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艾滋”的李林益:日夜等死的五年
55岁的时候,艾滋病人李林益 “死了”。
8年后他依然活着。
个头不高的李林益站在门前,精瘦。63岁的他,只有116斤,像是大病未愈的人。
2003年春天,40多岁的他被一纸化验诊为艾滋病,毫无征兆。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流行卖血赚钱,大批村民因此而感染艾滋病。多年后,病毒集中爆发,大批村民死去。李林益也曾卖过两次血。
在等死的第五年,李林益意外复查得知自己是误诊。他停掉艾滋病药物,为时已晚,右耳已经听不见了。
受之影响的,还有他一家人的生活,以及两个儿女的婚姻。
一想到自己的死,他认为是“侮辱”。
站在自己家门前的南阳村民李林益。 三次复查,才确定被误诊“艾滋”三次复查,才确定被误诊“艾滋”
63岁的李林益,不是一个好的叙述者。被问起当时情况,他只会用简单的话重复,“天塌了”、“晴天霹雳”。
13年前,一次抽血化验,改变了李林益的后半生。
2003年具体哪一天,李林益已记不得,只记得是春天。前几天, 他刚从外面做泥瓦匠回来。吃过午饭,他一个人正在家小憩。
镇卫生院的医生来到他家里,一起的还有卫生防疫站(现疾控中心)的人。
过程快而简单,就是抽血,然后去化验。
等了几天,结果下来。李林益,还有其他3个村民,被验出艾滋病。他们都曾卖过血。
上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流行卖血赚钱。随后,爆发了大批卖血的村民感染艾滋病并死去的情形。
李林益也去卖过两次血。那时候,他已经40多了。他还记得,每次抽血,输液瓶装两瓶,他能得50元。
李林益是南阳镇平县彭营镇罗李沟村人,家有四、五亩地,他还会泥瓦匠。平时靠天种些小麦、玉米还有花生。遇到村里村外有人建房,他可以打工。一个月一千多元的收入,他成为家里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他没有怀疑过检测结果。“农村人,没知识,不懂,没想到再去确认。”
就这样,在当地卫生防疫站的册子上,他成为一名记录在案的艾滋病人。
他儿子李杰斌记得,父亲那时总闷着头,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抽闷烟。
李林益觉得连累家人,想死了算了。但家人看得紧,农药都丢了,告诉他,“你就吃药维持,多活一年是一年”。
此后,与李林益同时检出艾滋的三个村民相继去世。
其中一个病危时,他去看过。40多岁的人,躺在床上,眼睛看不见,额头和腰到处是疮。一个多月后,那位村民就死了。
当时李林益也很瘦,102斤。他很害怕,感觉就像目击了自己的死亡,“很快就会轮到自己”。
抽闷烟,喝闷酒。他想“听天由命”。每次喝醉,才会睡觉。
回忆那段日子,李林益觉得“自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第二次复查后,李林益才相信自己是误诊。2007年的11月23日,转折来得很偶然。
防疫站的医生担心李林益的老伴被感染,要他带老伴去查一下。想着反正免费,李林益自己也测了一次。
6天后的晚上,李林益接到电话。除了通知去拿结果,什么也没说。
从村子到防疫站,也就30里路。李林益骑自行车一大早就出发。路上,他一直在担心老伴的结果,骑了快2个小时。
到了后,李林益发现,自己和老伴结果都呈阴性,没有感染艾滋病。
老伴这结果,让李林益很放松。回去的路上,他骑得也更轻快。不过,他自己,却还是像以往一样按时吃药。
2008年1月,李林益又做了两次复查,结果都一样:阴性。
直到第三次结果,李林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原来没有艾滋病啊。
也就从这时开始,他停药了。家人也不再担心他想不开了。
担心老伴,结果发现李林益是误诊。这是李林益老伴第二次检测结果,依然阴性。 隐瞒病情,与亲家闹掰至今少往来隐瞒病情,与亲家闹掰至今少往来
父亲误诊的事,李杰斌是2008年春节回家才知道。
压了好几年的石头终于落下,李杰斌也松了一口气。
被查出艾滋后,李林益一家就成了村里的瘟神。没人敢来串门,走在路上还有人指指点点。
李林益的“艾滋病”没有传染给其他人。但他的变故。就像病毒,感染到整个家庭。
自从被诊断出艾滋病,作为泥瓦匠的李林益没人请了。他多次去工地,对方都说,“你有毛病,不让你干。”
李林益检出病的事,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儿女。
李杰斌有时会注意到父亲吃药。但问,李林益也不说。
李杰斌是在偶然知道父亲的病。他翻箱子找东西,看到了有父亲名字的化验单,上面写着“艾滋病”三个字。于是跑去问父亲,李林益这才说了实话。
“当时蒙了”,他没办法把父亲跟这吓人的病联系起来。之前,他听打工回来的村人说,大城市发生过艾滋病人拿着针管在街上乱扎人。
