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电力元老发文谈李鹏回忆录赞其懂行
距离新书发布两个月过去了，能源界对《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下称“回忆录”)的讨论仍在继续。
8月25日，国家能源局主管的《中国电力报》连发五文，回忆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能源岁月。这五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原电力工业部部长史大祯，原水电部副部长、首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姚振炎，原水电部副部长、原中电联理事长张凤祥，原中电联理事长张绍贤。
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一系列文章是国家能源局布置的，文章内容也是由前述电力界老领导秘书提供的。
回忆录有大量篇幅是关于李鹏的能源岁月——从1946年任晋察冀电业公司技术员，至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李鹏一直在能源系统工作。前述人士与李鹏均有共事经历，并由李鹏直接领导。黄毅诚称，“这本书史料翔实，真实生动，很好看。”
五篇文章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并与回忆录互为验证。黄毅诚讲述了一则李鹏视察电厂、一改中国电厂漏水漏油现状的故事，并赞李鹏”懂行“。
黄毅诚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厂管理问题很多，特别是火电厂，漏水漏气，零米层脏乱差，人都走不进去。很多电厂控制室很安静，也很干净，但是零米层脏得一塌糊涂。
“1987年4月，我陪李鹏去四川江油电厂。为了迎接李鹏考察，电厂将参观路线都搞得很干净。”黄毅诚称，“可他们没有想到，李鹏是懂行的。从电厂后门进去了。结果李鹏发现零米层没办法走，很不满意，批评了他们。我还与李鹏说笑，我说：‘人家给你干干净净的路你不走，哪脏你走哪。’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能源部搞了一个‘双达标’运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你再去看电厂，没有一个电厂漏水漏油的。”
史大桢说，”李鹏同志在基层工作过，他非常注重现实，他知道开展工作必须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姚振炎表示，“李鹏同志是一位体谅基层、实事求是的领导。”
张绍贤则提及了李鹏对中国电网安全体系的影响。比如，李鹏当了电力工业部部长以后，提出了保证电网稳定的“N-1”电网安全准则。而对于北京这样的地区，确定了首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小于“N-1”的安全准则。根据李鹏的意见，1979年北京开始规划建设双环网，1980年北京陆续建成了双环网，基本保证了北京地区20年的安全稳定用电。
张绍贤称，“看到回忆录这本书，回忆起我跟李鹏同志一起工作的十七载岁月，深感那段时间我真的学习了不少东西。”
电力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整个能源界对李鹏是非常尊重的，并称其为“老李”。
至今，李家在整个能源界仍有影响力。其子李小鹏是能源大省——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其女李小琳是五大电力集团之一——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回忆录于六月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当时原本是有发布仪式的，然而李鹏表示要低调，于是只有赠书仪式。
赠书仪式还包含座谈环节，当时中国电力系统的几乎全部企业派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包括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2003年卸任以来，李鹏在11年的退休生活中出了11本书，被称“最勤奋的回忆录作者”。
已经年届86岁的李鹏还打算继续完成《李鹏回忆录》的下册，内容将会是1983年之后至今的回忆录，包括他在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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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源部长黄毅诚谈《李鹏回忆录》
拿到《李鹏回忆录(1928-1983)》，我认真阅读了，还特地给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因为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很受教育。书里记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新中国建设的历程，我都经历过，感觉这本书史料翔实，真实生动，很好看。
少年同侪
李鹏和我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我们的父辈都曾在战火硝烟中走过，为革命奉献了青春年华，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李鹏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黄火青在红十四军的时候有过交往，那个军有三个团，我父亲是一个团的团政委，他父亲是管十四军的。
