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民众官员万能思想致假官案屡现
刘亚
6月23日，59岁的董宪伟被北京市密云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从1998年至今的十多年间，董宪伟冒充部队“大校”，以帮助上军校、转业安置、当公务员等为由诈骗数十人共计400余万元，诈骗金额巨大，而且行骗十多年无人怀疑。
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刘丹统计，从2013年至2014年，仅自己办理的假官诈骗案件就有十几起，犯罪手段多种多样，被害人多达上百人，涉案金额从几万到几百万元不等。从近几年办案情况来看，此类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纵观各类假官诈骗案件，从地方小官到首都高官，从中国军官到联合国官员，骗子们“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他们带着自创的“官员头衔”深入各行各业，将其“权力”发挥到极致。这些骗术看上去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其实都有迹可循，行骗也有规律可循。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选择一个合适的行业和“官位”对诈骗成功也至关重要。刘丹告诉记者，在该院办理的诈骗案中，冒充军官诈骗占假冒官员行骗案件比例较高。
为何军官这一职业会成为骗子心目中的“香饽饽”呢？
“骗子们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被害人对军人的崇敬和信任。”刘丹分析。在今年5月朝阳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中，嫌疑人韩笑冒充“雪豹突击队中校军官”、“国际特警”，从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间，以交男女朋友为名，先后骗取6名女性10万余元。其中骗钱的借口均为“看望司令员”、“封闭式训练”、“买机票去德国学习”等围绕“军官”工作和生活产生的。
在办案人员询问被害人时，她们多数表示自己从小就对军人有特殊的好感，一接触到所谓的“军官”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与其在一起。即便后来有人告诉她们韩笑是骗子，这些女性也不愿意相信，认为是在和自己“抢男友”，甚至在和韩笑失去联系时，她们还在自我安慰，“他是去执行特殊任务了”。
除了冒充军官，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副职领导或其亲属也是骗子的“首选”。目前，国内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层级多是一正多副。正职官员多在网络等公开渠道有个人信息发布，而副职信息公开则相对较少，这让骗子们有了可乘之机。
当然，骗子中不乏“艺高人胆大”的“人才”，他们通常能自创机构、自封职务，其中“中央”、“中国”、“国家”甚至“联合国”开头的组织机构名称，最得骗子们的欢心。2007年至2014年间，农民陈光华自创联合国下属“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这样一个机构，并任命自己为“总指挥”，以该机构筹备需要招聘工作人员为名，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全国各地招收代理人，7年内骗了800多人。
准备工作：假章假证为必需品
“头衔”选好后，假官们便开始为此做“准备工作”了。“准备工作”是从准备行头开始的，从地摊假货到高档行头无所不有。在韩笑一案中，他先从地摊上买了一条武警的长裤和一件印有特警标识的T恤，再穿上衣服拍摄或者PS一些训练照片放到朋友圈里。尽管有时他不会主动表示自己的身份，但一些朋友通过看照片便能猜测几分。而此时，这些照片就实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行头之后是各种印章、证书。特别是那些自创机构、自封职务之类的诈骗，因为需要用购买或自制的假章和假证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准备工作”就更复杂一些。陈光华自创联合国下属“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时，他先让地摊小贩刻了5个假章：一个“联合国”英文钢印，三个“联合国军事委员会”、“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财政专用”印章，一个写有“陈光华”名字的手戳。而后，他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自己能够提供该机构工作机会的消息。在向应聘者收取了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入会费”后，他还会向其中交费较多的人发放“中国环球计划指挥部”的工作证，当然，这些证件也是他伪造的。
据办理该案的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王爱民介绍，尽管陈光华制造的这些假证漏洞百出，但由于授权书、工作证件、公章等材料一应俱全，也骗倒了很多人。同时，多起冒充官员诈骗的案件都是利用伪造的“红头文件”、印章等方式来证明官员身份。
除了外部的行头和文件，骗子们还十分注重对自身“内涵”的培养。王爱民介绍，很多冒充官员的骗子都有着一副好嘴皮子，不仅会察言观色，还常常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尽管大多数骗子文化程度不高，但通过后天做“功课”，他们对自己据以行骗的领域十分熟悉。比如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间冒充“国家发改委副司长”的邹斌勇，曾在北京、长沙等地游走，大肆敛财。曾经有长沙的企业家怀疑他的身份，但早已做好功课的邹斌勇一开口就使得该企业家的疑虑顿消，后来该企业家还感慨，“他不仅熟知国家发改委系统内的人事关系，而且对国家现行和即将推行的政策，特别是与房地产、农业等相关的部分，把握得很到位。”
常见手法：亦假亦真难分辨
如果说准备工作给假官行骗奠定了“基础”，那么接下来骗取中间人的信任则给其“锦上添花”。“绝大部分假官的最终目的都是骗取大量钱财。”王爱民告诉记者，因此他们一般会选择有一定“需求”的对象，比如要找工作的、办事拉关系的。
2014年5月，山东省兰陵县法院审理了一起以找工作为名诈骗的案件。嫌疑人杨东平冒充“总参秘书”，称自己能够给大学生安排到公安部下属某基金会工作，诈骗金额达到107万元。这起骗局中，杨东平并不是唯一的骗子，其同伙冯春燕等宣称自己有在某部队当领导的朋友，二人在诈骗道路上相互接力，终于“成功”。
