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自锯腿农民曾求助媒体 因未提细节未获关注
郑艳良康复出院了，但自锯病腿的悲情故事所带给社会的反思并未因此画上句号。回顾农民郑艳良的求援经历，他在向村干部反映问题以“得到低保之外的更多救助”的希望落空后，又转而向媒体求援，但这条路却因为不同的“重点”也显得坎坷
法治周末记者 闫格
11月9日，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治疗近一个月的自锯病腿农民郑艳良康复出院。
如今，他在保定市清苑县臧村镇东臧村的家中休养，等待一个月后安装假肢。能够“再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是他一年半来丝毫未变的愿望。
2012年1月28日，他的双腿诊断为动脉不明原因大面积栓塞，多家大医院的医生诊断郑艳良最多活不过一个月。随后，他的双腿开始大面积溃烂。
2012年4月14日，因无钱救治，他将自己的病腿锯断，把自己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013年10月10日，《燕赵晚报》以一则“无钱做手术，河北男子在家自己锯掉患怪病右腿”的报道，引发舆论关注。此后，随着当地政府和爱心人士的介入，郑艳良终于得到了帮助和救治。
从“孤立无援”到“被救助包围”
去年郑艳良自锯病腿后，被锯断的病腿，连同此后因病情恶化而脱落的左小腿，被裹进了一个袋子里。
由于怕被狗叼走，也想死后留个全尸，郑艳良的妻子沈忠红，把这个袋子藏进墙边一只有破洞的陶瓮内。
《燕赵晚报》的记者汪洋是第一位报道郑艳良自锯病腿的记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回忆自己听到郑艳良一事后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越听下去，我越感到不靠谱，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腿锯断了呢？”
这种怀疑的态度，直到汪洋见到陶瓮里已被锯下的病腿才得以改变。
“腿骨被锯的切口很不均匀，切口处还有很多骨头渣子。当时我就确定，这不是由医院锯的，的确是他自己把腿锯断了。”汪洋说。
之后，抱着“看他可怜想帮帮他”的心情，10月10日，汪洋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郑艳良的报道。正是这篇报道，改变了郑艳良的命运。
尽管感到郑艳良的故事足够悲情，但报道所产生的影响，还是远远超过了汪洋的预料。郑艳良也没能想到，这篇报道有如此大的能量。“河北省一位副省长专门为此事批示，要救郑艳良。”汪洋说。
随即，10月11日下午5时许，救护车载着郑艳良来到保定市第二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此时，距离首篇报道被发到网上，尚不足40个小时。
在医院，郑艳良也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
有媒体报道称，他从4人间被转移到带独立卫生间的病房，县里还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陪护”。
从入院开始，郑艳良的病房内外始终闹哄哄的，他的手机一度被“打爆”。“前一个电话刚刚挂断，后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手机都发烫。”
10月11日下午，河北省红十字会秘书长赵书平等人亲自送来救助款2.5万元。保定市卫生局副局长、市第二医院院长葛长青亲自查看了他的病情，承诺医院会制定治疗方案，并宽慰郑艳良不用担心费用问题。
住院期间，郑艳良还见到了很多媒体。有记者推开房门时，他会坐起来，对着录音笔和摄像机，一遍遍地诉说遭遇。有一次，摄像机的支架差点绊翻了端着药托盘的护士。被送进医院的最初几日，他每天接受采访和接电话的时间，差不多有十个小时。
十几年没有联系的工友，也来到了郑艳良的病床前。在北京结识的工友坐着高铁来看望他，一拉起他的手就掉眼泪：“你咋把自个儿的腿锯了？”
汪洋也接到了数个海外华侨打来的想捐款的电话。
媒体的报道促成了社会各界开始救助郑艳良，但郑艳良求助媒体的经历其实并不顺利。
锯断病腿后，郑艳良所在的县民政局按低保政策和标准为其办理了低保手续，县残联也为其办理了肢体二级残疾证书。
即便如此，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已经倒下，唯一的女儿又在外打工，郑家的日子依旧不好过。
锯断患病的右腿后，郑艳良的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他于是找到东臧村的村干部，希望在低保之外，能得到更多的照顾。
不过，郑艳良的这次求助却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媒体上。
