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烟灰缸案已过14年22名被告仅3人赔了不到2万

　　案件另一面

　　“连坐”源于烟灰缸案

　　成都商报曾报道：2011年8月15日，小伙陈涛和女友路过成都提督街锦阳商厦楼下时，一个陶瓷马克杯坠落，正中陈涛头部，他随即倒地，虽及时抢救，但仍留下了创伤性癫痫等严重后遗症。陈涛将整栋大楼138家被告告上法庭。今年4月28日，成都杯子伤人案在锦江法院开庭审理。

　　成都杯子伤人案审理过程中，整栋楼商家该不该“连坐”成为庭审一大焦点———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这条“高空坠物条款”被称为“高空抛物连坐法”：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其实，一栋楼的人被“连坐”，源于14年前的“重庆烟灰缸案”。

　　5月6日，轰动全国的重庆烟灰缸砸人案受害者郝跃，再次来到重庆渝中区法院，正式申请法院恢复执行。

　　14年前，一个从楼上扔下来、至今找不到真凶的烟灰缸，把郝跃头部砸伤；而法院在一片争议声中判决楼上的22家住户各赔偿郝跃8100余元，共17万多。这一事件也直接推动了侵权责任法关于高空抛物实行“连坐”的立法。

　　然而，这起案件的执行情况却并不乐观：14年过去了，伤者郝跃仅获得其中2名被告的全额赔偿和1名被告的少额赔偿，总计不到2万元的执行款，连打官司的成本也没拿回来。

　　一直备受争议的高空抛物“连坐”规定在侵权责任法里明确规定并实施后，包括成都在内的全国多地已出现数起相关案例，但争议从未停歇。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前往重庆，深入调查采访重庆烟灰缸砸人案，通过深度还原烟灰缸案背后艰难的执行，记录各方当事人卷入案件的所思所想以及对“连坐”规定的态度，以这一活生生的案例，重新更深透地来认识备受争议的高空抛物“连坐”立法。

　　上周，受害人申请

　　恢复执行12年前的案子

　　5月6日，郝跃从重庆杨家坪驱车半个小时，来到重庆市渝中区法院递交恢复执行申请书。

　　尽管当年法院判决有扔烟灰缸可能的22名被告各赔偿他8101.5元，共17.8万余元，但时隔10多年后，郝跃称自己仅获得其中2名被告的全额赔偿和1人的少额赔偿，其他的被告分文未给。“总计获得的不到2万元赔偿款，连打官司的成本也没拿回来。”郝跃夫妻对成都商报记者说。

　　到了法院，郝跃来到立案大厅，将恢复执行申请书交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查看了申请书之后告诉他，还需要执行依据，也就是判决书。郝跃说，他是申请恢复执行12年前的案子。工作人员让他到法院档案室查询复印。郝跃复印了判决书，填写了执行案件立案审批表。工作人员受案后告诉他，最迟将在一周之内进行审查。

　　走出法院，郝跃似乎信心不足，“10多年前的案子，绝大多数都没有给钱，估计还是难执行。”但妻子罗女士不这样认为，现在被执行人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应该能执行到。

　　烟灰缸砸人案

　　受害人郝跃

　　今年50岁的郝跃是曾经影响全国的重庆烟灰缸砸人案的受害人。法院档案的资料照片显示，当时他的头部左侧有个七八公分的烟灰缸印记（上图）。如今，他的头部左侧还有明显的圆形伤痕，没长出头发（左图）。郝跃的妻子罗女士指着疤痕说：“头骨被砸碎了，安装了两块镏金玻璃。”郝跃在地上跺了跺脚，称左脑受伤后右腿发不上力，轻飘飘的，记忆力下降，说话有些迟钝。

　　案情回顾

　　2000年5月11日

　　凌晨1时许，郝跃和朋友站在路边聊天。突然一个重3.8斤、直径达10多厘米的烟灰缸从天而降，砸中郝跃头部左侧。住院医治持续了70多天，花了医疗费14万多。因烟灰缸上的指纹被破坏，警方无法查明。后警方排除了人为故意伤害的可能性。