这本书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鹏的父亲李硕勋烈士，他年仅28岁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书中有他留给爱人的遗嘱，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们这代人是革命的老前辈，让我一生敬仰。
我和李鹏是在延安的时候认识的，那时我们都还小，在读书。我大概14岁，他比我小两岁。少年时代，我们作为革命的下一代，一起读书学习，共同进步。延安中学毕业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去当小学教员。但是我们都还年轻，就向党中央提出来，我们还要学习。后来，通过参加考试，我们又回到了自然科学院。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然科学院有一位老师说：“这些小孩知道的还真不少啊。”
诚挚友谊
因为少年时代有共同的求学经历，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诚挚的友谊。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都从延安出来了。我跟着父亲的支队先走，当时我还不到20岁。走到张家口后，本来要到热河，国民党部队封了路，不通了，留在了张家口。正好，李鹏和延安的一批学生也到了张家口，他们本来要去东北的。聂荣臻请示中央，在张家口办了一所个学校。我父亲要求我去学校学习。于是，我和李鹏就又到一个班学习。我们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彼此之间的友谊也不断加深。
毕业后，我调到新华机械厂，做82迫击炮弹，根据专业学习情况，他去了电力部门工作。离开学校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后来，听说他去前苏联留学了。
李鹏在前苏联留学期间，回来过一趟，我们在沈阳见过一次。后来，他又回去继续学习。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工作，但是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1955年，李鹏从前苏联学习回来，到了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工作，他到家里来看我。他那时候还没有分配工作，就骑辆自行车来我家。我们互相鼓劲，都在想如何能在各自所学的专业上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告诉我他到东北了，去了小丰满。
李鹏在小丰满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后来，他调到北京工作。故友重逢，我十分高兴，请他到我家吃饭、聊天。他当北京电力局负责人的时候，我在北京重型电机厂。那时候，因为工作他还来找过我，是为了北京热电厂扩建的事，热电厂的发电设备是我们厂给做的。
工作交往
我们是少年时代的好友，一起走过青春时光。
起初，我们是生活经验的交流较多，后来，我俩接触比较多是在工作上。
那时候，我调到国家计委，他开始在电力部当部长，因为设备的问题，我们接洽过。后来他调到国务院当副总理，分管能源和交通，我在计委也管能源和交通，我们接触就更多了。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电厂管理问题很多，特别是火电厂，漏水漏气，零米层脏乱差，人都走不进去。很多电厂控制室很安静，也很干净，但是零米层脏得一塌糊涂。1987年4月，我陪李鹏去四川江油电厂。为了迎接李鹏考察，电厂将参观路线都搞得很干净。可他们没有想到，李鹏是懂行的，从电厂后门进去了。结果李鹏发现零米层没办法走，很不满意，批评了他们。我还与李鹏说笑，我说：“人家给你干干净净的路你不走，哪脏你走哪。”在场的人都笑了。后来，能源部搞了一个“双达标”运动，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你再去看电厂，没有一个电厂漏水漏油的。
我和李鹏在生活中是好朋友，在工作上他很支持我。特别是我当能源部长后，我提出的好多办法都得到了李鹏的支持。如果没有他，有些事也办不成。
这次读《李鹏回忆录(1928-1983)》，勾起了我对我们半个多世纪友谊的回忆。我感叹时光流逝，革命的少年已经成为耄耋老人。我更感叹如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做的努力，也将载入史册。
(周玉娴采访整理)
原电力工业部部长史大桢谈《李鹏回忆录》
《李鹏回忆录(1928-1983)》的出版对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有意义。李鹏同志非常了解中国电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中国电力发展的正确途径。在担任电力部门领导期间，他为中国电力事业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力发展之路，为我们今后电力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宝贵经验。
找一条适合中国电力发展的正确途径
