还搜集了大量相关历史文献、文物考古和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田野工作不单是调查道路和线路，道路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史的见证，所以必须同时对与道路和线路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调查、记录、分析和研究。通过综合研究，我们将解决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南亚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近东文明等六个方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