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在2016年硅谷高科技创新 创业高峰会（北京）讲话中介绍西南交大科技成果所有制改革成效

代表全球高科技成果盛会之一的硅谷高创会联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北京创客空间、哈佛商业评论联合主办2016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北京）暨全球产业互联网大会于7月16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硅谷高创会邀请超过50个创新公司、硅谷500强企业高管以及业内人士、专家和学者一起共襄盛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胡徳平在致辞中提到了学校科技成果所有制改革成效，认为“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重大的实践突破，并希望这一激励机制能普惠整个科技领域”。他高度赞扬学校的体制创新，“有硅谷精神的影子”。

胡德平讲话原文：

各位来自美国硅谷的朋友和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我首先代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欢迎大家齐聚北京，开展中美科技创业者、投资者、高管人员的业务交流和学术研讨。

100年前的硅谷还是一片田野，有高山、海湾、仙人掌、骆驼和沙丘。谁会想到，这里最不起眼的硅砂，经过研发提炼后，竟能成为晶体管、半导体、芯片、计算机、太阳能发电、光纤通讯中的基础原材料。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魔力促成了这一伟大的人间奇迹的诞生呢？

人们分析得很对，硅谷地区有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大学，并形成网络，互为犄角；这些名校培育了大批智力资本型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在这里多溶于产学研的关系之中，喜欢创办“初创公司”，风投公司，天使资金，而不是仅为就业。硅谷这里还有全新的法律支撑体系，可以免费为“初创公司”服务；这里的法律和信用高度结合，一旦信用破裂，受损方考虑的是时间的宝贵往往不选择起诉，而是公布事实，让违约方信誉扫地。硅谷的世界眼光是独具慧眼的，它面向世界68亿人口吸引科学、工程方面的移民，唯才是举。上世纪末，印度和中国的专业人士已占这一领域的75%。硅谷的文化是多样化的，它的商业文化远远胜人多筹，它是宽容失败的文化，理解“试错法”多方面的尝试。接受这种商业文化的人中，也不乏这样一种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财富金钱更宏大，他们的金钱已可享用终身，他们仍然如醉如痴地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目的是要改造世界。在这里工作人，起码都是发烧友，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嬉皮士。有人说像硅谷这样聚社会学、经济学、科技学、人文学的地方，在当时的欧洲很难找到，在美国的东海岸也不易找到。我想以上这些条件都是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原因。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一个历史形成、发扬的原因，以和在座的朋友分享。国际上有位哲人这样评述美国：“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际。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这位哲人还说，美国人谈吐过于直率，没有畏首畏尾，缺乏自信的姿态，而是体现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天性……

这位哲人是谁呢？一家英国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访问中国，我和他们有次座谈。他们领带上印着一组组的纺织机和棉花朵的图案，他们说他们150年前的股东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第二个长有大胡子的人，这位哲人就是恩格斯。

以这种笔触描写的美国人，来看今天的硅谷的创业人，我觉得还是很逼真的。我无能力对美国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做出分析，但凭有限的知识和直觉，我认为硅谷的创业群体和纽约的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头、金融工程师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群。前者促进人类的文明、发展，后者则想用金钱控制社会、掌控世界。

恩格斯说美国人的这种试验精神，成果付诸实行的精神，做事的务实精神，用以形容硅谷的创业者，我认为丝毫没有过时。恩格斯说的这些思想，不就是我们国内人常说的“实践论”和真理标准吗？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仍然是思想解放问题，实践论的问题，不敢大胆理论联系实际破局的问题。没有使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基因，贯彻到各行各业人们的工作之中，贯彻到各项体制的改革之中，其原因就是我们思想解放还需彻底。所谓彻底，就是理论应彻底联系实际，不能希望一、两次全民大讨论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面。

最后，想谈一个具体问题。硅谷的创业者，对公司、学院、科研单位的职务发明相当宽容，很少有人计较，谁谁是拿了职务发明去自己办公司赚钱，虽然社会上明文规定职务发明的所有权属于单位。因为知识应为世人共享，知识的形成是人们互相启发的结果，甚至知识的源头都是多元的。由于硅谷对发明创造的尊重高于产权制度，所以甲骨文、思科、英特尔、雅虎、谷歌的创办人都是从职务发明起家的，而他们的东家并未追打官司，不知硅谷的现实是否影响了美国的立法机关。1980年，拜杜法案提出。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并于1984年对法案又进行了修改，最后纳入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专利法》）第十八章。这是一份科技专利如何开发、利用、转让、推向市场，形成产能的法案。

《拜杜法案》实施之前，政府资助的发明专利的所有权都属政府所有。政府有所有权，但少有动力和能力使专利商业化，工商界有动力和能力，但缺少专利的所有权，也不能使专利快速商品化。至使联邦政府那时掌握有2.8万项专利，却只有5%的专利技术完成了商品化生产。

为更加有效配置专利资源，《拜杜法案》对政府拥有的神聖专利所有权进行了改革。那些受资助单位的发明，政府不再把专利的所有权收归已有。受资助单位，可以自行选择保有发明所有权的权利。若不愿保有发明的所有权，联邦政府则有专利的实施权，为美国利益可在世界各地使用该发明专利。此项法案实施后，大大促进了美国科技成果的转化。今天美国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仍是全球之冠，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仍能很快复苏。《拜杜法案》功不可没。应当说，《拜杜法案》突破了美国政府专利所有权的局限，有利科技尽快转化，有利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有利于人类知识时代的快速到来，对其进步性应有充分评价。我总觉得《拜杜法案》的灵魂就是硅谷的灵魂。

回头看看我国自己，我国高速铁路的成果举世瞩目，它强于我国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舰船制造业，西南交通大学是一所集理、工、文、史、哲诸科综合型大学，首要任务当然是教书育人，但它为我国的高速铁路在核心技术，原创设计上做出的突出贡献，应该广为宣传。这一切都来源于科研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主观能动作用，我认为同样源于西南交大对科技专利所做出的机制性改革。

前段时期，中央电视台头条播放了西南交大的科研鼓励机制，凡属科研人员，或科研课题组完成的专利发明实用技术，包括职务发明，若组建商业产业化的公司时，发明人或课题组均可占有70%的股份，学校占10%，学院占20%。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重大的实践突破，希望这一激励机制能普惠整个科技领域，我相信如其法律制度若有明确保证，中国的科技人员一定会创造出多项如高铁这样的世界领先技术。西南交大的体制创新，同样也有硅谷精神的影子。但硅谷的发展有人判断已不再处于一种高速发展的时期了，现在世界其它地方建成的高科技园区也开始加速发展，中国的深圳、中关村、张江就是其例。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美两国的技术交往将是一件极其有益的事情。

今年5月30日，我们国家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科技大会，今天美国硅谷200多人的创客又在北京聚会，开展民间的科技合作，我认为这是中美两国结成新型大国关系，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来，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已达80万，学成回国的40万人，希望中美两国互惠互利关系将因青年在科技、文化、经济的交往中不断加深了解，增进友谊，也是防止世界的核战、热战乃至冷战，追求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