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如何奏好一带一路交响乐

编者按： 2015年，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全面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将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注重照顾各方舒适度，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注重与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相辅相成。一带一路的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那么，如何才能谱写好、演奏好这首宏伟的交响乐呢?《瞭望》新闻周刊特邀西南交通大学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柏等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实现路径以及如何规避风险与挑战进行了讨论。

讨论嘉宾（以发言先后为序）

李自国 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

张建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

刘卫平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马曼丽 兰州大学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高柏 西南交通大学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东方大智慧： 寻求全新经济合作模式

李自国：自2013年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关于它最常见的疑问是，一带一路是不是为了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提出这种疑问本身，就是从“对抗和竞争”的思想出发的。一带一路的提出，恰恰是为了避免地缘竞争，寻求一种全新的、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合作模式。

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需要清楚、明白、可信地说出来。其中，不必讳言中国的利益所在，只有说清楚了才具可信性。

对中国来说，目标是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将使西部内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中西部发展机会增多，出现新的增长点。基础设施和法律服务等软硬环境的改善，将使中国与其他欧亚国家形成一个整体，既有利于能源资源的保障，也有利于中国东部的优势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向周边国家转移。

对地区而言，是提升亚洲地区在世界产业链上的地位。亚洲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东亚和欧洲。通过产业园区等以点带面的合作，可以提升亚洲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对中国与地区的关系而言，是形成命运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发展和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中国自古就有“唇齿相依”的思想。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利益共同体”。中国当时没有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虽遭受了一定损失，但周边国家经济迅速恢复也帮助了中国的发展。利益共同体是形成发展和责任共同体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联动性进一步增强，双方就会逐渐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现在，世界经济失速，地区发展不平衡，欧亚大陆国家“合作谋发展”的诉求很强。而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在不少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强大产能，具备了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能力。因此，带动周边发展，提升亚洲的经济地位就成为中国的抱负，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最好的表现。

李向阳：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的重心从多边主义转到了区域主义。世界主要大国都从多边主义的倡导者转变为区域主义的支持者，构建和参与以自由贸易区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已成为一个世界潮流，以至于世界贸易组织(WTO)都开始认同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必须适应区域主义兴起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举措。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新平台。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了“亲诚惠容”原则，它将成为指导经济外交的基本理念。为落实这一理念，仅仅依靠现有的经济合作机制是无法实现的。而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五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及命运共同体目标则体现了“亲诚惠容”理念。

张建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政策、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客观要求，是我国顺应全球和区域发展格局新变化，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大部署，是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平台，也是我国创新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东方大智慧。

无论国家的大小，无论国家的强弱，都是一带一路平等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共同商议，共同建设和共同受益。不排斥有任何合作意愿的经济体加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个理念是创新的和包容的。

非排他性：合作机制多元化

李向阳：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从低级到高级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形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政治经济一体化。其中，最常见的是自由贸易区;只有欧盟经历了这五种形式。显然，无论是从合作的理念、目标，还是从合作载体、合作机制来看，一带一路难以归入上述任何一种形式之中。中国并不期望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一个统一涵盖沿途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或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更不期望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排他性的国际组织。

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将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同一个区域合作框架内允许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并存，具体将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互联互通将成为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物质层面的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过去三十年，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身的比较优势，有能力与沿途国家形成优势互补。而制度层面的互联互通则以降低贸易投资壁垒为核心。面对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僵局，以互联互通为纽带的一带一路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第二，一带一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可以做到与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促进。一带一路的沿途存在形式多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东盟(以及即将诞生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南盟(SAFTA)、欧亚经济共同体(EEC)、海合会自贸区(GCC)、欧盟等。一带一路既可以与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开展合作，也可以接纳其单个成员国加入。

第三，一带一路在实施多元化合作机制的同时，并不排斥高质量、机制化的合作机制。一些人质疑，一带一路的非机制化无法给参与国带来高质量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而还会影响中国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多元化合作机制本身已经决定了一带一路可以容纳双边或区域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双方已经把打造自贸区“升级版”作为共同的目标。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第四，一带一路将会根据沿途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符合实际的合作机制。比如，在东北亚地区，中蒙俄朝韩次区域合作有可能成为一个载体;在南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会成为区域合作的突破口;在西亚地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显然，这种安排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的舒适性。

李自国：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以什么机制去落实是个关键问题。

目前看，一带一路尚处在协商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双边和小多边的合作，可不设国际机制，但要用好现有的多边机制。如中国与很多周边国家都有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或经贸合作委员会，中俄、中哈间还有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因此，在这一时期，一带一路可不设固定机制，最有可能的是召开一带一路高官论坛或峰会。

但在具体的领域，如旅游业，率先形成合作机制是可行的，而且也有了一些尝试。如2012年在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市长会晤上，就签署了《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合作行动纲要》，并创立“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合作联盟”。类似的联盟可明确成员国(或城市)，可建章立制，进一步细化内容，甚至成立秘书处。

