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问题官员的拟提拔期:或落马躺枪或顺利过坎

30.07.2014  20:28

  有专家称,没有先兆的“拟提拔对象”,可能因为一次举报或是轰然落马或是黯然躺枪;而多次被举报的“拟提拔对象”也许更能顺利过坎。这两种相悖的结果,不禁引人反思。既要完善“拟提拔期”核实举报的调查措施,更应警惕“带病提拔”背后的种种成因。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一些干部任前公示“招来”的举报,正越发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近日,湖南省工商局暂停了一项干部人事任命。由于其他干部的实名举报,娄底市工商局副局长阳姣莲被暂停任命为正职。与此同时,针对阳姣莲的举报内容也从网帖传递到报端,致使舆论持续发酵。

  无独有偶,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落马的导火索,据称亦是与人事任命相关。

  今年5月,山西大同市原副市长靳瑞林,在被拟提名为市级正职领导候选人后被宣布违纪违法。在此之前,网络上关于靳瑞林滥用职权的举报不断,但偏偏在“往上走”的关键时刻跌了一跤。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升迁路上的“拟提拔期”,往往也是某些问题官员的“危险期”。对问题官员而言,“拟提拔期”是升迁路上的“事故多发期”,也成了他人眼中的“故事多发期”。官场生态在这一时期的投影,往往颇具戏剧性。

   身边人”实名举报的威力

  “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这句话通常都会出现在各级干部的任前公示公告上。西部某市纪委信访室主任称,这就表示,除非是证据确凿的、且有人愿意为之负责的“猛料”,其余举报更可能的走向是“酌情处理”。在这段“危险期”内真正对官员产生影响的,正是那些“坐实”的材料。

  而“证据”提供者,则是那些与被举报官员有利害关系、工作或生活上有来往的人手上。曾有举报人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他们手中握有某官员多年前犯事的材料,但定要等到后者临上任前放出。在他看来,为避免“带病提拔”,“拟提拔期”的实名举报对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的意义不言而喻。

  杨琨在落马前,曾被外界认为是农行董事长、行长的热门人选。2012年4月,正当其被推荐为董事长、行长候选人之际,有人实名举报杨琨涉“蓝色港湾”一案,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这一举报就来自内部。

  娄底市工商局副局长阳姣莲也是被工商局另一名干部举报,后者不仅向组织实名举报公款消费等行为,更有“把声势做大”的趋势。他联系媒体,广发网贴,使得外界也开始关注起这名正处升迁之际的女干部。

  “既然在任命前欢迎群众举报和提意见,我就再来个实名举报,看到底有没有作用。”该举报人这样对媒体说,并称更多证据“会在合适的时机放出来”。

  2011年,被舆论称作“云南版王亚丽”的党煦燕事件也是“曝光”于其“拟提拔期”,据媒体报道,举报她的正是党煦燕的下属。举报以网贴的形式指向其个人履历存在造假嫌疑等问题。

  其中关于“作风问题”的细节也颇为丰富。该材料称,因另一年轻女干部将被提拔,党煦燕曾公然在其上级张兴华的办公室哭闹,自称“陪睡七年”。这些来自“身边人”的细节,或许是“故事”的关注点。

  有当地官员称,举报没有“扳倒”党煦燕,但却“影响”了她的提拔。在质疑声中,官方决定暂停对党煦燕的任命程序,并着手调查相关内容。从“东窗事发”到官方公布调查结果,不出一月。尽管最终官方认定,关于“履历造假”的举报不实,但党煦燕的任命没了下文。

   有时举报其实是报复

  虽然各地对官员在“拟提拔期”的举报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越发严格的任前考察或将成为趋势。

  今年年初,中组部发布《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提出“建立倒查机制”等意见。相关评论认为,“倒查”或将迫使组织部门在任命官员时更加谨慎。

  据媒体报道,有知情人透露,靳瑞林的落马与此种“风向”不无关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个别举报人来说,在大力反腐环境下抓住“拟提拔期”的敏感期,举报者可能出于权力之争,也可能出于报复心理。这也折射出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的另一面——或是“权力的游戏”,或是“复仇者联盟”。

  杨琨8年的升迁之途中,在业内人口中常被形容成“为人高调”。实际上,在他落马后,就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杨琨这些年来“得罪了不少人”。

  而一些对任命决定不满而“举报”的人,则让人更多地看清了这个“拟提拔期”的“敏感”。2011年,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为指使他人造谣中伤、干扰换届被调查。当时的知情者曾向媒体表示,胡健勇未能被列为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不满之下,他将矛头对准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让多人用短信、匿名信等方式“造谣污蔑”。

  在与胡健勇同一批被通报的官员中,还有新余市林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筱勇。因对职务调整不满,何筱勇伙同他人两次发短信“举报”自己在生活作风、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匿名发送给有关领导,并诬告称该短信系他人恶意中伤,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廉政瞭望还独家采访到,原河南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因经济问题被实名举报落马。其涉嫌“卖官”,多次安插人员进入政法系统,仅此一项“收益”就超过200万元。不过,在这些“顾客”中,有人因花钱买到闲职而对其不满,“愤而举报”。

   贪官落马前的“先兆”和“未兆

  廉政瞭望搜集多方信息,发现多个在“拟提拔期”被举报后接受调查的,如党煦燕、阳姣莲,在“拟提拔”之前,舆论中没有太多“先兆”,至少没有公开的举报信息。

  这样的官员,一旦在“拟提拔期”受到举报,往往却更引人注意。这也使得这一时期容易被人利用,一些官员即使没被查出什么问题,但其升迁之路也因此受阻,个人仕途受到一定影响。

  但也有人称,上述二人不是主战线上的官员,为人关注相对较少。像靳瑞林、季建业这样的地方主官,长期受到民间诟病和举报的,却一度丝毫无恙,照样“升官”。

  在廉政瞭望今年报道过的原河南安阳副市长郭建华一案中,郭长期被各种负面信息裹身,关于他篡改年龄、学历造假、插手工程建设的帖子在网络上不时出现。甚至还有人拉着横幅,到河南省委大门前下跪“鸣冤”举报。一名安阳市机关干部介绍,郭建华最后落马,肯定和这些举报有关。

  据媒体报道,靳瑞林在朔州市任职期间,“其子女吃空饷”就为基层百姓诟病。然而靳瑞林带着“恶名”一路升迁,最终止步于当选太原市正职领导候选人之时。

  眼看着靳瑞林在不长的时间里屡受提拔,举报人向纪委发出质疑。直到有知情者透露,早在今年1月公示开始时,纪检机关就已经开始对靳瑞林的调查。4月,正当举报群众认为诉求得不到满足时,网上有人透露“他去了某个限制一定自由的地方”。1个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靳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落马后,杨琨被“带病提拔”的过往也浮出水面。多年前,他就曾躲过一遭“危险期举报”。据媒体报道,早在1998年,就曾有内部举报信称,杨琨没有把部门创收的上千万元的手续费入账,但该举报内容未被处理。风波过后,杨琨升迁,成为“农行副行长的后备干部”。

  相关专家表示,没有先兆的“拟提拔对象”,可能因为一次举报或是轰然落马或是黯然躺枪;而多次被举报的“拟提拔对象”也许能顺利过坎。这两种结果,不禁引人反思,既要完善“拟提拔期”应对举报的措施,更应警惕“带病提拔”背后的种种成因。

文章关键词: 官员提拔 实名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