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艾滋”的李林益：日夜等死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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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岁的时候，艾滋病人李林益 “死了”。

　　8年后他依然活着。

　　个头不高的李林益站在门前，精瘦。63岁的他，只有116斤，像是大病未愈的人。

　　2003年春天，40多岁的他被一纸化验诊为艾滋病，毫无征兆。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流行卖血赚钱，大批村民因此而感染艾滋病。多年后，病毒集中爆发，大批村民死去。李林益也曾卖过两次血。

　　在等死的第五年，李林益意外复查得知自己是误诊。他停掉艾滋病药物，为时已晚，右耳已经听不见了。

　　受之影响的，还有他一家人的生活，以及两个儿女的婚姻。

　　一想到自己的死，他认为是“侮辱”。

　　 三次复查，才确定被误诊“艾滋”

　　63岁的李林益，不是一个好的叙述者。被问起当时情况，他只会用简单的话重复，“天塌了”、“晴天霹雳”。

　　13年前，一次抽血化验，改变了李林益的后半生。

　　2003年具体哪一天，李林益已记不得，只记得是春天。前几天， 他刚从外面做泥瓦匠回来。吃过午饭，他一个人正在家小憩。

　　镇卫生院的医生来到他家里，一起的还有卫生防疫站（现疾控中心）的人。

　　过程快而简单，就是抽血，然后去化验。

　　等了几天，结果下来。李林益，还有其他3个村民，被验出艾滋病。他们都曾卖过血。

　　上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流行卖血赚钱。随后，爆发了大批卖血的村民感染艾滋病并死去的情形。

　　李林益也去卖过两次血。那时候，他已经40多了。他还记得，每次抽血，输液瓶装两瓶，他能得50元。

　　李林益是南阳镇平县彭营镇罗李沟村人，家有四、五亩地，他还会泥瓦匠。平时靠天种些小麦、玉米还有花生。遇到村里村外有人建房，他可以打工。一个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他成为家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他没有怀疑过检测结果。“农村人，没知识，不懂，没想到再去确认。”

　　就这样，在当地卫生防疫站的册子上，他成为一名记录在案的艾滋病人。

　　他儿子李杰斌记得，父亲那时总闷着头，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抽闷烟。

　　李林益觉得连累家人，想死了算了。但家人看得紧，农药都丢了，告诉他，“你就吃药维持，多活一年是一年”。

　　此后，与李林益同时检出艾滋的三个村民相继去世。

　　其中一个病危时，他去看过。40多岁的人，躺在床上，眼睛看不见，额头和腰到处是疮。一个多月后，那位村民就死了。

　　当时李林益也很瘦，102斤。他很害怕，感觉就像目击了自己的死亡，“很快就会轮到自己”。

　　抽闷烟，喝闷酒。他想“听天由命”。每次喝醉，才会睡觉。

　　回忆那段日子，李林益觉得“自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2007年的11月23日，转折来得很偶然。

　　防疫站的医生担心李林益的老伴被感染，要他带老伴去查一下。想着反正免费，李林益自己也测了一次。

　　6天后的晚上，李林益接到电话。除了通知去拿结果，什么也没说。

　　从村子到防疫站，也就30里路。李林益骑自行车一大早就出发。路上，他一直在担心老伴的结果，骑了快2个小时。

　　到了后，李林益发现，自己和老伴结果都呈阴性，没有感染艾滋病。

　　老伴这结果，让李林益很放松。回去的路上，他骑得也更轻快。不过，他自己，却还是像以往一样按时吃药。

　　2008年1月，李林益又做了两次复查，结果都一样：阴性。

　　直到第三次结果，李林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原来没有艾滋病啊。

　　也就从这时开始，他停药了。家人也不再担心他想不开了。

　　 隐瞒病情，与亲家闹掰至今少往来

　　父亲误诊的事，李杰斌是2008年春节回家才知道。

　　压了好几年的石头终于落下，李杰斌也松了一口气。

　　被查出艾滋后，李林益一家就成了村里的瘟神。没人敢来串门，走在路上还有人指指点点。

　　李林益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其他人。但他的变故。就像病毒，感染到整个家庭。

　　自从被诊断出艾滋病，作为泥瓦匠的李林益没人请了。他多次去工地，对方都说，“你有毛病，不让你干。”

　　李林益检出病的事，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儿女。

　　李杰斌有时会注意到父亲吃药。但问，李林益也不说。

　　李杰斌是在偶然知道父亲的病。他翻箱子找东西，看到了有父亲名字的化验单，上面写着“艾滋病”三个字。于是跑去问父亲，李林益这才说了实话。

　　“当时蒙了”，他没办法把父亲跟这吓人的病联系起来。之前，他听打工回来的村人说，大城市发生过艾滋病人拿着针管在街上乱扎人。

　　从2004年冬天开始，李林益开始吃防疫站发的免费艾滋病药物。。一日三次，每次两到三种。吃完了，他又独自骑车去领，两瓶。吃药时会躲着儿女。

　　因为李林益，一家人同桌吃饭场景不再。每次吃饭，他总是先将饭菜拨到自己碗里，到一边一个人吃。吃完饭，碗筷也会分开，单独放在一个抽屉里。如今，李林益依然这么放着碗筷。

