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台特工家属时隔60多年获死讯 烈士追认仍无结果

26.05.2014  05:59

留存的唯一一张父亲的照片,慰藉了侯希贤许多年。京华时报记者朱嘉磊摄

父亲在留给侯希贤的唯一一封信中教导他先爱国后爱家。

846个名字镌刻在石壁上。“侯文理”三个字被淹没在名字的海洋中。

1949年,包括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500多名中国大陆红色特工远赴台湾,之后这个群体牺牲过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纪念墙上。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时隔60多年,家属得知侯文理的死讯后,将一份申请烈士的材料递交相关部门,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获得官方审批。

纪念广场上一段碑文为侯文理们的人生做了注脚: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寻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当侯媛媛的弟弟最终找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时,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队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认了他为国牺牲”。

2013年12月,在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雄名单”中,侯媛媛发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爷爷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时,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为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工作牺牲的无名英雄,建设了一座纪念广场,并刻上了846个英雄的名字。

爷爷侯文理50年代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半个多世纪没人知道,如今终于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电话给江苏邳州的父亲侯希贤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儿孙们满怀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马上就有着落了。

为了给侯文理申请烈士,一家人已跑了两年。侯文理的确切死讯,他们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无主骨罐名册,编号124号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号为296。那时,侯媛媛就认

定名单中的人为爷爷侯文理。

5月4日,《环球时报》再次公布了《台湾戒严时期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编号:296,籍贯:江苏萧县(现安徽萧县),枪决时间: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楼1排3层6号”。

侯媛媛立即联系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得到了“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的邮箱。

李坤龙回忆,侯媛媛联系上他时,他并没有怀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见过较特殊、复杂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书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来信都让李坤龙觉得字里行间真挚感人,“她算是赚取我最多眼泪的家属,很少有受难者的第三代,对祖辈牺牲者有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龙决定提供帮助,最终确认侯文理的遗骸安放在六张犁纳骨塔内。李坤龙将所寻的材料一并交给侯媛媛。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龙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开,“虽然我从没见过爷爷,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对”。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开了文件夹,看到了侯文理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岁的她趴在办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龙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着,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将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请追认烈士。“那是爷爷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军属关系档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将侯媛媛寄来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给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区,一份交给了西安市东关南街街道办,“街道办说材料没问题,已经交给了区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询问办理进度,并几次向区民政局补交父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的父子关系证明、父亲同事的证明等材料。从家到区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骑车大半个小时,这一年,65岁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为资料从民间而来,并不是从部队得来;且侯文理归总参人员,民政局无法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材料交给了市里,但市里回复说省市级别不够给我们办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觉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萧县应该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驱车将材料送往萧县,萧县统战部副部长、台办主任王静接待了他们。之后,王静曾致电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队开具证明,侯媛媛沟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队将证明发至萧县相关部门。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将广场名单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萧县。材料都交齐了,侯文理的烈士称号却不了了之。

总要有个结论,我们活着的人没什么,父亲为祖国的统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牺牲,国家不应该给他一个说法。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吗?”侯希勇觉得,只有受到了国家的认可,一名军人的灵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这种想法,在寻找、搜集替侯文理申报烈士的材料过程中,变得越发强烈。

离乡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才知道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名字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岁的江苏萧县人侯文理参军。侯文理走后不到6个月,在老家赵龙镇新庄村,他的第一个孩子侯希贤降生。

幼年的侯希贤并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张照片。这张长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侯文理“穿着军装,模样帅气”。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贤的亲生母亲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从远征军的战场归来,11岁的侯希贤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回乡的继母张励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回到了其部队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贤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继在西安出生。

军队随着战争转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迁徙。1947年离开西安后,侯家辗转上海、金华、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陆基本解放后,几名八路军来到家中,张励凡以为八路军此番前来是要逮捕侯文理,“吓得要命”。

