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显然，有着“超级印钞机”美誉的核电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基因与轨迹，而这背后就是国家政策导向性更强更显著，各种因素叠加左右核电站到底能否上马，所以，核电企业们之间核电站选址的竞争更加复杂多变。
三年多的苦苦等待，沿海核电项目重新开工似乎就在眼前。
山东荣成石岛湾一期、辽宁葫芦岛徐大堡一期、广东陆丰一期和辽宁大连红沿河二期等四大沿海核电项目将获得国务院批文的消息，自9月25日以来甚嚣尘上。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三年多后，中国核电业转折点即将开启。
然而，在今年中央高层“开工一批沿海核电项目”的三令五申下，让核电企业们伤透脑筋的不只是原来被暂停的获批项目重新开始上马，还有抢占适合建设新核电站的“风水宝地”。新址已经成为了核电企业争夺市场份额的另一处没有硝烟的战场。
9月29日，最新披露的中国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依然将延续原来的“南多北少、沿海多内陆少”的核电布局。
但是，一个核电站最终落子需要迈过国家层面重重关卡：越来越多的涉足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顾及百姓阻力之间的摇摆不定等诸多坎儿。“这实际上是一场豪赌，往往选十个核电站厂址仅有一两个获批上马，就算是幸运的，”电力行业资深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吴疆告诉经济观察报，“也可以说是一种风险投资。”
这牵引出核电站选址背后玄机，一个核电站落子何处涉及政府、企业、百姓等多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戏码。
核电“春再来”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0月10日一早，北京城CBD建筑在雾霾中若隐若现，宛如海市蜃楼，全国多地已连续几天沦陷其中。与此同时，中国多种能源诸如煤炭、钢铁、光伏、风电等均陷于产能过剩的泥潭，这反而成为核电业重新拨云见日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煤炭、钢铁等传统能源领域企业深陷泥潭，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领域进入低谷期之时，核电行业今年短短一年内，得到中央高层的八次表态支持建设，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海外时频频变身该行业的“推销员”。“出口一个核电站相当于出口100万辆桑塔纳轿车”的说法，便是今日核电业的真实写照。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目前国家面临着碳排放压力，加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目前都存在不稳定性，而核电则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国家要大力发展核电，未来核电发展空间比风电、太阳能大。
让人吃惊的是，目前中国在运核电机组已达20台，而在建核电机组31台，在建核电机组占世界在建规模的40%，位居世界第一。
作为中广核集团董事长的贺禹连日来到处奔波，9月25日还在北京参加国资委的一个会议。巧合的是，同一天便传来四个沿海核电项目将拿到国务院批文的消息，其中有两个为中广核所有和控股，包括陆丰一期和红沿河二期核电站。而其余两个则花落中核集团和华能集团，分别为辽宁徐大堡项目、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
几家核电企业纷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其手握的一些沿海核电项目前期准备已就绪，其中包括将获批的四大项目，只等国务院“一声令下”便可开工。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经济观察报，上述被传将获批的四大核电项目中有的项目年内开工几无悬念。今明两年恐将有更多的沿海项目将开工。
而疑问是，虽然上述四个项目均属于之前已获批后因日本福岛核事故而搁浅的项目，但是依然有包括山东海阳二期、浙江三门二期、福建福清三期等也都具备开工条件，缘何政策重新开闸后的首批宝贵批文，却将花落上述四大项目的头上？
吴疆告诉经济观察报，核电站最终能否上马，牵扯到的因素颇多，但是这也与核电巨头的前期核电站选址工作密不可分，选址工作原本就复杂浩大，但是在外界看来各种条件均有标准可依，实际上却有着深不可测的玄机。
重重关卡
在媒体披露发改委拟推动一批沿海核电项目重新开工消息的同时，拥有在运核电机组达11台、拟建核电机组12台左右的中广核迎来了20周年的诞辰。
有意思的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于9月25日实地调查中广核发端地—大亚湾核电站时发现，距离大亚湾核电站两台百万千瓦机组仅几千米，便是岭澳一期的两台百万千瓦机组，而再往前走，则是岭澳二期的两台百万千瓦机组。
与大亚湾核电站扩建类似的是，中核集团核电站发端的“大本营”浙江秦山核电站也于此前扩建为三期核电站，而且离秦山核电站距离不远便是扩建的方家山核电站。
缘何核电巨头们如此热衷扩建？一位核电企业内部人士则对经济观察报透露，这是因为核电站前期选址从拿到“路条”，到开工建设，程序严格复杂，而且所需时间漫长，如果扩建则所需程序比较简单，时间也较短。