欧亚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众多，都可以为一带一路所用，包括：上合组织、金砖国家、10+1、10+3机制、APEC、亚欧会议、欧亚经济联盟、中阿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

张建平：一带一路合作不刻意追求建立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不刻意追求强制性制度安排，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有关各方可以将现有的、计划中的合作项目相衔接起来，形成整合效应。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无须谈判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要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的合作，比如说在亚太平台上，很多内容都是需要谈判的。

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的倡议而非战略，是一个多元、开放、需要区域内各国共同推进的合作进程，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是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任务，通过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把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刘卫平：美国重返亚太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在中亚推行“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也在向东看和试图构建新的“欧亚联盟”，并通过“俄白哈”关税同盟等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其与中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然而，俄罗斯试图主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战略也存在着一系列挑战，尤其是其开拓亚太能源市场和重建非资源类经济体系战略构想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巨大而稳定的市场需求以及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这些条件为中国通过上合组织，以及利用和搭建其他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俄合作共同推动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提供了契机。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合作中，中国与美国、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利益已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印度对中国有战略猜疑，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巨大人口，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的。

所有的国家自身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在不断为自身的发展寻找机会，寻求与他国利益的契合点，协调好彼此的立场，可以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应对挑战： 经济与非经济合作同等重要

李向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既要有经济领域的合作，又要有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协调两类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新课题。

以实现“五通”和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必然要涉及一系列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其一，保障运输通道，尤其是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这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与声索国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主要指责之一。维护海洋运输安全涉及到许多非传统安全合作，比如共同打击海盗、海上联合救助、跨国联合执法等。

其二，加强区域层面的反恐合作。恐怖主义是危害一带一路沿途许多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毒瘤，也是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伴随区域间互联互通的实现，加强区域层面的跨国反恐合作更加迫切。

其三，建立领土与领海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在东海存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在南海存在与东南亚多国的岛礁争端;与岛礁争端相联系还有专属经济区、防空识别区重叠划界争端。为处理并最终解决这些争端需要与沿途国家建立争端应急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

其四，推动海洋资源的共同开发。在领海、领土争端短期内无法最终解决的前提下，构建海洋资源共同开发机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其五，促进区域内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多属于中国的邻国，地理上的相近决定了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促进环境领域(如跨国界河流、共同的海域、山脉等)合作的必要性提高。

其六，扩大人文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必要条件。

如何在一带一路这个经济外交的新平台之上协调两者间的关系，中国领导人的“亲诚惠容”理念与正确义利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马曼丽：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在国外与国内两个方面都仍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部分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借助丝路经济带建设来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列车。在经济合作开展起来之后，它们对我们能否真正实践互利互赢互信原则，能否让其国家和百姓都明显受益这类核心利益问题就会相当关切。

而国内，丝路的枢纽区多为比较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民特别寄希望于一带一路能带他们走上跨越式发展的富裕路。而现在国内很多地方，对一带一路的热烈响应，多半是热衷于口岸，铁道、公路、航空等各类基础设施的兴建，但对于如何以一带一路建设来“改善民生”、提高参与丝路经济带建设的软实力的建设，显然关注得比较少。

基础建设绝非只有交通，民众的生存能力建设，就业、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人文的交流，必须看做是一带一路重中之重的基础建设。

高 柏： 一带一路是由各种利益有别的行动主体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来实施的。这些行动主体长期以来在国内的行为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它们在国际环境中的行为方式。许多国内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到了国外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例如，在推进一带一路时一哄而起上马项目就可能留下隐患，各地在开通中欧货运班列的过程中已经出现恶性竞争。又例如，企业在国内运作时经常侧重搞定“主要领导”。然而，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各种失败案例显示这种运作方式在国外有巨大风险。

对国外环境缺乏基本的了解，想当然地行动会导致重大挫折。对他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缺少了解，不能根据他国的特点制定进入他国市场的策略，在国际竞争中单纯地依赖性价比在国外可能会被视为唯利是图，缺少社会责任。

此外，冷战结束以来，去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趋势，族群关系开始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的实施将无法回避中国对外政策中这两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方面。国内目前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与国际上有较大的不同，应当加强了解国际上对宗教族群问题的研究。

刘卫平：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受到多方积极响应，前途无量，但也存在超乎想象的障碍。一带一路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中国文化传播也不是几百亿基金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心。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稳难”。在走出去与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打交道时，需要我们加强对这些区域的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基本层面的认知和研究。

在治理制度层面，中企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易冲突的是环境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如果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

政府应建立一个系统的、可持续的研究平台，以监管中国的投资状况(包括问题、需要、规模、类型)，加强海外情况调研，并建立联合机制。同时，组织和动员研究人员到投资对象国开展为期至少一年的一带一路海外调研工作，建立起一支了解各主要国家情况的年轻的研究队伍，这将为未来中国走出去的知识与人力资本储备建立坚实的基础。

（采访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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