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上大学难矛盾根本缓解 上好大学难矛盾凸显
个人简介 钟秉林，留英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曾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现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英国加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等职。
演讲人：钟秉林 地点：山东大学知新楼 时间：2014年7月29日
我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建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中断，后又重新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恢复和完善，不仅为众多学子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流动的通道，对中国的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客观而言，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是迄今为止社会公信力最高的国家考试，不仅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入学机会均等，维护了教育公平，而且为后来陆续实施的一系列国家考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高考招生制度广遭社会诟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而且关注群体之众多、抨击意见之尖锐、观点建议之多样，为其他领域所鲜见。
发展推动高考招生改革
概而言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促进教育公平的时代呼唤，已经成为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因。
作为我国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考招生制度的存续，不可能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总体而言，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现实需求相比，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呈现出三个“不适应”现象：
首先是不能很好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现实需求。现行高考招生制度是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建立的，其目标是要从众多考生中选拔少数优秀人才，对他们实施精英教育。因此，录取学生时严格坚持学术标准，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实现人才选拔的同时，也达到了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目标。我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招生规模连年急剧扩大，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迈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之后10余年一路攀升， 20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高考录取率超过76%。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使“上大学难”的矛盾得到根本缓解，高校入学机会已不再是社会稀缺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每年一次的高考成绩作为高校录取的唯一依据，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高校分层分类显著，正在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发展目标定位，优化人才培养层次和类型结构，积极探索学术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仅用高考成绩已经难以有效满足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选拔需求；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不断下降，低分数段成绩不具有显著的区分度，已经可以考虑在部分高职院校探索实行注册入学；同时，在本科和专科层次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的必要性也值得商榷。然后，现在也不能满足科学选拔优秀人才的需求。经济社会发展对培养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对高考招生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入学考试来看，现行高考偏重考查考生一般性、程式化的知识，而难以考查创造性、批判性等创新型人才必备的能力，更难以考查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从招生录取来看，将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或唯一依据，使那些具有特殊禀赋，但高考成绩并不理想的学生，大都难以获得升学的机会或失去了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虽然目前已在90所大学实行自主选拔录取(亦称“自主招生”)试点改革，2013年实际录取学生逾8万名，但不论是自主招生的规模还是试点高校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考核评价内容及方式，都难以保证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学生脱颖而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严重违背教育公平的现象，引发了社会公众和媒体的批评。最后，基础教育的变革也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加快普及，我国基础教育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管理制度等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革，对包括高考招生制度在内的各类考试评价制度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要求。比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而强调发挥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素质提高和改进教学效果的功能；中小学教学改革正在积极探索参与式教学、探究式学习等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要求打破以教师和学科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而现行高考招生制度明显与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方面的改革不协调，滞后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近年来，中小学课程改革推进困难、应试教育倾向严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竞争压力过大、健康状况下滑等问题日渐严重。在反思基础教育本身的同时，许多人将此归咎于高考招生制度，认为高考招生制度是应试教育的根源，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等都受其调控，只有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基础教育改革才能不断深化。
高考招生制度设计的初衷，旨在为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考生，提供公平竞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平台，将高考成绩作为入学的唯一依据或主要依据，借此最大限度地保障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客观而言，现行高考招生制度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的发展演变，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正在不断遭到侵蚀，并且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和教育腐败现象等种种原因，高考招生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制度设计初衷的现象，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不断遭到侵蚀。比如，高考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拓宽特殊人才，如科技、体育、艺术特长生等的升学通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加分依据缺乏统一标准、信息不透明、监管不力等原因，导致加分政策近乎失控，资格造假等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奖优性加分，为一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便利。类似问题在高校自主招生和体育、艺术等特殊类型招生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更有甚者，“点招”现象屡禁不止，高考招生舞弊现象屡屡出现。这些问题的产生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冲击了高考招生的社会公信力。对此，社会公众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将批评指向了高考招生制度本身和教育系统内部，不断提出改革的诉求。
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新情况不断出现，新问题不断产生，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面临着新的更加广泛的挑战。比如，改革开放使一些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的非户籍人口急剧膨胀，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已达2.5亿。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逐渐凸显。又如，由于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省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考录取率以及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异依然较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均等问题，尤其是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问题更加突出；并由此导致了“高考移民”和“国际高考移民”等严重违背教育公平现象的产生。解决省际招生名额科学合理配置问题，以及治理“高考移民”现象的呼声愈加强烈。再如，随着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从义务教育阶段向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端延伸的趋势，构建和完善特殊教育体系的需求已经提上议程，而国家或地方政府至今还未出台残疾学生参加普通高校入学考试的特别措施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