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泰国民主困境：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稳定

泰国作为“佛教立国”的“微笑国度”，近年来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扼腕，并日益呈现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自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运行了80多年的“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出“文人政权与军人政变”不断转换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泰国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体系难以成熟和稳定？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及思想观念根源？

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对立

建立当代泰国宪政民主基本架构的所谓1932年“民主革命”，只是一小批民主主义者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军人集团发动的一场小规模的成功政变。虽然实现了泰国政体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转变，但君主和王室作为传统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军人集团也从此走向政治中心并左右着泰国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进程。历经八十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在经过24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和不断的政治争斗后，泰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依然深陷“二元结构”的泥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成，60%-70%人口仍住在农村，城乡差距和对立依然严重。

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为2001年他信政府上台后“民粹主义”惠民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经过他信政府五年多的持续动员和政治化过程，此前不太关注政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被广泛地政治动员起来，成为“他信派”政治势力庞大的民众支持力量(“红衫军”)。相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反他信派”则以反对党为组织中心，结合反他信的王室力量、军人集团、地方寡头、政客及其官僚(“黄衫军”)，与“他信派”形成了泰国民主特有的“民主拉锯困境”：双方都以“民主”为旗帜，动员和依靠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街头抗争”为主要政治斗争手段，你来我往、相互拆台。而贫富差距和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则为这种“民主拉锯”提供了最为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

两极政治博弈恶性循环

泰国自1932年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建立以来，一直处于多党纷争与军人政权交替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未曾有过一党主导、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文人执政的多党联合政权所出现的内斗及不稳定，也给军人政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依据。

自2001年他信率“泰爱泰党”赢得大选并夺取政权之后，以“他信—英拉系”政党为组织中心的一方，与以传统民主党为组织中心的另一方，形成了越来越趋于两极化的政党对立中轴，你死我活般地挟持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政治化经济利益动员和组织民众，以街头抗争和政局混乱相互施压，借以挑起和诱导王室和军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以两极化的政党力量为组织中心、极端政治化民众参与、“鱼死网破式的政治对决”、借机引诱军方干政，这便是“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的制度病理。

民众极度参与政治分配

泰国自2001年他信执掌政权以后，泰爱泰党政府就极力贯彻一系列“民粹化”的“草根政策”：“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泰铢治百病”等惠及农民和贫民的政策，刺激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广大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动机。“他信—英拉系”政党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不断巩固，“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的组织化途径也日益形成，并在不断的“街头抗争”中发挥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与此相对，受到“他信派”刺激的以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同样如法炮制，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机制，也动员了庞大的以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众支持力量。

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人政变赶下台至今，“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对峙抗争可谓此起彼伏，这就是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造成的组织化抗争结果。以政党为组织中心、挟持民众极度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化的对立两极，这是泰国“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基础和民众支撑。

泰国在1932年“民主革命”后，虽然在宪政制度的表面形态上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构和规则机制，但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使传统的依附性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

国王虽然为泰王国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但也往往默认军事政变的正当性，给予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军事强人和政治领袖以“特赦”，而无力捍卫宪法的最高尊严。地方寡头和政客往往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一己之私利挟持广大民众，肆意扭曲、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破坏宪政体系和民主制度，以民众的压力和要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草根民众，迫于严酷的生存压力和习以为常的“依附心理”，被地方寡头和政客挑动起来，希望通过狂热的街头抗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

当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处弥漫，无时无刻地发挥着渗透和侵蚀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的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泰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之路，注定还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公民文化培育之途。(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