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我们这代人得知耻

17.10.2014  12:01

  温铁军:我们这代人得知耻

  他认为,知耻才能勇,所以首先要承认对环境、资源的破坏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雪

  人物简介

  温铁军,1951年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1968年插队,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从事政策研究,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2013年辞去院长一职务。

  每个领域,都有那么几个永远值得采访的人,无论这一刻他在浪尖或低谷,抑或默不作声。在三农领域,温铁军就是一个。从17岁到山西汾阳插队,到耳顺之年仍带着一拨人搞乡村建设,他始终没离开过农民、农村、农业。别人觉得不可为,他也要勉力为之。

  温铁军说自己过去是“因人睚眦拍案而起”,谁给个白眼就能拍桌子打架,“现在脾气大改了”。整个采访和拍照过程中,他始终平和地笑着。谈话间,他老是笑眯眯地揭短:笑眯眯地讲他一手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取缔;笑眯眯地讲“小毛驴”那群爱闹别扭的年轻人;笑眯眯地谈及理论界“内生的反智”——有人说他从来不点人名,却一竿子打倒一大片……虽然性子平和了,但那股较真的劲儿一点没变。

  没做怎么就说不成呢

  9月18日晚上,温铁军在中科院做了一场名为“新农人的乌托邦实践”的演讲,他对台下的年轻听众说:“我最希望的是你们自己组织起来,把小区绿地改造成市民菜园。”顿时,台下一片交头接耳。“其实这在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现象。别说不成,你们没有试。我刚实践生态农业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现在干了十几年已经遍地开花了。我只是一己之力,你们这么多人,没做怎么就说不成呢?

  做,这正是温铁军一直坚持的。他说自己是Doer,直译就是干人。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呼吁三农问题,“不能只强调农业政策,不讲农村,更不讲农民。眼中有数、心中无人!咋行?”1997年,主持了一次关于农村股权流转的会议让他在单位靠边站了。“官本位体系中,想保持独立人格很难,唯一办法是找到洁身自好的借口。为此,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唱歌,不跳舞,不下棋,不打牌。”当年住在机关大院,温铁军是有名的半仙,常在古树下练气功,其实只是为了躲开那些吃喝玩乐。

  闲下来的温铁军没闲着,根据农村试验区研究成果写书、读学位,研究近代经济史。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反思资本深化带来的三农问题。

  2003年,温铁军与几家单位合作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在那里,他请来海外著名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他的妻子还认养了一头小毛驴,并给它起了个名字“教授”——当时,温铁军刚到人民大学当教授。

  2008年,“小毛驴”不再只是一头驴了,它成了国内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的第一个标杆。几年下来,社会化农业不胫而走,5万多人自发参观学习;CSA农园也发展到200多家。温铁军身边也聚集了一群热情而坚定的实践者,邱建生、何慧丽、刘湘波、石嫣、程存旺、严晓辉、钟芳等等,他们有的早在2001年就开始推进自下而上的草根化的乡村建设了。

  同时在改变的,还有社会思潮和国家政策:关注三农问题,提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多功能农业,关注食品安全,通过合作社法……但对此,温铁军只是谨慎乐观,“不要简单寄希望于某一个政策出台你就怎么样了,毕竟利益结构是多样化的。政府肯定都有善意,但能有效节制资本、规范利益集团的获利行为,才是真正意义的治理。

  按照温铁军原来的想法,60不做、70不述、80不说。“60岁体力差了,事情交给年轻人做;70岁,调查研究能力差了,就不写东西了;80岁,思想更新能力也不行了,就不要瞎说些老话干扰别人了。

  但他做不到,今年63岁的他更忙了。“我想形成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让他们自觉和农民群众相结合,否则农民的很多东西是盲目的,甚至被激进所误导。我参与新建了两个学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和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加上北京的人大乡村建设中心,基本上构成一个三角;还有很多高校战略同盟军,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等等。这些年,我们资助、培养了十几个乡村建设博士、几十个深入基层的硕士,他们支撑着遍布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学术界多产学霸,年轻人想说点什么,很容易被掐死。但我这个年纪不用怕,所以,我还得再继续做。

  以成败来看乡村建设,是比较浅层次的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食品安全事件多得见怪不怪了,您觉得根源在哪?

  温铁军:我们现在的农业已经被工业改造过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恰恰是工业文明走到生产过剩阶段而引发的。1998年是农业产业化元年,其实就是工业领域中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农业领域。10年后,农业也过剩了,标志就是2008年的三聚氰氨事件。

  我们的人口不到全球的19%,却盖了全球80%的大棚,生产了全球51%的猪肉、67%的大宗蔬菜、70%的淡水养殖产品,造成污染和地下水超采,真有必要吗?有人说这是为了农民增加收入,错!资本深化意味着整个农业的链条拉长,第一生产者农民只得到8%,92%被不同利益集团获得。所以,别拿农民说事,根本就是产业资本在主导。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化肥大国、第一农药大国、第一除草剂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农业污染大国。根据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农业已经成了全国面源污染最大的行业,远超城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任何过剩领域中的竞争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利润下降了,你不搞点什么假冒伪劣,怎么活得下去。

  现在,我们已经在农业过剩的泥淖中挣扎几年了,还没人承认这件事。如果以现有的思路和话语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将无解。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应该在承认农业生产过剩的基础上,换一种思路了?