随后,侯文理淡定邀请几名八路军入座,这才道出其真实身份,“不用担心,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和几名八路军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来时一身国民党军官服装已换成了八路军军装。“父亲回来后,让母亲打开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种宴会用的梳妆盒,底层居然有个夹层,父亲说,平常都是用母亲的梳妆盒送的情报。”侯希坤印象深刻,听完父亲的话,母亲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来才知道,10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文理,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侯璨章。

别名

战友曹艺很了解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璨章。

曹艺的女儿曹景滇介绍,1937年,曹艺受命于朱德,作为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回到白区工作。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为曹艺的单线联系人。

回到国民党军队后,曹艺为国民党辎汽六团少将团长。侯文理改名侯璨章,在曹艺部下任职,曾受训于国民党陆军辎重兵学校军官队四期。

为八路军建立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是两人在辎汽六团活动期间接受的任务。两人曾利用国民党的汽车部队,多次向延安运送革命进步青年,接送延安军政领导往返陕北道上。

1937年至1948年间,侯文理和曹艺随中国远征军一起到渑池、桂林、贵阳、河池战斗,其间更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后,又辗转昆明、贵阳、洛阳、郑州。

离开辎汽六团后,侯文理到了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203师卧底,任该师中校警卫营长。1949年4月,侯文理同曹艺一起策动金华蒋军203师部队起义,并将机械化设备等交付给解放军二野。

之后,曹艺将军与侯文理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当时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侯文理进入大西南潜伏,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由于密探密报,侯文理被特务抓捕。被捕期间受到酷刑,“侯文理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及我党我军的机密”。因抓无实据,侯文理最终被释放。

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艰难至极,甚至失利。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商人、难民、小贩、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这年冬天,他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敌工部长袁血卒的指令,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送别

1949年春节前夕,赴台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萧县老家,见了长子侯希贤一面。

那天,父亲和我睡了一晚,枕在一个枕头上”,父亲搂着当时上小学六年级的侯希贤,告诉他需要到外面执行任务,可能要两三年时间,“父亲让我在家听爷爷奶奶、叔叔的话,好好念书”。

侯希贤总忘不了那个夜晚,他觉得父亲似乎有心事。父子俩聊到深夜,窗外月亮饱满,把院子照得发亮。

当时14岁的侯希贤不知道,这是他今生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在徐州火车站,29岁的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将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车。临上车前,侯文理分别亲了三姐弟,给妻子留下六个字——先保国,后保家。

此后不久,侯希贤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唯一一封家书。侯文理除叮嘱侯希贤照顾好弟弟妹妹、做好榜样之外,还教育侯文理认真学习,为国家献力。

书信中,侯希贤被要求每天练习小楷、写日记。侯希贤认真遵照父亲的要求,直到师范学院毕业。这个沉默寡言的长子以这样的方式思念着父亲。

父亲离开后的日子,侯希贤将四页信纸带在身上。后经多次变故,侯希贤一度以为信件丢失。直至1955年秋天,侯希贤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课本,这封信从中掉落。

这封家书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在侯文理落笔写信的第二天,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张励凡收到了侯文理来信,让张励凡到香港去。由于当时三个孩子年纪还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钱”,张励凡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张励凡带着三个儿女从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变故,原先的家财散尽,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从小家境优渥的张励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员的工作,养活姐弟仨和老母亲。为了能够做饭取暖,当时6岁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单位大院外,捡没有燃尽的煤炭,拿回家烧火。收获的季节,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捡麦穗,补充家里的粮食。

1958年,张励凡因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被辞退,家庭没了经济来源,侯希坤还没念完高一便退学在家。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小儿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个夹膜。外婆把侯希勇带到街上的夹馍摊旁,指了指摊位上放的馍,“我以为她要给我买,没想到她指给我看看就拉着我走了,说看了就等于吃了。

买夹馍的5分钱都拿不出,让当时9岁的侯希勇无比想念父亲。

1953年左右,张励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队,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台湾执行任务。可是,这样的“组织机密”,一家人并不能对外人讲。