但是上述核电企业内部人士称，现在核电站最大规模一般均在6个机组即六百万千瓦规模，所以核电企业通过扩建方式规避厂址审核程序，仅适用于早前规模较小的核电站。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四大沿海项目被传将获批，几大核电企业表示准备就绪的沿海项目有六七个之多，但他们强调，目前并未接到来自国务院的开工批文，“与其他行业所不同的是，一个核电站到底是否可以开工必须经过国务院审核批准，而核电的主管部门发改委以及能源局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向国务院递交开工申请的部门。”一位核电企业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如是说。“而核电企业试图让项目尽快获批，恨不能一个月30天都往发改委及能源局跑”，上述人士笑称。
国家核安全局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核电站选址要符合防震、防旱、防洪、核污染可控等一般性原则，需要核电专家小组的各项评测，还要经过地震局、水利局、核安全局等诸多部门的审查，然后报给能源局，并由发改委上报给国务院最终核准才能开工。
正是由于关卡重重，核电站前期选址工作就尤为重要。
国家能源局相关规划显示，核电站选址操作复杂而且时间较长，在选址过程中要研究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密度与分布、土地及水资源利用、动植物生态状况、农林渔养殖业、工矿企业、电网连接、地质、地形、地震、海洋与陆地水文、气象等历史资料和实际情况。
一位参与核电选址工作的人士称，核电站选址犹如选美，因为条件太多，如果只盯住一个候选厂址，出现一个颠覆性问题就毁了。所以，往往先圈定几个有希望的候选地带，再采用“淘汰赛”确定最终的一个或者几个胜出者。加权评分法就是其中一种比选的办法。
乳山核电项目最早可以上溯到1983年。那时正是国内第一批核电站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论证时期，山东也在胶东半岛选出了包括乳山红石顶在内的6个可能厂址。但是至今乳山核电站依然搁浅中。
经济观察报获得的一份最新资料显示，经过近30年的核电选址工作，中国已经完成初步可行性研究，基本确定建厂条件成立的核电厂址67个，可装机规模约2.8亿千瓦，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经济发达的17个省份。广东占20.1%，福建为10.1%，湖北为7.2%，湖南为7.2%，浙江为7.2%，山东为6%。
目前列入国家核电规划厂址保护目录的沿海厂址约1.1亿千瓦，约占总厂址储备容量的50%。国家核电规划所列厂址主要考虑东部沿海、中部经济发达、能源相对匮乏的省份。
以核电储备厂址占比最多的广东省为例，除了陆丰核电站一期在此次拟定开工的沿海项目名单里之外，还有诸多拟建核电站，比如海丰核电站、揭阳核电站、韶关核电站、肇庆核电站等。深圳市发改委一位官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广东省政府一直非常支持核电发展，这些项目是因为日本核事故而搁置的。所以厂址选好了并不一定会成功上马”。
一位核电安全专家认为，核电站选址目前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国家对核电站的标准始终如一，而适合的核电站厂址也在几大核电巨头瓜分之下，变得越来越稀缺。
厂址“圈地运动”
“选址工作一般花费时间较长，这需要企业掌舵者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提前布局，否则将导致一步慢而步步慢。”吴疆告诉经济观察报。
2006年前后，中国核电政策从适度发展开始转为积极发展，这在核电企业人士眼里是核电业的一大转折。而中广核集团也正是在那时开始大肆扩张才最终坐稳中国第二大核电企业宝座。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在运核电机组20台，其中中广核11台，装机容量1162万千瓦，占全国总容量的64.1%，中核9台，装机容量650万千瓦，占全国的35.9%。2013年全国核电发电量为1121亿度，与气电、风电相当，同比增长14%，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1%。
2007年10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上报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 》。这标志着中国核电发展进入了新的高潮阶段。
于是，核电业内掀起了一轮核电站厂址“圈地运动”，这是由于核电业并非从上往下的国家规划定厂址，而是企业上报厂址，先报先得，所以核电企业们纷纷开始抢占核电站厂址。
包括中核、中广核、中电投三大拥有核电开发资质的企业，还有虽未有资质的包括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润集团等电力企业纷纷试图抢占优质核电站厂址，而以水电业务为主的三峡集团也觊觎已久，参股中核的湖南桃花江核电站。
红沿河核电站刚开始选址的企业是中电投，而后来由于中电投的技术积累问题难以成行，所以中广核加入，股权结构却很特别，两者拥有相等的股权比例，中广核占45%、中电投占45%、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占10%。