我到北京工作之前，和李鹏同志接触不多。可是与他的第一次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1980年5月22日，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电网经济调度会议。那次会议由全国各网局、省局以及重点电厂负责人150余人参加。我作为辽宁电厂总工程师参加了这次会议。那是我和李鹏同志比较长时间的一次接触，几天开会时间，我们都在一起讨论中国电力发展的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文革”遗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还存在，影响了正常的电力生产。我记得当时有人连调度命令都不遵守，电力部门内部秩序亟待整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发展速度很快，各地缺电相当严重。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电力一直是在学习苏联的模式，中苏关系破裂后，我们不知道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面对受“文化大革命”干扰后歪曲的电力发展道路，面对无现成模式可以借鉴的国际环境，李鹏同志开始着手整顿电力工作。李鹏同志本身是学电出身，又在丰满、阜新等基层电厂锻炼过，对当时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状况理解得非常深入。在《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大家可以看到，他将全国各地电力负责人的汇报一一详细记录，然后再加以总结，找出当时最紧迫、最需要做的电力工作。他在那次无锡会议上，着重强调了电网治理的秩序、制度及规章。
我记得，他当时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解释电的特性：电是不可能多发的，用多少发多少。这是针对当时很多电厂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电网调度命令，不按电力需求完成发电任务，造成电力发展走样情况而言的。
那次会议，李鹏同志给我们上了一堂基础课，就是怎样搞电力事业，我们电力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服务国家发展，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电力事业推向前进。要懂得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这是做好自己工作的根本。李鹏的工作方法非常注重实际，是从现实着眼，立足当时中国电力事业的真实现状，找到一条发展中国电力事业的正确途径。
电力发展必须服务国家发展
1958年，我在辽宁电厂工作。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打电话给钱正英同志说：“你们辽宁电厂把章党水库的水都用了，我们下游100多万亩的土地都浇不上了。”钱正英同志到辽宁电厂找我。原来，辽宁电厂在建设之初，盲目追求第一，想出了简易发电的办法，在章党水库上只建设了一个升压泵，水库水位不够的时候，用升压泵给电厂供水。为了多快好省，修建回水泵房就从计划上取消了。后来，章党水库水位降低，供发电厂发电还行，可是没有回水，影响到下游农田的灌溉。钱正英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要求辽宁电厂尽快修建回水泵房和回水管道，解决下游灌溉问题。我们用了3个多月时间进行了改造。
我那时候年轻，一直在基层工作，不是很了解我们国家电力发展的大政方针，但是通过那次解决水库下游的灌溉问题以及1980年5月的电网工作会议，我的脑袋才彻底开了窍。那就是，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要处处想着如何能推进中国电力事业的发展，要时时刻刻想着电力发展是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
李鹏同志在基层工作过，他非常注重现实，他知道开展工作必须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在那次电网工作会议上，李鹏同志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将我在基层发现的问题和想到的解决办法都说给他听。我讲了很多，他听了很多。后来，他在调去国务院之前，提出要我去电力部工作，应该是认为我是个敢想办法、有新观念和新思路的人。所以，我觉得，走中国特色的电力事业发展之路，一定要学习李鹏同志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李鹏同志的工作思路，那就是电力发展必须符合国情，必须服务国家发展。 (周玉娴采访整理)
原水利电力副部长姚振炎谈《李鹏回忆录》
我在李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这本《李鹏回忆录(1928-1983)》的后半部分，特别是对1981年到1983年间的记录，讲述了不少我们一起工作的过程。正是在这些工作中，我感到李鹏同志是一位体谅基层、实事求是的领导。
第一次听到李鹏被周总理点名
我第一次听到周恩来总理点李鹏的名，是在1970年总理接见水电会议代表的那个晚上。
1970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十条要求。此后水电部形成了一个全国电力工业增产节约的报告。这一年6月18日，周恩来总理挤时间在凌晨接见了水电系统三个会议代表，并对水电部的这个报告提了很多问题。
我就在第一排角上做记录。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总理提到了鞍山电业局郑代雨拿着毛主席语录进行带电作业，这时他问道 “李鹏来了没有”，然后李鹏站了起来。书里也有真实详细的记载。回看这段历史，总理一方面问得很细，不给工作人员泼冷水，另一方面也说得很清楚：这个报告还需经过实践考验。实际上这个报告提出的一些做法不切实际，破坏了电力安全生产规律。
缺电背景下的电厂建设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初，京津唐电网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北京缺电的情况，特别提到了国家计委宿舍突然停电的例子。这件事情我也记忆深刻。
那时候电力实在紧张，我是亲身经历的。缺电到什么程度呢？北京经常拉闸限电，我们常说的是“1234567”，也就是供电分级，特别重要的用户才保7天电。还有“56789”，大家得在5点、6点……9点错峰上班，真是缺电缺得没办法。
