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郭道晖：朱镕基个性耿直 去年二人还曾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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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朱镕基个性耿直，去年二人还曾相聚

　　[记者/纪欣 王梅梅 陈佳卓]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漫漫长路中，涌现出很多法治国家建设的捍卫者和践行者，郭道晖就是其中一位。

　　郭道晖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法治思想家。“法治三老” 之一，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一面思想旗帜”，“黄（金）派”法学家，“当代中国法学名家”之一……从这些响亮亦权威的头衔与称号中，足以看出郭道晖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崇高地位。近日，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又一次采访了这位耄耋老人，与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午后时光。

　　 89岁高龄医院陪伴老伴，病房内仍审阅文稿

　　早在今年春天，郭老就曾接受过大白新闻的专访；10月24日，十九大闭幕，在全党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期间，大白新闻再次拜访了老人家。时隔半年多之久，郭道晖仍留在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照顾住院的妻子，自己顺便输液医治老年病。不同的是，老人家精神头儿貌似更足了——在正式采访前，特意脱了病号服，拔了针头，一点儿都不服老。即将迈入90岁高龄的郭老看起来精神矍铄。

　　郭老表示，自己已经陪老伴儿住医院或养老院两年多了，“这近两年我算是‘与世隔绝’了”。尽管这样说，但大白新闻注意到，病房书桌上打开的电脑页面里，显示的正是郭老正在审阅的书籍文稿。

　　郭道晖，1928年生人，出身世代书香之家——其曾祖父郭仑焘与伯曾祖父郭嵩焘、郭昆焘并称清代湘阴郭氏三杰。郭嵩焘（1818-1891）是清朝翰林院编修，曾任广东巡抚，兵部、礼部侍郎，中国历史上首任驻外使节（驻英国兼驻法公使）。他现今被认为是清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循习西洋政教”、借鉴西方先进的政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先驱，后遭慈禧罢黜。他为家族立下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

　　郭道晖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第二年他先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郭道晖三兄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也奉中共地下党之命出任湖南省立一中的护校迎解委员会主任。他家成为当时长沙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

　　大白新闻注意到，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郭主修的是电机工程专业。1951毕业后留校任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4月，他调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回忆当时的情形，郭道晖对大白新闻笑谈，自己“那时已年届半百，可谓‘老年出家’，自己是不愿意去法工委的”。虽然无缘电机工程专业，但自此他致力于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问题的研究，笔耕不辍，总计出版了11本独著，共400多万字。

　　郭道晖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总是密切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与法治的误区与积弊和法学上的陈旧理论观念，率先提出新的思想论点。1991年，他率先在在他主编的《中国法学》上打破禁区，撰写评论，号召法学界开展人权法治的研究。在当时提出这种观点，是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的。郭道晖自撰多篇相关论文，并在《中国法学》上开辟专栏组织法学界对人权和权利问题展开大讨论，历时一年多。他还参与了国家教育部指定的高等学校《人权法学》教科书的编写。2015年出版了他的《人权论要》一书，被评为当年十大法治图书之一。基于此，他被法学界认为是我国研究人权法学和推动人权入宪的著名学者之一。

　　此外，他最早开始研究并提出了“权利推定”原则，进而创立了自成体系的社会权力新理论。他提出了权利推定的五种形式和应遵循的四项原则，这些内容后被一些大学收入法理学必读参考书中。

　　 敢于针砭时弊，被誉为当代我国“法治三老”之一

　　在法学界，郭道晖以学术思维敏锐，敢于直言和针砭时弊著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论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对我国主流理论认定“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的原则提出异议，认为这是把权利简单地等同于利益。他认为“个人利益虽在特定条件下应服从集体利益，但法定权利则不然，二者都是为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对象。”郭道晖的这篇颇具创见的论文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所编《法律参考资料》摘要转载，并被与会的一位德国教授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

　　采访过程中，大白新闻记者在病房中有幸看到《郭道晖法学文选》的文稿，郭老打趣道：“这本书还没出版呢，你可以先睹为快啦！”　　

