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死城：新浪国际观察员实地探访切尔诺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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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盖革计数器（用于检测辐射数值）一直被向导游谢尔盖拎在手里，安安静静。

　　但当汽车在公路旁一座苏军士兵雕像前停下，谢尔盖下车，顺手把它放在路边盖着一层落叶的黑土上时，它立刻就做出了反应，显示辐射数值是14.31。

　　对人体无害辐射的上限数值是0.3。超标47倍，盖革计数器发出了急促的滴滴声。此时，我们已经走进了切尔诺贝利的核心区，也就是说，距离发生核事故的核电站四号机组不到10公里。

　　 凝固的普里皮亚季

　　这里就是切尔诺贝利。如果没有盖革计数器的提示，每个人的眼里都可以看到遍地的树木。金色的落叶从蓝色天幕里落下，河流在阳光映照下泛出明净的光泽……

　　在发生事故的四号机组为圆心、半径30公里、方圆2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仿佛就是一个大型国家公园……当然，访客来到这里“假装在度假”的前提是，你不把盖革计数器放在没有硬化的土地上，不去接触这里清澈的河流，不去触碰路边随处可见的废弃工程机械。依据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切尔诺贝利周边的的超标辐射300年才能自然衰减到安全水平。现在才刚到30年。

　　在距离四号机组仅有一公里的公路上，盖革计数器的数值为1.13。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受到核辐射影响的土壤上，我看到的最高数值是18.58，超标61倍——测量地点位于距四号机组三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小城入口。据说，在处理核事故的工程机械挖斗里测到的数据高达180，超标600倍，早些年更可以达到1000以上。我们没法去证实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因为谁都不敢靠近。

　　普里皮亚季小城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西北方。发生事故当天，由于风向的影响，大量带有放射性尘埃的烟云向普里皮亚季袭来。我询问亲历者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就像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的作品那样标准：“我们听到了爆炸声，看见了火光，知道核电站出事了。24小时后，他们就通知我们赶快疏散。”

　　普里皮亚季城在得到命令的4小时后就全部疏散了。带有放射性物质的第一批烟尘率先污染了小城东南一公里外的河流和森林。一大片桦树林就像过了火，很快落叶死亡。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死亡降临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但是将近30年后，树木奇怪地并没有腐朽，整片森林已经变成了黑色，在秋日艳阳下，阴森森地投入我们的视野，就像切尔诺贝利的墓碑……

　　我们的汽车继续向前开，在普里皮亚季小城的入口绕过了一个红黄相间的核辐射标志，还有一个十字架，耶稣的造型在十字架上痛苦地扭曲着……

　　 “梦想之城”突然死亡

　　“梦想一样的城市啊！”谢尔盖突然感叹。他说的是普里皮亚季的过去。五万人，全部是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住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城市里。“超市里应有尽有，人均工资是别的地方的五倍……”谢尔盖继续说。这位90后小伙子根本没有在苏联体制下生活过，但并不妨碍他“羡慕”一下苏联时期享受特权人们的生活方式。

　　汽车在破旧不堪的公路上开过，我们看到了一栋栋废弃的楼房，里面有酒店、餐厅、超市、学校、医院、音乐厅、歌剧院……全都是四小时疏散后遗留的人类文明凋零后的墓碑。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白桦树在每一片空地和角落里生长起来，落叶飘进房间里。废弃的房屋里，阳光通过破碎的窗框静静洒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房间里常常能看到各种照片，人们在已经蒙尘的镜框后面向每一位访问者微笑。

　　常常可以看到打开一半的杂志，上面印刷着已经去世的苏联领导人的照片。这里的每一间房子都曾经有过欢笑，有过哭泣，有过各种故事。但是在1986年4月27日，时间凝固了，只有阳光年复一年地悄悄来访。

　　 鲶鱼和伊万诺维奇

　　我带着与奥特曼怪兽不期而遇的“邪恶”念头，走进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但这里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直到我看见了核电站冷却水渠里的大鲶鱼，有一米多长。

　　核电站共有四个机组，需要大量消耗淡水，冷却水渠有二三十米宽，成了一条河流。谢尔盖带着我往水渠里扔面包屑。水面上涟漪泛出，鲶鱼露出黑色的背脊和宽阔的尾鳍。30年来，它们在受到核污染的水里生活着，没有天敌。访问者和核电站的工人根本就不会来钓鱼。于是它就成为万物众生的例外，每天在距离四号机组仅仅四百米外的世界里欢蹦乱跳。