　　邻居师封珍有一次正好看到。她问李林益，李当时还很不好意思。

　　担心老伴王良勤感染，李林益住进小屋，睡觉不再同房。就连上厕所，李林益也只去屋外找个田地悄悄解决。

　　不过，他后来更担心的是，自己死了老伴怎么办。

　　王良勤还记得，那段时间李林益劝她离婚。她没同意。她想的是，就这么慢慢熬，将就着过吧。

　　“那也没有办法”。王良勤的话语中透着无奈。

　　她1981年从陕西嫁过来，小李林益9岁。她没读过书，李林益说什么自己也听不懂，也不好打听。家里都是李林益拿主意。

　　家人在一起也是聚少离多。这些年，王良勤也外出打工，干些拉砖头、和泥灰的活。去过不少城市，连新疆都待了2年。去年在西安干活晕倒，查出“三高”，这才回家。

　　李杰斌没读完小学就开始打工。2000年去了深圳，过年才回家。

　　“病”的那段时间，李杰斌经常挂念家里。工作分心，没少挨老板骂。

　　甚至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差点因父亲而黄掉。李杰斌相过很多次亲，每次人家只要一听说家里有“艾滋病人”，就会立即泡汤。

　　2005年，李杰斌再一次相亲。姑娘来自邻村，离他们家七八里远。怕婚事再度落空，他们 “骗”了对方，隐瞒了父亲的病情。

　　很快双方定亲，结婚。等媳妇张贵艳知道实情，已是第二年，小孩都怀上了。

　　忆起当时，儿媳妇依然觉得受骗，“不想过了”。但毕竟有了小孩，闹一闹，也就这么过来了。

　　如今，李杰斌带着媳妇在深圳打工，支撑着整个家。李林益和老伴，则带着2个孙子留守。

　　女儿李萍的婚事也类似。婚后婆家才知道李林益的病情。

　　“娘家被看不起”，这让李萍“特别委屈”。她还记得，自己怀孕父亲去看她，“临走时，婆家人都没出来送送。”

　　李萍觉得对不起父亲。在2009年10月的某晚，她已不记得到底因为什么，父亲李林益被亲家几个人打了一顿，“打得挺狠”，眼睛都肿了好多天。

　　两家至今不怎么来往，只有在过年时才礼节性拜访一下。

　　 因瘦，仍被村民怀疑是艾滋病人

　　李林益也没办法回到过去。

　　李林益想再干泥瓦匠，但“没有力气，干不动了”。 连下地的手扶拖拉机，李林益也摇不动了，需要村里的人帮忙。

　　李林益发现，自己的身体也不如意了。在身旁需要很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如今右耳已听不见了。头晕乎乎的。“肠胃也不行，总拉稀的”。

　　回不去的还有体重，李林益在误诊前130斤，如今只有116斤。

　　在他看来，这是长期服艾滋病药带来的副作用。他说，为了治这些症状，他去了不少医院开了不少药，已花了七八千块钱。

　　现在的李林益，仍是一个靠药维持的病人。

　　2008年开始，李林益去找卫生防疫站：为什么当年会搞错，为什么让他白吃药。

　　防疫站的人拿了1000块给他，说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实际变化太快，都超出他的想象。

　　被证实是误诊后不久，李林益的低保取消了。原因是他现在没艾滋病了。

　　再过没多久，李林益得知自己“死了”，卫生防疫站报上去的。对方没给解释，让他去找当初抽血的卫生院。

　　“这不合逻辑呀，我活得好好的呢。”李林益糊涂了。“这是侮辱我人格”。

　　卫生院解释说，你现在不吃药了，如果上头追究下来，实在没办法才这么说。而且“你又不是真死了。”

　　随后，卫生院拿了2000块给李林益，让他算了。李林益嫌少，没要。

　　好在，李林益户口没注销，对生活影响并不大。他仍能用身份证去银行取钱，去领老人津贴。

　　李林益仍想要一个说法。他认为，这些年身体损害，总得有个说法，“至少得10万块”。

　　他去过县信访办，被转给县卫生局，后者又说这归卫生防疫站管。去了防疫站，对方说要到卫生院。去卫生院，对方又让找防疫站。

　　后来卫生院多次打电话找李林益商量。不过，对赔偿额，双方并没谈拢。

　　李林益 “想不通”。

　　王良勤记得，去年中秋节，李林益要跳河，幸好邻居看到。她苦口婆心劝了好久，李林益才回来。

　　最近，王良勤回娘家服侍老人。李林益总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去， “他不想活”。

　　赔偿谈不拢，在村民们看来，“误诊”也不确定。

　　“如果是误诊的话，那上面怎么还不给他赔偿呢。”在村民李中旗眼中，李林益还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他仍避免与李林益打交道。他说，李林益精瘦， “光吃不胖，不长膘”，和他前年因艾滋病死去的弟媳很像，皮包骨头。

　　在离这150米外的一间小屋里，李林益没吃完剩下的半瓶艾滋病药，早在2008年11月就过期了。

　　 （新浪《新闻极客》 王辉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