解决缺电问题的根本措施，李鹏同志认为应该是增加发电装机容量。增加发电装机容量的办法，一种是扩建老电厂，一种是建设新电厂。李鹏率领北京电力设计院的专家，进行了唐山新火电厂的选址工作，就是后来的陡河电厂。
打开办电局面重视水火电比例
1981年10月，李鹏同志到山东各地考察办电的情况。因为我们到过山东，向他汇报过山东电力局安全生产形势良好、基建质量过硬，所以这次我也与李鹏同志同行。
当时山东电力的队伍建设和管理都很好，基建和生产两不误，投资省、造价低、建设速度快。李鹏同志一直在动脑筋怎么打开办电局面，多年来始终在考虑电力建设。看了山东的做法，他打开了思路，就是要多家办电、多渠道办电，包括一把手必须上生产一线，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发展。
我在水电部负责基建工作，到过许多电厂。《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中的一张合影里还有我。
那是1982年7月，李鹏同志随胡耀邦同志考察内蒙古昭乌达盟。在赤峰元宝山电厂，电厂的生产班子与他们合影留念。这次李鹏同志提到了水火互 济。他对水电火电的比例一直非常重视，因为他在东北管过水电火电的调度，很注意水火电比例的处理。同时他也重视搞坑口的特大煤电厂。
实事求是处理问题
李鹏同志处理问题一直是实事求是，非常客观。1955年10月，丰满发电厂2号机组的发电机定子着火，被迫停机，经检查是发电机定子上端的一排线圈被烧断了。那时候一出事故就容易认定是人为搞破坏，但李鹏同志坚持不给人乱扣帽子，他召集技术人员研究，后来查明了事故原因。
《李鹏回忆录(1928-1983)》还提到1980年乌江渡水电厂水淹厂房事故，那也是李鹏同志亲自去处理的。乌江渡水电厂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建起来的，周边地形复杂，建设非常艰难。那时候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上游来水大的时候，乌江渡水电站建起来了，但上边一条电缆沟没有封，因为当时施工单位还没移交，防汛措施不完备，对预报也不清楚，一出事儿就很严重。李鹏同志到现场调查，首先肯定了施工单位水电八局所做的工作，同时主张出了事故要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调研，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
这本回忆录记录了我国电力事业从拨乱反正到逐步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我经历了这一过程，对我们的电力事业从困难时期到一步步发展壮大深有体会。这本书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宝贵的历史素材，是大家了解和学习党史、电力发展史的好课本。
(周艳采访整理)
原水利电力副部长张凤祥谈《李鹏回忆录》
在李鹏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任何行业的发展都一定要按该行业的客观规律办事。
安全最重要
李鹏同志主持电力部工作期间虽然电力供应很紧张，拉闸限电比较多，但我认为，那是电力行业发展最顺利的一段时间。李鹏同志电力科班出身，在苏联学习很优秀，回国后又在基层工作过多年，丰满发电厂、阜新发电厂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发电厂，他还做过东北电管局调度局的局长，所以，对电力发展规律了解比较深刻。
电力的专业性很强，如果不把握电力发展的特点，工作很难顺利开展。李鹏同志作为内行领导，一直都是按电力发展客观规律办事的。比如，电力部从上到下最重视安全。因为电力是公共事业，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不是一般商品，如果电力出现问题，整个国民经济都会受影响，所以电力安全最重要。当时李鹏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两票三制”、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导则等，这些措施行之有效，保证了安全生产。
建电厂的新办法
我到水利电力部时，全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电。那时的缺电情况不是现在所能想象到 的，缺电最严重的地方，企业要“开三停四”，就是一个星期开三天停四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那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统一调配资金，分到的资金只能建那么多电厂，想多建也建不了。
怎么把有限的资金用好，最重要的就是让工作更有效率一些，尽快把电厂建好。那时候要新建电厂，都尽量快一点，好一点，这样电能多发一点，所以，那时我们锻炼出了一批过硬的电力基建队伍，其中，山东、东北的队伍是王牌，新建电厂都是按时投产，绝不含糊。
为了缓解电力紧张的状况，尽量多建一些电厂，在李鹏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集资办电。在计划经济时期，电力投资资金是固定的，电力部门赚的钱要统统上交国家，不能自留。如果想发展，扩大生产，只能等财政资金，但国家拨的钱根本不能满足电力的发展需求，那时候银行也不能贷款，李鹏同志想了很多办法，经过中央批准，终于开辟出了集资办电的渠道。所谓集资办电，就是鼓励地方、部门和企业投资建设电厂，并对部分电力实行多种电价的办法，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第一个成功集资办电的是山东龙口电厂。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每度电加2分钱归地方，这钱不是做别的用，是继续投资电厂，发展电力。
那时，“油改煤”还有一批资金，也投入到了电力发展上。经国务院同意，成立了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进口国外的电力设备，还给了一个特殊 政策，就是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鼓励自己滚动发展，赚了钱继续投资电力建设。这是一种全新的办法。