从2004年冬天开始,李林益开始吃防疫站发的免费艾滋病药物。。一日三次,每次两到三种。吃完了,他又独自骑车去领,两瓶。吃药时会躲着儿女。
因为李林益,一家人同桌吃饭场景不再。每次吃饭,他总是先将饭菜拨到自己碗里,到一边一个人吃。吃完饭,碗筷也会分开,单独放在一个抽屉里。如今,李林益依然这么放着碗筷。
与家人分开单独放在抽屉里的碗筷邻居师封珍有一次正好看到。她问李林益,李当时还很不好意思。
担心老伴王良勤感染,李林益住进小屋,睡觉不再同房。就连上厕所,李林益也只去屋外找个田地悄悄解决。
不过,他后来更担心的是,自己死了老伴怎么办。
王良勤还记得,那段时间李林益劝她离婚。她没同意。她想的是,就这么慢慢熬,将就着过吧。
“那也没有办法”。王良勤的话语中透着无奈。
她1981年从陕西嫁过来,小李林益9岁。她没读过书,李林益说什么自己也听不懂,也不好打听。家里都是李林益拿主意。
家人在一起也是聚少离多。这些年,王良勤也外出打工,干些拉砖头、和泥灰的活。去过不少城市,连新疆都待了2年。去年在西安干活晕倒,查出“三高”,这才回家。
李杰斌没读完小学就开始打工。2000年去了深圳,过年才回家。
“病”的那段时间,李杰斌经常挂念家里。工作分心,没少挨老板骂。
甚至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差点因父亲而黄掉。李杰斌相过很多次亲,每次人家只要一听说家里有“艾滋病人”,就会立即泡汤。
2005年,李杰斌再一次相亲。姑娘来自邻村,离他们家七八里远。怕婚事再度落空,他们 “骗”了对方,隐瞒了父亲的病情。
很快双方定亲,结婚。等媳妇张贵艳知道实情,已是第二年,小孩都怀上了。
忆起当时,儿媳妇依然觉得受骗,“不想过了”。但毕竟有了小孩,闹一闹,也就这么过来了。
如今,李杰斌带着媳妇在深圳打工,支撑着整个家。李林益和老伴,则带着2个孙子留守。
女儿李萍的婚事也类似。婚后婆家才知道李林益的病情。
“娘家被看不起”,这让李萍“特别委屈”。她还记得,自己怀孕父亲去看她,“临走时,婆家人都没出来送送。”
李萍觉得对不起父亲。在2009年10月的某晚,她已不记得到底因为什么,父亲李林益被亲家几个人打了一顿,“打得挺狠”,眼睛都肿了好多天。
两家至今不怎么来往,只有在过年时才礼节性拜访一下。
停放在院子里的手扶拖拉机,如今李林益已发动不起来它了。 因瘦,仍被村民怀疑是艾滋病人因瘦,仍被村民怀疑是艾滋病人
李林益也没办法回到过去。
李林益想再干泥瓦匠,但“没有力气,干不动了”。 连下地的手扶拖拉机,李林益也摇不动了,需要村里的人帮忙。
李林益发现,自己的身体也不如意了。在身旁需要很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如今右耳已听不见了。头晕乎乎的。“肠胃也不行,总拉稀的”。
回不去的还有体重,李林益在误诊前130斤,如今只有116斤。
在他看来,这是长期服艾滋病药带来的副作用。他说,为了治这些症状,他去了不少医院开了不少药,已花了七八千块钱。
现在的李林益,仍是一个靠药维持的病人。
治疗头疼、肠胃的药。2008年开始,李林益去找卫生防疫站:为什么当年会搞错,为什么让他白吃药。
防疫站的人拿了1000块给他,说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实际变化太快,都超出他的想象。
被证实是误诊后不久,李林益的低保取消了。原因是他现在没艾滋病了。
再过没多久,李林益得知自己“死了”,卫生防疫站报上去的。对方没给解释,让他去找当初抽血的卫生院。
“这不合逻辑呀,我活得好好的呢。”李林益糊涂了。“这是侮辱我人格”。
卫生院解释说,你现在不吃药了,如果上头追究下来,实在没办法才这么说。而且“你又不是真死了。”
随后,卫生院拿了2000块给李林益,让他算了。李林益嫌少,没要。
好在,李林益户口没注销,对生活影响并不大。他仍能用身份证去银行取钱,去领老人津贴。
李林益仍想要一个说法。他认为,这些年身体损害,总得有个说法,“至少得10万块”。
他去过县信访办,被转给县卫生局,后者又说这归卫生防疫站管。去了防疫站,对方说要到卫生院。去卫生院,对方又让找防疫站。
后来卫生院多次打电话找李林益商量。不过,对赔偿额,双方并没谈拢。
李林益 “想不通”。
王良勤记得,去年中秋节,李林益要跳河,幸好邻居看到。她苦口婆心劝了好久,李林益才回来。
最近,王良勤回娘家服侍老人。李林益总给她打电话,让她回去, “他不想活”。
赔偿谈不拢,在村民们看来,“误诊”也不确定。
“如果是误诊的话,那上面怎么还不给他赔偿呢。”在村民李中旗眼中,李林益还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他仍避免与李林益打交道。他说,李林益精瘦, “光吃不胖,不长膘”,和他前年因艾滋病死去的弟媳很像,皮包骨头。
在离这150米外的一间小屋里,李林益没吃完剩下的半瓶艾滋病药,早在2008年11月就过期了。
家里剩下的最后半瓶艾滋病药,早已过期8年了。(新浪《新闻极客》 王辉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