除了假官们会精心挑选受骗对象，中间人在整个行骗过程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刘丹表示，很多骗子能轻易取得他人信任，靠的都是中间人的介绍和引荐。虽然一些中间人可能自身也是受害者，但客观上确实帮助了诈骗活动的实施。为何中间人乐得“参与其中”呢？官场素来是官员们互相熟悉和联系的平台，而认识大官是脸上有光的事情，虚荣心作怪的人们就更喜欢四处介绍宣扬了，久而久之就更加坐实了假官的身份。
“以假身份结识真官员，是假官的另一个目的。”王爱民分析说，自称“京官”的假官们通常有这样一个套路：先以“京官”的身份下到地方进行调研、巡视等工作，结识当地的一些小官员，再由当地官员逐步往上引荐，从而认识上级官员，最后从上到下的官员都可以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就可以以此行骗了。当真真假假的官员混在一起时，受骗者就更难分辨了。并且，等假官的“位置”坐稳一段时间后，很多有“需求”的人便会主动上门寻求门路和帮助，这时的他们便能“守株待兔”了。“‘不主动寻找，等别人上门’是假官行骗的最高境界。”王爱民说，在北京地区，“京官”们坐得时间越久，位子就越稳，也就没有人敢怀疑其身份真伪了。
北京缘何成“假官”温床
北京的假官事件，犯罪数量之多，频率之高，令人咋舌。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变成了滋生假官的温床呢？
“北京是假官们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对记者表示，“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权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地方，这里的大小官员多如牛毛，关系网错综复杂，生活在北京的多数人对于各类‘官员’司空见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个‘官员’，大家在心理上比较容易认可，再加上假官的左哄右骗，被害人很容易就上当受骗了。换言之，北京官员的数量多这一客观因素无意中为假官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此外，政府官员信息的不透明也是北京假官频发的原因之一。王爱民认为，我国“官员”具有“隐蔽性”，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不完善，上至各部委下至乡政府，再加上各类公务员编制的事业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会把自身所有在职人员的身份信息公布在网上，更别说“军官”、“特警”、“特殊部门”的工作人员或在职人员了。有时候骗子轻描淡写地一句“不方便透露”或是“我们是有保密规定的”，便能瞒天过海。就算一些被害人有心通过公开渠道验证“官员”身份真假，也是“入地无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官员的“隐蔽性”为假官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除了北京的自身特点外，李立众分析，一些渴望在北京立足的人出于侥幸心理，或者想通过关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大龄单身女青年着急结婚。这些心态往往使他们成为假官行骗的目标。
在刘丹看来，诸如假官帮忙找工作、骗取大龄单身女青年财物等案件层出不穷，这里面的原因有二，其一，假官多是朋友介绍，在讲求人情关系的我国，被害人的心理防备一般比较低；其二，被害人多少有着“官本位”或者“官员万能”的思想，认为交上“官友”，就找到了靠山。
“除了被害人本身的一些原因，犯罪成本低、造假证容易也是假官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李立众说。
记者在百度搜索栏里输入“办假军官证”，立刻出现了至少数十条的QQ“代办信息”。随机选取了其中一个QQ进行联系，对方表示一本普通军官证一般要价150元到300元之间，从职位到编号都可以伪造，如有需求，在北京地区的对方还可以当面交易。除了网络上有不少办假证的途径，街边也随处可见卖假军装、假印章的小摊小贩，骗子们很容易就能从各种途径购买到用于伪装身份的证件和服装，摇身一变即成“官员”。
骗子们曾享受着当官的“威风八面”，也不得不面临坐牢的法律后果。按照刑法规定，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均有可能适用于假官案件，前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后者则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由此可见，我国对此类案件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为何重刑之下，假官仍然如过江之鲫呢？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位法官认为，除了少数的“巨骗”之外，多数假官行骗的数额并不高，甚至有些案件的单笔诈骗数额还不够起刑点，加上我国面临着警力不足的问题，很多案件便成了“无头案”，这也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所以破除立案难，加大打击力度，才能使此类案件的发生得到有效的遏制。
“公正透明化的社会渠道也是应对假官频发的方式。不可否认，我国正在朝着公开透明的社会方向发展，但毕竟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王爱民表示。在前述通州法院的法官看来，假官案件中，被害人的意识也亟待改变，“被害人一要提高防骗的意识，二要破除‘攀关系’办事和‘官员万能’的思想。”
“另外，被害人在被骗之后要及时报警。”前述法官说。一些诈骗案件曝光以后，受骗者多不愿出面为行骗案件作证，更有甚者直言“我没有受骗”。例如在假司长赵锡永行骗一案中，很多被害人早就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但多选择了隐瞒下去，因为“被一个没文化的骗了，说出去丢不起这人啊”。也有一些案件涉及金额较少，被害人只当是“花钱买教训”，几百块钱没了就没了。就像农民陈光华冒充联合国官员的案件中，在全国20多个地方行骗7年，骗了800多人，被害人中竟然无一报警。
有专家指出，虽然不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成了催生假官的沃土，但假官能大行其道的原因也包括被害人内心深处的侥幸心理。究其根源，如果被害人不能真正从思想上破除“官员万能”的盲目心态，那么假官们就会如附骨之蛆一般，难以根除。
(原标题：北京“假官”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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