中广核内部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一般情况下，中广核引入外部资本的条件都是中广核必须控股，而只有红沿河项目例外。
如宁德核电站选址工作是大唐集团做的，所以没有核电建设资质的大唐集团曲线参股核电站。大唐发电早在2006年就与中广核按49：51的比例出资设立了宁德核电有限公司。而中广核则将运营和管理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此，出现了中核和中广核都看准了某地建厂，而某地的承载量只可以建一个核电站，于是便有了矛盾。另一种情况就是，当地政府在答应一家核电企业建厂之后，由于某些原因，又与其他企业联系建核电站的事儿，这又造成了另一种矛盾，所以在“圈地运动”之中，国家为了规避这种状况，给核电企业划分选址的范围，比如湖南是中核的范围，湖北是中广核的，而江西则是中电投的，这样便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新问题出现了，早于划分范围之前的选址工作，便出现了一个省里有几个核电企业的核电项目落地的现象，比如辽宁省的红沿河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分属于中广核与中电投、中核合资，而福建省则是中核的福清核电站和中广核的宁德核电站。
经济观察报记者发现，核电企业在核电站布局上有着较多的竞争迹象，包括此前的山东海阳、石岛湾、乳山三大核电站距离颇近遭质疑，因为山东半岛沿海80公里距离之间规划了3座核电站，其中海阳核电站和乳山核电站相隔20公里。这三者分别归属于中电投、华能、中核三大巨头。而乳山核电站因离银滩旅游景区偏近，遭到当地百姓反对而处于搁浅中。
无独有偶，即将获批重新开工的广东陆丰核电站，与拟建的海丰核电站之间也存在上述距离过近的问题，中广核的陆丰核电站位于广东陆丰市碣石镇田尾山，中核的海丰核电站位于广东省汕尾市深汕区鲘门镇百安村，陆丰市与汕尾市距离仅50公里。一位核电业内人士认为，这两者距离这么近，其中的一个已无建设的必要。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一位人士对经济观察报称，中国已建、在建、拟建的核电整体布局上并不太合理，与煤炭、光伏、风电、水电等之间的布局间也存在矛盾。
落地前的波折
大亚湾核电站运营20年来，每年给所在地大鹏镇上缴利税达几十亿元，不仅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而且近年来周围几个乡镇也可以参与利益分配。原来破败的乡镇也蜕变为现代化城市的一部分。这正是吸引众多地方政府对核电站项目青睐有加的原因。但是，依然有很多项目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经过一番筹备后遭到夭折、搁浅或者波折不断。
中国核电站选址工作是由企业发起，由地方政府配合并且由企业负担各项支出的活动，一位核电人士估计，一个厂址选择大概需要几个亿的投入，如果厂址最后被搁浅，这笔投资就“打水漂”了。
核电站选址看似简单，实际上里边涉及到诸多的利益，一个核电站最终落地与否，与选址过程中各个利益方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不小心就被“雪藏”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红沿河核电站，选址工作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了，比大亚湾核电站仅晚了三四年，但是后来由于一些原因给耽搁了。
2000年之前，中国核电业一直被部门之争、技术之争所困扰，随着1994年中广核集团成立，企业间的商业竞争慢慢凸显。“九五”(1996年-2000年)期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核电建设高潮。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应该是比较幸运的，它们代表着中国两个方向，引入国外技术走商业化和自主创新实验。
而更多项目则陷入了选址后漫长的等待与波折。与大亚湾核电站、秦山核电站选址时间相当甚至更早的项目有红沿河核电站、山东海阳核电站以及阳江核电站等。
今年9月25日，大亚湾核电站已经成功运营20年，几乎同期选址的阳江核电站一期才投产仅一年左右，阳江核电站二期也在建设之中，这无疑折射了中国核电站选址过程中的波折。
无独有偶，山东海阳核电站选址从1983年开始，但是由于大亚湾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的建设而遭搁浅，后来全国掀起了电力热，所以海阳核电站便拖到2007年才获得发改委准许其开始前期工作的“路条”。
红沿河核电站也经历了30多年的等待，于2007年获得发改委“路条”。
江苏江阴被定在苏南核电站，最后苏南核电站搁浅。1978年，中国计划引进法国两台90万千瓦核电机组。当年底，邓小平对外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1979年3月28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因此苏南核电站最终偃旗息鼓。而苏南核电站搁浅后，红沿河后来一度再提上日程，但是又被引进俄罗斯技术的江苏田湾核电站抢先，红沿河就这样被“一误再误”了。
显然，有着“超级印钞机”美誉的核电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基因与轨迹，而这背后就是国家政策导向性更强更显著，各种因素叠加左右核电站到底能否上马，所以，核电企业们之间核电站选址的竞争更加复杂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