几十年来,侯希勇家的小区院子里流传着风言风语,说侯家的父亲在外面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了。张励凡一直沉默,不作辩解。一回到家里,张励凡就会告诉三个儿女,父亲绝不会在台湾成家,“母亲说即使父亲成了家也是任务需要,组织上安排的,不能怨恨父亲。

一家人因此获得的“海外关系”,也让三女儿侯希慧分配工作时一波三折,更让大儿子侯希贤在文革中被关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当这一天,一家人过节时,在邳州的侯希贤总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泪。

在西安的张励凡一辈子最爱看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家人说,西安城里,无论哪家电影院在放这部电影,张励凡都会早早买票,一个人坐着看完。

她每次看都会哭,然后跟我们说,‘你们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啊’。”父亲离开时不到两岁的侯希勇,对父亲没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亲看电影时抽泣的背影,侯希勇总觉得心疼。“也不是没打听过”,侯家上下曾多次询问某部队,得到的回复是:组织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况。

我活了这么久,谁都见过了,就是没再见过你父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说完这话,张励凡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时间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张励凡已年过耄耋,直到85岁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爷爷的消息。”侯文理的孙子侯海波说,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个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旧的窑洞名曰“古寒窑”,相传当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丈夫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里,奶奶张励凡比王宝钏更惨,王宝钏一生命苦,可最终还是等来了薛平贵,“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爷爷早已经没了。

答复

张励凡想过千万种可能,她没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杀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报。后因被人发现举报逮捕,自1954年开始,经过4年审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终被国民党以叛乱犯的罪名处以死刑,时年42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没说出自己地下党的身份。“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烈士吗?名字刻在纪念墙上了,还不是烈士吗?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就这么难?”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

义人

帮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龙,也是当时台湾这场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龙是台湾云林人,其父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他仅4个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难者后人郭素贞的提议下,深知失去亲人痛苦的李坤龙开始义务收集政治罹难者的档案。为了能让这些当年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轻人遗灵重返家乡,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档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动中被发现在纳骨塔内。

近些年来,除了侯家,李坤龙也一直在帮助其他在台罹难者的大陆家属,目前为止,他已帮助11名受难者家属在台湾找到骨灰。

罹难者家属中,让李坤龙印象深刻的是刘光典的家属。刘家姐弟三人带着勺子,一人一个小绒布袋,每个人从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将父亲带回北京,“看着就想流泪”。

在李坤龙印象里,在其帮助找到的11名大陆受难者骨灰中,只有李朋、汪声、周一粟、刘光典和殷启辉5人被大陆相关部门评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员失去联络,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叛变,二是牺牲。当时通讯断绝,两种可能无法得到证实,政治身份也就无法确定。”此时,枪决的照片和执行公文书(判决书)等资料是最直接的证明,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成了申请烈士的最大障碍。

牺牲的台籍地下党则更难获得烈士身份。李坤龙所掌握的台籍遇难地下党人员中,只有张志忠一人被评为共产党烈士。当时两岸通讯断绝,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将党员名单送回大陆,认定很难找到依据。

李坤龙说,目前协会发现的大陆受难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的骨灰被家属找到接回。这也说明,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获得烈士身份。

在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虽然搜集申烈资料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父亲生前在大陆的工作情况我们不了解,到台湾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说,他们幸运地得到父亲生前战友和李坤龙的帮忙,“当时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儿,很多后人估计都不知道父辈在台湾牺牲了,更别说找回骨灰,替他们追认烈士了。

李坤龙认为,对于“白色恐怖”期间因政治问题而引发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资料,加以厘清,以作为历史殷鉴。

如今,李坤龙接触的被枪决者的第二代,都有着“这笔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态,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国民党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们还是要国民党喝下去。

大约从1994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处理协会开始组织秋祭活动,地点位于当年枪决死囚的马场町。

李坤龙记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数都不少,受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数最多的时候大约有500来人。

但近两年来,参加秋祭的人数在逐年减少,“当年的受难者逐渐凋零,受难者二代、三代都不愿意参加,记得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京华时报记者王梅发自邳州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