协调更高效
我到水利电力部的时候分管基建，当时全国的发电装机容量只有7000多万千瓦。1984年，李鹏同志给水利电力部下了一个指令：明年全国电力建设新机投产总容量要达到500万千瓦，必须完成，大家都要围绕这个任务去努力。李鹏同志亲自调度，每周都在国务院开一个碰头会，我去各个地方催进度，现在想想也简单，一共带着四个人，包括计划司的、物资局的、成套局的、基建司的去现场，问有什么困难可以帮着解决，如果资金不够，就让计划司拨一些，缺什么钢材，就找物资局解决，这么调配一下，然后鼓励鼓励，强调一下当前的形势，让大家一定要完成任务。我每周都去跟李鹏同志汇报进展情况，有些问题我解决不了，就需要他帮忙，比如有些设备或者钢材需要外汇才能买过来，我们没有，就需要李鹏同志去找中国银行给解决。有时候运输设备需要铁道部的配合，也需要李鹏同志协调一下。
跟李鹏同志汇报工作会觉得很顺利，因为他熟悉电力，你一说他就明白。沟通顺畅，做起事情来才有效率。 (高雅采访整理)
原电力联合会理事张绍贤谈《李鹏回忆录》
我和李鹏同志的工作交往始于李鹏同志任职北京供电局，一直延续到李鹏同志到国务院工作，其间17年的时间里，李鹏同志都是我的直接领导。
读了《李鹏回忆录(1928-1983)》这本书，我感触很深。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与大家共同回忆李鹏同志在电力领域的思想与实践。
倾听不同意见
说起与李鹏同志一起工作的感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非常善于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李鹏同志在工作中深入实际，让不同的声音都能发出来，而且他会非常仔细地倾听和记录。在工作中，李鹏同志对每位同事都非常关心，我们这些下属对他从来没有戒心，都可以将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赞成的意见开诚布公地讲出来。
李鹏同志多年来在工作上认真负责、艰苦努力。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临睡前必须写日记，把一天中的大事都记录下来，他有时还会把日记拿出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遗漏的事情，正是这样一个长期的工作习惯，才有了今天 《李鹏回忆录 (1928-1983)》出版发行。所以当我看到书中那些朴实的内容时，我发现很多事情我都曾经亲身经历。
坚持调研和劳动
在“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时期，李鹏同志仍然坚持下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和劳动。我跟随李鹏同志去过不少基层单位，有一次去牛栏山基地从事劳动，那里也是一个110千伏变电站。因为是劳动，李鹏同志要求不能开车去，所以就打听火车哪站离得近。后来我们先从北京站坐火车到牛栏山站下车，然后扛着铺盖卷步行一公里多到了牛栏山基地，到了就参加劳动。
还有一次是去煤炭企业开展调研。当时国内煤炭供应非常困难，电厂用煤紧张，于是李鹏同志就决定下煤矿调研。我陪他去了承德一家为我们电厂供煤的煤矿，他从煤矿的掌子面到巷道都仔细查看，从运输距离到煤炭的发展都认真调研，整整在煤矿里待了一天。当时正是非常时期，他既要管理企业，又要参加各种活动，忙碌之中仍不忘记坚持基层劳动和调研，工作非常敬业。
提出建设安全稳定电网
李鹏同志提出，遇到事情一定要开展调查研 究，关于电网建设中的很多问题，李鹏同志当时都曾提出来并深入思考。那时，李鹏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提出要思考北京应该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电网？他讲了自己参加国际大电网会议期间考察欧洲电网的情况，他认为，电网必须是安全稳定的，这样的电网才能保证供电的需求和重要电力客户的安全。
为此，我跟着李鹏同志跑了不少地方开展调研，先后去过唐山、张家口等地。
在电厂选址方面，我们当时的后备站址不多，完成初步可研报告可以立项的项目就更少了，所以李鹏同志提出来，要开工建设一个电厂，具备立项条件的备选电厂需要有四个，这样才能加快电力建设。
当时电力建设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各方都希望加快电力建设，但是当时没有钱，有限的电力建设资金只够解决电厂建设的问题，剩余的资金就很少了，电网发展很难。李鹏同志曾提出，电网建设与电厂建设的占比应该分别是60%和40%，这种思路就解决了在电力紧张和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应该把钱花在哪儿的问题。
制定电网安全准则
当年，京津唐电网还很薄弱，后来补建了2条110千伏线路，一直运行到1969年才将京津唐电网升压改造成220千伏电网。1969年以前，110千伏电网经常发生事故。夏天的最高负荷一超过10万千瓦，就容易造成线路短路。当时河北到北京只有一条220千伏线路，河北省内从南到北只有邯郸到石家庄一条线路，山西省也只有南北一条220千伏线路，内蒙古只有东西一条220千伏线路，电网非常薄弱，一出事故就容易造成大面积停电。
李鹏同志当了电力工业部部长以后，提出了保证电网稳定的“N-1”电网安全准则。而对于北京这样的重要地区，确定了首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小于“N-1”的安全准则。根据李鹏同志的意见，1979年北京开始规划建设双环网，1980年北京陆续建成了双环网，基本保证了北京地区20年的安全稳定用电。由此可见李鹏同志对电网建设的重视。
看到《李鹏回忆录(1928-1983)》这本书，回忆起我跟李鹏同志一起工作的十七载岁月，深感那段时间我真的学习了不少东西。
(高靖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