　　在这里，还是有人跟鱼儿一样，在切尔诺贝利顽强地生存着。这里不是无人区。三个没有发生核事故的反应堆（包括与四号机组背靠背的三号机组）继续发电，直到2000年后才全部关闭。30年来，上万人围着切尔诺贝利继续默默工作。只是上班时间表有了改变。他们每工作两周，就要撤出切尔诺贝利休息两周，防止核辐射给身体留下永久影响。即使是在上班周期里，每天下班后他们也要撤出核心区，到十几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城里休息。

　　切尔诺贝利还有特殊居民，政府把他们称为“自我定居者”。

　　按照谢尔盖的建议，我们在切尔诺贝利城的小超市里买了些食品，送给居住在森林深处的“自我定居者”——伊万·伊万诺维奇，还有他的妻子玛丽娜，一个77岁，一个75岁。访客们，还有轮班的消防队员们常常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用品，有时候帮他们劈柴，顺便照顾一下家畜：一只乌克兰大肥猪，十几只鸡，还有老是斗来斗去的猫和狗。

　　伊万·伊万诺维奇会向每一个来访者重复他的故事：先是爆炸，然后疏散，一年后和妻子返回。几十个定居点和村庄疏散，陆续回来了三百多人，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处。

　　30年过去，“自我定居者”只剩下一百来个。他们打井，喝受污染的浅层地下水；他们劈柴，点燃受污染的木材取暖；他们耕地，在受污染的土壤里种植土豆。他们“死也不离开这里”。

　　“这里”周围都是森林，村庄早已经凋敝，现在只有四个居民。伊万·伊万诺维奇会跟每个来访者说在冬天如何听见狼嗥，怎么在夏天的森林里见到熊瞎子靠在树上蹭痒痒。他会给来访者骄傲地展示当年他拥有的一辆苏制“扎波罗热人”牌子的小汽车——当然，它早就不能跑了，和伊万诺维奇本人一样，它也成为一座墓碑。

　　 四号机组的新墓碑

　　四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核电站工作人员和紧急救援的军人们冒死修建了一座水泥罩，俗称“石棺”。它堵死了核辐射向空中和地下的扩张之路。30年来，石棺里仍旧在缓慢地释放着辐射。现在，“石棺”已经出现裂纹。

　　我们在距离“石棺”三百米外止步，看不见上面有裂纹，只听见盖革计数器的报警声。“石棺”西边，一个更大的安全罩正在修建当中。一旦完工，它就会向东移，给“石棺”外又增加一层保护。它的有效使用期是一百年。过了一百年会怎样呢？现场的我们，没有人知道。

　　新安全罩是欧盟资金援建的，原本计划2013年完成。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投资15亿欧元的保护罩“可能到2020年都没法投入使用”，谢尔盖向我抱怨。人们可以指责官僚机构的腐败、低效，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永远也无法算清人类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四号机组不远处的纪念广场里，刻着31人的名字。官方的数据是31人为此付出生命。多少人在此后罹患辐射疾病惨死，多少人被迫离开了家园，多少人终日活在惶惶不安中，无法统计。人们在争辩，是不是需要发展核电，是不是要关闭所有的核电站。所有的痛苦和疑惑，都在各种争辩、官僚程序和对能源越来越多的需求中被边缘化了。

　　 无解的悲剧？

　　我想起在基辅见到的乌克兰记者科瓦利。事故发生时，他还是一个小学生，参加了当年在基辅城内的“五一”劳动节游行。节日之后，各种流言淹没了城市，孩子们都被家长送到别的城市去了。科瓦利和他的弟弟留下来，继续去学校。在空荡荡的学校里，老师见到他俩后竟然放声大哭：“你们怎么还没走？你们不走，我们就走不了啊！”

　　这就像是一个预言。即使有了很多悲剧发生，这个世界的人们仍旧无法轻易放弃某个东西，因为上面联系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活所需，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期待。你们不放弃，所以我也不能放弃。

　　采写/新浪国际观察员 吴梦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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