  温铁军:可以看看欧洲、日本的市民农业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在欧洲,很多地方动员市民参与都市农业,把绿地改成菜园,把行道树改成果树,然后社区共享,欧盟60%的农场主是市民。也就是说欧洲的农业生产主体已经不再是农民了,而是市民。农业转型与城乡统筹结合,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节约型消费,绿色出行,建筑修旧如旧,山区农业变成景观环境农业。但很遗憾,国内很少有媒体报道这个新潮流。

  环球人物杂志:说到现代农业,很多人还是想到大规模耕地、现代化机械。

  温铁军:世界农业发展经验上有统一的模式吗?如果没有,我们怎么能构建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呢?农业领域的差异太大了,我把我的研究放低到经验层次上才敢说话。农业是什么?农业首先是个自然过程,又是经济过程、社会过程、文化过程;农业还是个历史过程,同时是个教育和学习过程。

  农业在近几百年被划为三大类:一是殖民化条件下把土著基本消灭光形成的大农业,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土著占比都低于5%;二是欧洲,尽管大规模向外移出人口,但现在欧洲没有大农场,有的只能是小农场;三是没有机会向外移民的亚洲大陆,现在连日韩在内都是小农经济。

  1909年,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考察了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古老的农耕体系,把自己的思考写成了《四千年农夫》一书。他感慨:中国4000年了,用最少的资源,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并且是可持续的。而现在我们呢,恰恰学的是那种殖民化大农场的经验,试图减少农民人口以推进大规模农业,这样能行吗?!

  环球人物杂志:各地也有了很多的像“小毛驴”这样的市民农园,您觉得有没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可能?

  温铁军:“小毛驴”提供了一个案例,告诉人们农业还可以这样做。我们用了不到100亩的地,供给1000多户市民有机食材,做到了吗?做到了。有没有收益?有。能不能可持续?能。但你问有没有可能普遍推广,这就是政府的事了。作为一个学者,一没资本,二没宣传工具,白手起家做了个案例,民间学着做起了几百家,我对社会尽了责任了。

  你可以想想,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自发做这个事,因为大家脑子里都潜在有一种不信邪的东西,它像小虫子一样挠着你已经被现代化熏坏了的思想体系。

  环球人物杂志:能不能谈谈您的乡村治理实践?哪些做得比较好,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模式?

  温铁军:很简单,第一是组织起来,第二是组织起来,第三还是组织起来。高度分散的小农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一定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它才有自我赋权的能力。我们叫自我组织、自我赋权和自我管理。

  我现在指导各地的实验,重点并不在于哪个点好,哪个点不好。以成败来看乡村建设,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看法。我们首先得承认大家的利益是有差别的,承认每个人都有表达和获得自己利益的基本权利,然后再看该怎么搭配,怎么平衡。乡村建设是个历史过程,需要很多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只是这几代人中的一个普通人而已。

   站在任何资本一边的学者都不再是独立意义的学者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温铁军:我现在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乡村治理,这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叠加的挑战。内部是乡土社会长期出现土地、劳动力、资金三要素外流,乡村衰败成了必然。外部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食品不安全事件、土地争占、环境污染,这其实是全球化金融资本扩张向实体经济、向弱势群体、向资源环境逐级转嫁形成的后果。内外张力都很大,这是以往制度、思想不能化解的。所以,我们要把研究回归到乡村治理。这个治理不是我们以前那种“我管你”的概念,现在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自下而上?

  温铁军:国家机关做研究,它是一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体系;而高校研究又是学科化的,资源被集中在一个学科点上。我们必须得从这种极化体制中跳出来,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知识分享体系——把我们的知识生产来源植根于草根社会,同时让活学术回归社会。我还想强调的是,在这个乡村建设体系里没有领导,没有总部,没有专人去做筹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NGO中常出现的那种状况——筹资人的意愿被带进NGO,使它改变了最初的理念,进而整个行为也会变性。站在任何资本一边的学者都不再是独立意义的学者。

  环球人物杂志:现代都市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关心的是商品、品牌,而不是这些背后的资源环境。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会不会很危险?

  温铁军:我们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疯狂过——大多数人沉迷于消费主义的大潮中。这个潮流非常有害,它把你带到一个互相攀比的环境,有一套房子还要有两套,有一双鞋子还要有两双,你会永远这样不断浪费。资源是有限的,而浪费造成的严重的环境破坏、资源破坏谁都知道,却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得知耻,否则何以言勇?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任。中国为什么裸官、裸商、裸教授比比皆是,他把老婆孩子送出去,名义上是对社会制度不满,实际上对自己造成的代价有所感觉,但是不愿意承认。而另一方面,现在我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那些坚持错误的人,还要反对甚至压制别人提出来。有谁敢站出来扯开嗓子喊一声,注定招来一片骂。早就有人说:温铁军,你就是三更天打鸣的鸡,太讨厌。其实说来说去,我不过就是叫得早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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