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逻辑—中国问题—治国理政

　　 作者：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　韩庆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研读“经典文本”与揭示“现实逻辑”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马克思是把“经典文本”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既在“书房”认真研读经典文献，同时又走出“书房”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考察。他把研读经典文献作为揭示现实逻辑的思想资源，但其重点在于揭示当时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的是“劳动的逻辑”。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的是社会实践在人们所把握的感性对象、认识过程、宗教本质、人的本质、现实社会、新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的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生活过程的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为逻辑起点，着重揭示了阶级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为逻辑起点，着重分析揭示了商品展开的内在逻辑。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研读大量经典文本的前提下，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逻辑”，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经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现实逻辑”研究不足。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在“经典文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单位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学术贡献，推进并深化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充分肯定。然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这一“下篇”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不屑一顾，不愿研究；有些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无能为力，不能研究；有些学者对研究“现实逻辑”顾虑重重，不敢研究。由此就造成这样的状况：马克思注重“走出书房”，而我们多“呆在书房”；马克思注重解读“现实逻辑”，我们多远离“现实逻辑”；马克思的学说引领着时代和实践发展，我们的研究却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马克思的学说是世界性的，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却是自言自语；马克思的学说是实践性的，我们的有些研究成果只是概念性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接不上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

　　 哲学所理解的“现实”

　　应怎样理解我们所讲的“现实”？哲学所理解和把握的“现实”，从本质上讲，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或“表象”。它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及其展开；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性”及其展示；三是感性背后的“理性”及其展现。“现实”并不是与偶然性、现象和感性毫不相干的。我们往往是透过一系列偶然性来把握必然性，通过现象来把握本质，通过感性来把握理性。因为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是直接相关的，是紧密联系住一起的。现实，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相统一、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存在，那种没有表现在偶然、现象和感性中的必然、本质、理性只是在逻辑中存在，不具有现实性。有些学者割裂了必然性与偶然性、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只强调必然性、本质和理性而忽视偶然性、现象和感性，这就把自己置于偶然性、现象和感性之外，而在实际上却是难以真正把握必然性、本质和理性的。因为如果不与感性的现象接触，我们是永远把握不到必然性、本质和理性的。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握感性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性及其展开、展现的内在逻辑，而方式，是要用理性思维透过偶然、现象和感性来把握的。这就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要求：既要了解感性现象，更要把握其本质和必然。这叫作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