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周世杰：赴美访学取来“教育经”

“美式教育对我们有多少参考价值？”这是周世杰思索已久的问题，也是他远赴大洋彼岸考察普渡大学的重要动机和“使命”，更是他回归后锐意改革、不懈探索，试图用实践回答、检验的重要命题。

2004年6月，周世杰获电子科大计算机应用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到2009年年底赴美交流时，已是计算机学院的系主任，身负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的双重重任。因此，他的美国普渡大学之旅，就自然地带上了双重使命。

偏僻  开放  很知名 普渡大学有点“怪”

去普渡大学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在那个偏僻的小镇上肯定待不了两个月！”的确，普渡大学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镇，“偏僻”是它的第一大特点。这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环境，让周世杰在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电子科大的清水河校区，因此他非但没觉得偏远，反而觉得很熟悉和亲切。在他看来，“普渡人”与“成电人”一样选择了一个宁雅的读书环境。

为什么选择普渡大学呢？周世杰说，这是因为它是一个计算机专业十分有名的工科学校，虽然综合排名全球四十多位，但计算机排名全球前十。

与电子科大计算机学院十分相像，“普渡”的计算机系也以计算机工程和网络安全著称，而后者就是周世杰钟情的研究领域。他的导师是一位印裔美籍教授Bharat Bhargava，早已当选IEEE Fellow，并且是“普渡”的tenure（终身教授）。Bharat Bhargava起初研究数据库，后来转而研究与之紧密相关的网络安全，卓有成就。周世杰到Bharat Bhargava的实验室不久，就开始了“协同攻击”方向的研究。

“协同攻击”即采用不同的设备从不同的物理位置攻击同一个目标。由于攻击工具的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协同攻击日益难于监测和有效防御，这就使得协同攻击检测防御技术成为信息安全领域的前沿课题。

在普渡大学专门为各国访问学者适应环境配备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周世杰很快融入了“普渡”的环境，成了“普渡”的一名“学生”，从而得以深入体味、观察“普渡”的人才培养体系，从课程设置、课堂体验、学生生活到学术机制、校企关系等，都是他研究琢磨的“课题”。 

班小  课少  作业多 考核体系很苛刻

西方的大学生很“闲”、很“自由”，这其实是一种表象。他们课程很少，但是作业很多，考核标准很高、很严格。周世杰作为“普渡”的“学生”，对这一点有同感。“普渡”的招生规模并不大，具体到计算机系就更少了，每年仅有几十人。这就为“小班化”教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周世杰曾经蹭过一门“数据库”课程，仅有几名学生听课，一位中年教授津津有味地讲解。在国内，如果学生这样少是无法开班授课的。

学生可选的课程多，并不意味着所选的课程多。实际上，“普渡”学生每学期只选两三门课，且十分注重动手能力和自学能力。教授上课远没有国内课堂上的滔滔不绝、激情四射，而是平平实实、点到为止，且不会按照课本进度循序渐进，许多细节和内容都以课外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期末进行高标准考核，条件近乎苛刻。

正因如此，学生表面上空闲很多、无所事事，实际上压力山大、很刻苦。“普渡”学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调动自己所有的脑细胞，完成在综合成绩中所占比重很高的所有课外作业。

“普渡”计算机系的毕业生都比较“牛”，很受企业欢迎。原因何在？周世杰深入观察后发现，秘密就在于这种“外松内紧”的教学体系。因此，2010年底周世杰回国后，就在我校计算机学院尝试借鉴“普渡”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首要的举措就是建立严格的考评体系并提高考评标准。

他认为，严把考评关是确保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当然，传统的试卷考核形式依然不可缺少，但此前试卷题目偏简单且与往年试题重复率较大的问题必须整改。对此，学院推出专家组匿名复查试题的制度，可将试题内容进行大幅度修改，并确保试题没有超出大纲要求。该制度实施已有三年了，效果十分明显。

