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轩:能源革命中的电力角色
能源革命中的电力角色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王志轩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能源的变革史。从现实看，能源问题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能源往往还是强大的政治工具，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关键时刻的中国，如果解决不好能源问题或是在能源问题上稍有闪失，不仅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会受到重大损失，而且会对实现兴国梦造成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有关推动能源革命的讲话（以下简称6•13讲话），在世界能源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能源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经济的多重压力下，为重新审视我国能源战略起到了“定盘星”和“指路明灯”的作用，也是分析能源革命中电力角色的金钥匙。
中国能源战略需要清晰的价值导向和方法导向
能源问题的重大性以及能源转型周期的长期性，使得能源战略具有“不谋百年则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则不足谋一域”的特质。如我国近年来雾霾猖狂，已经成为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虽然不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还是从我国现有的技术、经济能力看，因能源问题形成的雾霾（除能源之外，还有建筑、农业……），只要决策得当、管理科学，一定会在数年内得到显著改善，相对于能源安全和二氧化碳等问题，这是“一时一域”问题，不过当我们仔细分析我国所面临的雾霾问题、煤电矛盾问题、风电弃风问题、水火电不协调问题等这些不同的“一时一域”的重大能源问题时，追根溯源都与能源战略密切相关。再如，一个经济及能源大国至今没有一部《能源法》，也充分反映出我国能源战略的不确定性。
正确的能源战略取决于正确而清晰的价值导向和方法导向。学习近平总书记6•13重要讲话，深刻体会到价值导向和方法导向贯穿其中。
价值导向，就是以能源战略的价值目标及相辅相成的相关要素构成的体系，引导或推动能源发展的方向。在我国的能源战略制订和能源发展实践中，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经济都是体现能源活动的价值目标。但是，这些价值目标的内涵往往并不清晰，且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由于政府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往往会出现相互矛盾、顾此失彼的情况。表现为对不同能源发展的认识不统一、政策不配套、规划不落实、运行不协调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这一论断使能源安全成为能源战略价值导向体系中的“顶层”位置。通过分析各种能源价值要素，笔者提出了能源战略价值导向体系图（见图1）。能源战略价值导向体系由“国家能源安全”“可持续能源供应”“清洁、高效、低碳”和“经济”四个要素组成。“国家能源安全”位于体系的顶层位置，表明能源战略的目的是国家能源安全；能源战略安全的核心是可持续的能源供应，能源战略安全与可持续能源供应是一体两面；支撑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的基石则是“清洁、高效、低碳”及“经济”。清洁是指能源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要满足环境的自净能力（即环境容量内），高效是能源活动要尽可能地不断提高能源的生产、转换和利用效率，低碳是指减少能源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战略价值导向体系图既清楚地表明了目标和支撑条件的关系，也表明了“清洁高效低碳”与“经济”两大条件之间的同等重要性。如果两大条件其中之一不具备或者一方不足，整个体系就是不稳定的，就不可能保障可持续的能源供应，国家能源安全则成了“空中楼阁”。我们还可以看到，目标与条件是不可互换的，比如，将“国家能源安全”与“清洁高效低碳”互换，则这个体系的逻辑关系就出现了混乱。因此，牢记国家能源安全才是能源战略的重中之重，其他目标都是围绕实现国家能源安全来布局的。
方法导向，就是回答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路径来实现价值导向的要求，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在正确的路径上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一论断十分明确地把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确立为方法导向的“顶层”位置。笔者同样构建了一个能源战略方法导向体系图（见图2）。
能源战略方法体系图清楚地表明，推动消费革命与生产革命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处于方法体系中的顶层，是实现能源价值目标不可分割的整体。消费革命的核心是“节约”，生产革命的核心是“多元”，节约与多元同等重要。而且消费革命与生产革命、节约与多元也是一体两面。科技革命与体制革命是方法导向体系中的条件和支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则是中国能源资源的禀赋和全球能源变革背景下的重大战略措施，是价值导向与方法导向的必然结果。
现实的能源问题非常复杂、尖锐，如能源利用不当形成的雾霾问题、电网与电源发展不协调问题等都需要迫切解决。因此，应以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相结合，解决我国面临的现实能源问题和能源战略问题。由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更应首先从问题导向入手，分轻重缓急加快解决现实问题的速度，当前必须优先尽快解决的是严重的雾霾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科技革命、体制革命以及国际合作都提出了明确而言简意赅的要求。如在推动能源供给革命上提出了“立足国内、多元供应，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的要求。”这一要求既是对“着力发展非煤能源”的肯定，也是对去“去煤化”的否定，成为保障能源安全的“定海神针”。历史经验告诫我们，已有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系统不仅沉淀了巨大的资金和社会成本，而且对资源的勘探和高效、清洁、低碳技术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能源转换绝非一朝一夕，必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根据BP分析，2030年与2010年相比，全球煤炭、石油占一次能源供应的比重分别下降2.8和5.0个百分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分别提高2.2和5.6 个百分点，化石能源仍占能源供应总量的80%以上。因此，要真正落实习总书记要求，必须全面、准确理解能源战略的意义。为防止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关键是要在规划上统筹协调，坚决做到“三个量化”，即对“多元”在时空上进行量化、对经济代价进行量化、对环境保护要求进行量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明确要求，而不是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替代环境质量的量化要求），要落实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机制和法治支撑。