　　2001年8月10日

　　郝跃一家将学田湾正街65号、67号临街的24家住户及开发商告上了重庆市渝中区法院，要求众被告共同承担医疗费等共33万余元。

　　2001年12月19日

　　渝中区法院认为，除了搬离的两名住户外，学田湾正街65号6号房与67号3号房均不能排除有扔烟灰缸的可能性。因此根据过错推定原则，由当时有人居住的这两号房屋的住户分担责任。

　　法院认定郝跃的损失共计17.8万余元，由各户各赔偿8101.5元；其中，此案受理费及其他费用共计6688元，由各被告各承担304元。

　　2001年12月19日，渝中区法院作出这一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2002年6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2014年5月6日

　　上周，郝跃再次来到重庆市渝中区法院递交恢复执行申请书。

　　破天荒的起诉

　　当年为何起诉两栋楼的住户？

　　过去人们住的大多是平房、两三层楼，可能不会出现高空坠物的伤害问题，现在高层建筑多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法律问题。

　　到处贴着“请勿高空抛物”告示牌

　　妻子带着郝跃来到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事发地———渝中区学田湾正街。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学田湾67号楼下面贴了一张金属告示牌：“讲究社会公德，请勿高空抛物。”记者调查发现，附近的小区都贴了这种告示牌，临街的墙上也是随处可见。记者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当年的烟灰缸砸人案，大多数都能清楚地回忆起。家住学田湾57号的一位住户指着告示牌说，“哪个敢乱丢东西嘛？”市民张先生还告诉小孩不要乱丢东西，“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郝跃回忆，2000年5月11日凌晨1时许，他和朋友站在事发地路边聊天。突然一个重物（后来知道是一个重3.8斤、直径达10多厘米的烟灰缸）从天而降，砸中郝跃头部左侧。郝跃当即倒地，头上鲜血直流，被送往医院抢救……

　　妻子罗女士赶到医院，郝跃已躺在病床上大小便失禁。医生曾告诉她，郝跃的脑水都砸出来了，让她随时做好准备……郝跃在医院做了头骨CT，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手术，保住了命，不过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就这样持续了70多天，花了医疗费14万多。“医生告诉我，即使郝跃能恢复，也只有2岁小孩的智商。”但她没有放弃。当时，怀有3个月身孕的罗女士，一边照顾丈夫，一边奔波于公司的六七个项目。经过两三年的治疗，郝跃好转了很多，“但直到现在，他讲话还是有些迟钝，思维也不够活跃。总算比当时好多了。”

　　希望通过诉讼找到直接加害人

　　事发后，罗女士立即报警，要求查出扔烟灰缸的凶手。但烟灰缸上的指纹被破坏，警方无法查明。后通过现场勘察及走访调查，警方排除了人为故意伤害的可能性。

　　丈夫尚未完全康复，为丈夫权益奔走的重任落在了罗女士身上。14年后，罗女士首次讲述了当年为何要在全国第一个吃螃蟹、将楼上20多家人一起告到法院的原因：事后的一天，她痛苦地站在事发地望着楼上冥思苦想，找不到真凶，无人来承担责任，她决定要走法律途径来维权。随后，罗女士找到公司的法律顾问———重庆胜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建明商量。

　　“郝跃是无辜的。”王建明说，“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我认为生命健康权始终高于财产权，将可能给郝跃造成伤害的住户告上法院，通过他们在财产上的赔偿，抚慰郝跃受害的健康权，是符合法律精神的。”同时，他们要起诉这么多住户，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因为被告住户之间都很熟悉，他们希望通过诉讼能找到直接加害人。

　　如今，王建明依旧认为“这次起诉是正义的”，虽然国内当时没有先例，也没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支撑，如果法院能支持，可能会推动立法，“过去人们住的大多是平房、两三层楼，可能不会出现高空坠物的伤害问题，现在高层建筑多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法律问题。”

　　法院认定22个被告赔偿17.8万

　　王建明认为，郝跃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在65号、67号楼下受到侵害，应当由这两号楼的所有人及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于是按照这个思路确定了被告。随后，罗女士从派出所提取学田湾正街65号、67号临街住户的档案。“临街的房屋共13层，排除1楼后，65号、67号临街的24家住户均有可能扔烟灰缸。”罗女士认为，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这栋楼的开发商，也应承担责任。