不同的关注“重点”
“希望媒体给我带个话，求求政府、好心人帮帮我，想办法安装假肢。”郑艳良说。他清晰地记得，他求助的第一家媒体是某电视台的一档民生节目。
照着节目公布的电话，他拨了过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我去年得了一场大病，两条腿都没有了。”
这样的陈述，在记者汪洋看来，显然难以激起对方的兴趣。
“对郑艳良来说，求助是重点。但他不知道，他自己把双腿锯断，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好多热线记者可能听到三句话就不耐烦地挂断了，但郑艳良可能说到第五句的时候，才会提到自己把腿锯断了。”汪洋感叹地说：“可惜，当时很少有人操心他的事。”
自2013年7月份以来，通过114查号台，郑艳良拔通了七八家媒体的热线电话，但得到的答复大多是“跟领导汇报一下，再联系您。”
“我可不就等着吗？没有回复我就再找下一家。”郑艳良说。挂断电话后，很长一段时间，郑艳良都没有等到下文。
汪洋称，某媒体的一位记者专门向单位查证是否接到过郑艳良提供的新闻线索。结果显示，7月25日下午6时，他们确实接到过郑艳良的求助电话。
直到拿到汪洋的联系方式，再次去电，郑艳良也是重复着之前的讲述。他依然首先表达出自己想要求助的愿望，并未提及自锯病腿的细节。“直到我追问下去。”汪洋说。
时至今日，郑艳良仍然不太理解，为什么当初不关注他的媒体，现在一窝蜂地开始关注他。“打媒体热线电话的时候，我都说了我去年得病，两条腿没有了。”
相信未来依然能获帮助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郑艳良“并不感谢政府和医院”。面对法治周末记者的提问，郑艳良否定了这一说法。
“政府、医院、媒体，我都感谢他们。要不是他们关怀我，我能做得成手术吗？”他反问道。
但这位47岁，咬着一条毛巾就自己锯断病腿的汉子，面对以后的生活，依然拿不出主意。
“穷日子就慢慢过吧，现在实在是没办法。”对于一直照顾自己的妻子，他哼哧了半天，也没好意思说出感谢的话。
除了“想先把假肢安装好”外，他甚至没有想过，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同样，他也还未去想，爱心人士的捐款该如何使用。
但他相信，安装假肢和以后的日子，都会有人关注、帮助自己。
出院回村后，村里几位妇女来看望过他。“好好养着吧，这下可有人管了。”这些探望者们说道。
“村干部一个都没来过，”郑艳良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这个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的村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位记者来到郑艳良的家里，或者给他打电话，询问病情如何。郑艳良觉得，关心自己的记者，要多于前来看望的村民。
“自锯病腿”一事见报后后，媒体对医疗保险的追问也开始了。
清苑县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有资料显示，2007年，东臧村“新农合”参合率仅67%，未雨绸缪的郑艳良给一家人全都交了参合款，每人每年交10元钱，一年内生病住院可能按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
因此，郑艳良患病后，如果入院治疗，可以享受医保给予的部分救助，但根据政策和相关手术费用，郑家仍需自付7万元。对于这个年收入仅1万多元的家庭，这仍是个天文数字。
“医院说，要治的话，一次性支付30万元押金，后续治疗估计要百万元。”郑艳良回忆，当场他就选择了放弃，然后回到村里。
郑艳良盘算过，即便自己砸锅卖铁外加借债让自己活下来，“后半辈子也还不完这些钱”。
在媒体的追问下，清苑县县政府承认，限于财政资金短缺，补助力度的确不足以让贫困的郑艳良逃脱“等死”的命运。在东臧村，郑艳良也并非唯一因无力治疗，身患疾病的“放弃者”。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在家中锯腿的故事也曾在别处上演。2007年，山西省平遥县段村镇北羌村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雷普贵，因家庭无力承担患病多年的老伴的昂贵手术费用，请来没有行医执照的”土医生”在自家炕上将老伴的病腿锯掉。当地政府发现这一事件后，采取措施对老汉的妻子进行了救治。农村医疗救助体系难以照顾到的空白处也因此凸显出来。
有人认为，农民郑艳良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在采访中，法治周末记者也曾询问他，如何看待这一说法，“是否幸运”。他迟疑了很久，最终小声地说：“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