电力在能源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
电力在能源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由电力的新特点所决定的。能源的电力化和智能电网发展是电力新特点的综合体现，既符合中国能源战略的价值导向和方法导向，也是解决中国能源现实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长远问题的关键。
电能是应用最广泛、最易精确控制、便于清洁化的二次能源，电力是现代文明的物质基础。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以及电能在产业结构中的变化情况，共同构成评判一个国家电气化水平高低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图3为2010年一些国家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图4为不同发展阶段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用电结构情况。从两个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电能占终端消费的比重达到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是美国的水平，但并不能说明我们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从图4看出，2012年底，我国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及OECD国家2010年的电力消费结构比较，我国第二产业的用电量比重为75%左右，而发达国家在现阶段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居民生活用电大致各占1/3。
对我国而言，随着能源革命的推进，一方面大量的可再生能源将转化为电力，另一方面煤炭的清洁化要求将使煤炭转化为电力的比重不断提高，加之在推进能源消费革命的要求下，全社会节能减排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电力的作用将进一步拓展。笔者认为，将由传统的基础性、公共性拓展至对能源系统的优化配置及绿色化层面，具体表现在三个领域、七个方面（见图5）。
从图5可以看出，在电能生产领域有三大任务：一是资源空间配置及能源结构调整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特高压输电将集中、大规模能源基地（包括可再生能源基地）的能源就地转化为清洁电能输送到负荷中心，促进能源结构空间范围的调整。二是非化石能源转化为电能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分布式发电方式将新能源、可再能源转化为电能，将核能转化为电能，增加贮能、贮电，通过智能电网进行能源系统优化，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安全性。三是煤炭清洁利用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不断提高煤炭转换为电能的效率、降低常规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通过热电（冷）联产等方式，不断提高煤炭的梯级利用水平。在电能使用领域也有三大任务：一是通过电价调整及或电能消耗标准的制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此任务与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其作用在一定阶段有一定效果，但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会逐步退出。二是通过以电代替散烧煤、以电代油加快电动汽车发展、以电代替窑炉燃料、以电代替燃气（在燃气紧缺时，有些地方可采用此措施），加快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和产品质量。在一定意义说，城市能源的电能化是解决城市生活型现代污染的终极措施。三是通过全社会各个方面的节约用电，从而达到有效节约能源的目的。电的广泛应用性和可控性决定了其在全社会节能层面主导作用的无可替代性。可以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我国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达到或超过50%以上，成为能源消费的主要和第一能源。在区域或者产业循环经济中发电厂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在循环体系中很难分清生产者和使用者，属于生产及使用的交叉领域。一个好的循环经济体系，会使各种资源的效用得到更好地发挥，而电力在循环体系中往往起着推动循环发展“心脏”的作用。
综合来看，煤炭的清洁化和提高煤炭转化为电力的比重，是当前推动中国能源革命最为迫切的任务。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从表象上看是由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但从本质上看主要是由对煤炭的不合理利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煤炭转换为电力的比重在55%以下，而发达国家基本上在90%以上。由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先天禀赋，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能源革命第一步（或者第一阶段）的成功并不是以可再生能源发展快慢为标志，而是以煤炭是否合理利用为标志，特别是提高煤电转换为电力的比重是中国能源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如果在解决煤炭散烧问题上乏善可陈，只是采取简单地用燃气替代煤电尤其是供热电厂，或者通过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来解决雾霾的话，雾霾消散的时间会更长、付出的经济代价会更高。“成也煤炭、败也煤炭”，对此应该早认识、早筹谋、早主动。由于国情不同，我国一部分煤炭用于化工和冶金等领域，但约占燃煤总量20%的散烧煤炭应当加快转化为电力。据初步估算，如果我国每年有40亿吨煤炭（约25亿吨标煤）用于发电，按照现有的常规污染物控制技术，每千瓦时供电煤耗300克，使电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控制在10、50、50毫克/立方米，则年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排放总量不超过300万吨。这一数量只占到2013年电力三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1/5，低于1980年电力烟尘一项排放总量，也低于当前美国二氧化硫一项排放总量，总之可以全面满足我国大气环境容量要求。因此，从长期来看，常规污染物排放并不构成对中国使用煤炭的限制，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是煤炭利用的制约瓶颈，是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在推动能源革命的过程中，电力已经而且将继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改变传统的以电力、电量的“短缺”或“富裕”来评判电力发展好坏的思维定式，以电力的“被动型”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向“主动型”支撑绿色发展转变，以安全、高效、绿色、经济、便捷 、和谐的价值标准，构建电网安全、电源互补、结构优化、储能支持、供需互动电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