　　说起郭老在我国法学界的地位，就不得不提“法制”到“法治”概念的历史性跨越。郭道晖对大白新闻记者讲道：“其实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的是李步云，我很赞同，但在当时引起了非议，因为我国政法领导人一向误认为“法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只讲“法制”。其实，法制（“制”字是立刀旁，我称之为“刀制”）强调一个工具论的概念，把法律当成治国、治民的手段，可以做民主的工具，也可以做专制的工具，国人喜欢把法制当“刀把子”。而法治的“治”是水旁，是一种价值观念，即rule of law，法的统治，法治至上，同人治是对立的，“水”象征人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多年来，法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江平是“中国法学的良心”，郭道晖被称为“时代的良知”，李步云则是“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他们被称为“法治三老”。对于这个名号的来源，郭道晖向大白新闻讲了其中的典故。原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上任伊始，陆续邀请了江平、李步云、郭道晖三人做一个系列讲座，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在主持郭道晖的演讲会上率先称三人为“法治三老”。由于三位法学家的学术成就，这个称谓在此次讲座不久后就广为流传。

　　对此，郭道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郭老如此解释道：“第一，我们三个都是80岁以上的老头了，所以是‘三老’；第二，我们都在解放前参加过革命组织或进步活动；第三，1957年，我和江平都因敢于直言、抵制反右而被打成了右派；李步云则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上书力争公平正义，也未能幸免。”

　　 相伴60载伉俪情深，危难时共患难

　　2014年，郭老曾对媒体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有所成就，其中就有她的一半（指郭道晖妻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静娴）。”采访当天，大白新闻的记者就在病房中注意到，在病床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两位老人家的合影，伉俪情深，相伴意长，空洞的房间洒满了爱与温暖。

　　张静娴1933年生于浙江南浔县，1950年她以第一名优异成绩在著名的上海市立第一女中（即原英租界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时值新中国举行第一次高考，她先后报考当时华东、东北和华北三大考区，“连中三榜”，被三所大学分别录取。由于其姓名连续出现于当时各报发表的录取生榜上，一时成为知名考生。后来，她选择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该系创建人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建筑学家的门生，并因此与郭道晖相识。

　　郭道晖回忆道：“静娴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当时她又是清华共青团团委文艺部副部长，我当时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她让我给她所领导的文艺社做了一次文艺问题的报告，我们就慢慢熟悉了。”毕业之后，张静娴被分配到国家建委（今国家发改委）做城市规划局局长的助手。最让郭道晖感动的是，1957年郭道晖因“坚决抗拒”反右方针，于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张静娴跟着受牵连，政治处境十分困难。当时郭道晖曾担心牵累她，向她表示∶“事已至此，你可以自由选择，决定离合去留，不必以我为念。”她则坚决表示∶“我深知你本质是好的，此话不要再提。”决心与丈夫共患难。在她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借下，郭道晖得以承受最大的政治打击和心灵创伤，比较平稳地度过了艰难的逆境。

　　提到这段过去，郭老充满感激与遗憾，他说：“60多年来我们感情特别好，我现在也可以好好陪陪她。”

　　 大学期间与朱镕基成为好友，去年还曾在京相聚

　　1947年，郭道晖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48年，他先后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战斗在 “第二条战线”。在大学里，他与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同班同学。

　　“其实我们中学时就是同校同学，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后来到了清华，我们成为同班同学。两个人都住在暂时改作宿舍的二院教室，他住二院235室，我住236室。”郭老认为，自己与朱镕基走得近，其实是性格使然。朱镕基个性耿直，跟自己的性格接近，所以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1948年7月，20岁的郭道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8月，他经同学介绍加入了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同年冬他介绍朱加入新青联，1949年10月，他又介绍朱镕基加入了共产党。

　　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好朋友的友情并未减弱。去年6月，郭道晖一家人还曾应邀在朱镕基的家里相聚。同去的还有原清华同班同室的张履谦（中国工程院院士）一家人。郭老告诉大白新闻，当时他们在朱镕基家里聚餐， “朱镕基身体还不错，不过头发已经白了，走路偶尔也需要人搀扶一下。”

　　言谈间，朱镕基还跟郭老开玩笑声明说：“我这是自费请你们吃饭，我还是请得起的。”

　　如今，耄耋之年的郭道晖已离休许久，但他仍笔耕不辍，一直致力于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问题的研究和宣传。此次接受大白新闻采访时，老人家还在病床上审读书稿。

　　郭道晖还谈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自己对鲁迅美学思想的研究，他说：“那时候很多书是不让看、很多问题不让谈和写的，但鲁迅的书可以读。我那时正研究哲学和美学，我就潜心研究起鲁迅美学来。通读了鲁迅全集，做了几百张卡片。”“关于我论鲁迅美学的文章，以前单篇在《文艺研究》、《鲁迅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有的还得到国外报刊转载，后来我就把它们系统化，整理成一本书（《鲁迅的伟美观》），一共20多万字。据编辑反映，之前是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写的，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面世，给更多的人分享与探讨。”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