　　2001年8月10日，罗女士将这24家住户及开发商告上了重庆市渝中区法院，要求众被告共同承担医疗费等共33万余元。渝中区人民法院谨慎立案，并组成了由李雪任审判长的合议庭。

　　“被告的住户都说不该赔，有的甚至情绪激动。”当时，郝跃夫妇就住在学田湾正街63号，大家算是邻居，打这起官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郝跃没完全康复，没有出庭。罗女士回忆，开庭当天，旁听席也来了很多人。为了避免被告的过激举动，法院给罗女士安排了一个单间。法庭上的被告一一辩解自己无责任，有的说自家临街的房间装有防盗网、窗户常年关闭；有的说当时已经入睡了；有的说自己从来不抽烟；还有的证明自己事发时已搬离了房间……经过两次开庭，法院确认其中两名被告在事发前已搬离，不用承担责任；开发商不是实际使用人，也不承担责任。渝中区法院认为，搬离的两户，由当时居住于此的租户分担责任。

　　法院认定郝跃的损失共计17.8万余元，由各户各赔偿8101.5元；其中，此案受理费及其他费用共计6688元，由各被告分别负担304元。2001年12月19日，渝中区法院作出这一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2002年6月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艰难的执行

　　宣判后，大家都不愿意给钱，罗女士代丈夫向渝中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组织人员到学田湾挨家挨户问，但当时大家都说没钱。后来法院向部分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下达了裁定，罗女士则拿着协助执行通知书，到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领取执行款。

　　■从一名被执行人所在的电车公司领了五六次钱，每次200多元，电车公司垮了，这个钱就没有执行完。

　　■另一名被执行人吕春涛是一名公务员，罗女士按月全额领取到了8400多元

　　■沙坪坝区的一名人大代表魏茂和在法院执行后，将执行款一次性全额交到了法院，法院转交给了她。

　　“总共两个被执行人全额赔偿，一个被执行人给了1000多元，其他的，分文未给。”罗女士说，“后来由于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中止了执行。”此后，她也去过法院几次，“法院的人都换了，案子也就这样一直中止了。连打官司的成本也没有拿回来。”

　　郝跃说：“36岁正值青春年华，烟灰缸毁了我的一生。”当时，郝跃是重庆市巨汇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手头有六七个项目，管理着300多人。受伤后，事业和生活都发生了转折。郝跃觉得，自己才是100%的冤枉，司法支持他，也是警示那些到处存在的高楼乱丢东西现象。

　　人大代表、公务员赔了钱

　　其他人为何不赔？

　　成都商报记者在学田湾正街65号楼下，找到了事发当年至今一直在此做服装生意的杜老板。记者一一询问了判决书上被告的去处，熟悉情况的杜老板说，有一位老者已经去世了，其他很多人都搬走了。成都商报记者从二楼开始，挨家挨户敲门，记者想尽力寻找被告，听听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遭遇？

　　被告张光岳（没赔偿）：

　　不抽烟、不喝酒，怎么可能扔烟灰缸？

　　记者来到67号。被告之一的张光岳的夫人正好在家，她说，“张光岳不抽烟、不喝酒，来家做客的人都不能抽烟，我们绝对不会往下面扔烟灰缸，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张夫人强调，老伴张光岳是一名翻译官，她自己也是一名机关干部，他们不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这时，张光岳回来了，见记者采访当年的事情，他也不想旧事重提。“一家几千元，判了也执行不了，还不是不了了之……”张夫人补充道，“他们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一家人扔的，大家当然对判决结果不满意。”

　　不过，张光岳还是担心法院强制执行，“要是强制执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你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不想惹麻烦。”

　　被告黄群（没赔钱）：

　　做生意睡得早，事发时早已睡觉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被告之一的黄群在学田湾菜市场卖肉。但菜市场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黄群每天早晨五六点钟过来批发肉，七八点钟就下班了。

　　“我们做生意都睡得早，当时都在睡觉，晓都不晓得。”黄群告诉记者，“烟灰缸不是我们丢的，却判我赔，咋个会给（这笔钱）？”黄群觉得应该找到凶手，让凶手来赔才是。没有找到凶手，却让我们22户平摊，太不公平了。至于法院强制时要不要给这个钱，黄群犹豫了很久，说了四个字，“说不清楚。”