在计算机组成原理、嵌入式系统、操作系统等专业核心课程改革方面，则加强了对教师课程设计的规范化管理，面向全院教师征集题目，并组织专家检查修订。通过这种方式，使学院近年的课程设计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普渡”计算机系的诸多“大型作业”（综合设计），曾给周世杰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这种措施已经在我校计算机专业的核心课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同时，学院也借鉴“普渡”重视动手能力的经验，对程序设计等非核心课程进行了改革，大幅提高实验和平时成绩的比重。这种中西折中的方式，是对“普渡”经验的本土化尝试。 

传道  授业  很投入 人才培养是根本

在“普渡”，教书育人是一项硬指标。大牌教授给本科生授课不仅是道德层面推崇的良好风尚，也是制度层面的硬性规定；对普通教师而言，奋战教学一线是职称晋升的基础条件。国外教师评职称，不看论文数量而看学术水平，一堆普通论文不如一篇“代表作”。但若教学不达标，学术再牛也无法晋级。与国内的“督导组”制十分不同，“普渡”的教学考核十分注重学生反馈，一旦遭到学生投诉，该任课教师的晋升职称之门将从此关闭。

大牌教授的科研压力更小，对教学的投入就更大了。“普渡”计算机系的教授定编只有十几人，大多面向全球公选。一旦入选即为“终身教授”（tenured professor或tenure），从此高枕无忧、一心育人。更何况这些大牌教授皆以育人为第一要务，对教学充满自觉，教学质量自然十分出色。

还有另一种约束机制，那就是将教学与可招收的研究生名额挂钩。在普渡大学，青年教师一进校，就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一般每年1名）。如果该教师项目多、经费多、舍得为学生投入，就可以进一步扩招，学校也会相应地为其提供更宽阔的办公场地。否则，项目少则经费少，学生越少，办公面积狭小，不仅在同行面前“丢面子”，科研活动也会因为人手少而打折扣。

国外的教学激励机制，给周世杰很大的启发。2011年，我校计算机学院启动了一项“优秀教师支持计划”，对全身心投入教学的优秀教师给予大力支持，并在考核方面不再按科研体系考评，而是归入教学体系进行考核。截止目前，学院已资助了8位教师，这8位教师又分别组建了4个教学团队，形成了一支20多人的教学骨干力量。 

执着  精炼  小团队 科研机制待考量

“普渡”的科学研究讲究“教授自治”，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教授为中心的独立分散格局。这种机制为教授赋予了极大的发挥空间，尤其是“终身教授”可以执着于一个方向潜心挖掘，即便数年没有成果也丝毫不用担心地位动摇，这就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周世杰的导师在数据库领域长期耕耘，就得益于这种宽松的体制。在这种环境下，周世杰也在网络域名协同攻击方向做出了骄人成绩，深得导师赞赏。在他快毕业的时候，导师还特邀他为所有博士生和年级教师学生做了一个专题讲座（seminar）。

当然，“普渡”的教授们在申报大型课题时，也会展开“大团队作战”。但这种“大团队”并非高度协同的“集团军”，而是一个松散的“联邦”。项目一结束，“大团队”立即解体，回归到原来的分散状态。为了弥补松散的不足，他们探索并加强了“联邦”式团队的运行效率，从申请项目开始，各个小团队之间就会进行明确的分工；申请成功后，经费按“契约”公正透明地分配，然后各司其职，步步推进。

正如硬币的两面，这种松散的体制也自有其内在劣势，尤其是在承担系统性的大型项目时，就显得捉襟见肘。由于各个小团队各自为政，使得科研平台的规模和水平无法扩展，即便团队与工业界联系十分紧密，也无法在硬件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美国高校似乎意识到分散性机制的严重不足，因此高校之间加强了整合力度。位于“普渡”的网络安全测试平台，就是由附近十几所高校联合建立共享的。

回国后，周世杰对美国的学术体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他认为，国内的大团队具有很强的整合能力，尤其在解决国家急需的重大课题上效果更加明显。如果能够借鉴国外“大团队”的机制，在分工、权责等方面改进管理，这种学术的整合能力就会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