　　被告魏茂和（已赔偿）：

　　不情愿赔了款，想了很久都想不通

　　魏茂和，是唯一一个将执行款全额交到法院的被告，他称自己是碍于人大代表的身份才赔偿的。

　　魏茂和一见面就喊冤，魏茂和说，他当时是沙坪坝区人大代表，有30年的党龄，“我以党性担保，确实没有丢烟灰缸。”魏茂和说，事发前他已经从67号12楼搬到了学田湾10号居住，67号的房子是闲置的，也有证人证实他没在那里住，魏茂和觉得，自己是莫名其妙地当了被告，“庭审笔录，我没有签字，判决书我也没有领，是别人转交给我的。”魏茂和认为，被告中绝大部分人都不应该成为被告。

　　“执行阶段法院找到我，我反对这件事，法院就去找沙坪坝区人大法工委，我才感觉这个事情不太好，作为人大代表，即使对生效判决不服，但也要维护。”就这样，魏茂和还是不情愿地将执行款交到了法院。

　　魏茂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两手挥舞着，显得很激动，“当时觉得特别难受，法律这么搞不行，想了很久都想不通，甚至一段时间以来都想报复。”

　　魏茂和总结这事，确定责任主体，一定要将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不能让没扔烟灰缸的人连坐受罚而蒙受冤屈。

　　被告夏泽园（没赔偿）：

　　保存了所有材料，希望以后翻案

　　67号3楼，记者找到了被告夏泽园。

　　夏泽园说，他还保存了当年打官司的所有材料。记者看到，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了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起诉书、上诉书、答辩状等所有的材料。“假如有人给我伸张正义，我这些证据都有用。”夏泽园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认真地说，他希望有人能给他翻案。

　　夏泽园说，事发时深夜1点多，自己在睡觉，怎么可能丢烟灰缸。被告上法院后，法院向夏泽园的母亲送达了传票，“我妈妈去世了，又改成了我的名字。”夏泽园认为，这是一起刑事案件，“警方破不了案，找不到凶手，但不能让我们来负责。”

　　夏泽园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他找到了民法通则，并抄写在自己的答辩状里。“拿不出证据哪个扔的，就让我们赔，这不是荒唐嘛。”一审判决后，夏泽园不服上诉，与其他19名被告各自交了800多元的律师费请了一名律师，但二审还是维持原判。

　　后来法院强制执行时，夏泽园向法院递交了失业证、离婚证，称自己没钱还要养女儿，后来法院就没有来执行了。

　　回访法官：只要发现财产线索，可申请恢复执行

　　4月30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渝中区人民法院。时过境迁，当时审理此案的审判长李雪已调任该院刑庭庭长的岗位。

　　李雪告诉记者，法院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最终才作出了这个判决，对于判决结果她不愿评价，她称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相关的法律适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适合对十几年前的案子再做评述。

　　而此案的执行更不容易。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到了当年负责执行此案的法官龚玉亮。龚玉亮已从执行局调到了司法技术室。对于这起案件的执行，他说，由于被告抗拒心理特别强，仅有少部分得到执行。“都是老房子，找不到人，而且很多都是租住户。”龚玉亮说，“那个年代，执行手段比较单一，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人。”

　　龚玉亮回忆，执行过程中，他多次上门敲被执行人家的门，但要么人不在家，要么人在家也不愿意给钱，“我们负责执行的，和起诉时完全不同，我们不认识被执行人，申请人又在忙自己的生意，找人很麻烦。”龚玉亮透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被执行人认为自己没有扔烟灰缸，认为自己是冤枉的。

　　即便如此，龚玉亮称自己还是没有放弃，他通过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了解到，有些人是有单位有职业的，还有人是人大代表，去单位找到被执行人，拿到部分执行款。

　　目前在执行局工作的龚箭从档案室调出了当年的执行案卷。案卷显示，多人向法院递交了失业证、下岗工人证，有的甚至将离婚证提交给了法院。针对这些现实情况，法院暂时中止了执行，“不过郝跃的权利是可以终生保障的，只要发现有财产线索，申请人就可以申请恢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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