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麟：高校智库怎样真正“有营养”

　　从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到今年“两办”共同发文，全国上下掀起了“智库热”。作为一路重要的智库大军，高校也纷纷筹建智库，以服务国家决策需要。但这股大潮也引发了一些忧虑：高校建智库会不会出现“过热”，会不会对学术造成伤害？大学与智库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大学建智库有其必要性

　　大学建智库有其必要性。从高校本身来看，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再加上学科齐全，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外学术交流和合作广泛深入。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国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使高校智库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此外，在高校的三大功能“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中，知识服务国家社会的发展是其中重要的功能，况且我国大部分高校均是财政拨款，高校的知识生产如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大学智库建设遇到的问题

　　但“必须考虑”，并不意味着不会遇到问题。大学智库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比想象中要复杂。高校智库建起来容易，但真正实现良性运作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有的高校学者写的决策咨询报告不“接地气”，不了解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了什么；有的高校学者参与决策咨询的热情并不高，从事决策咨询工作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科研经费管理不灵活，教师的智力投入得不到回报；高校智库的运营工作很多是落在年轻教师身上，但年轻教师既要上课、又要搞科研，基本工资又太低，还要想着挣钱贴补家用，现在又要搞智库，青年教师的压力越来越重。

　　综合来看，高校智库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并非完全是高校智库本身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只是智库建设让这些问题凸显出来了。例如，现在中国大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越来越看重在SSCI国际期刊的发表量。但当前SSCI期刊的编委大都是西方人。要在这些期刊上发文章，不得不迎合西方人所关心的学术问题和学术口味。倚重国际期刊的发表对学术发展有积极意义，但过度倚重会使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使研究者只关注数据采集、论文生产，而忽视了真正的“中国问题”。再如，学术评价的单一化会扼杀研究者在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发挥。现在有学校已经给上课优秀的老师开辟了职称晋升的通道，是否也可为决策咨询做得好的老师开辟职称晋升的通道值得思考。

　　 理想中的高校与智库关系

　　高校与智库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还可以简化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对大学建智库的担忧，主要是担心智库会伤害大学的基础研究，本末倒置。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存在张力，但两者不是对立的。应用研究离不开基础研究；而应用研究做得好，也可以刺激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创新。究其根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是高校智库建设伤害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而是大学体制机制中的部分问题阻碍了知识创新。不管是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所面临的机制问题是一样的。如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只有两三年投入就期望有重大理论突破等，这些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共同面对的问题。

　　理想中的高校智库研究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实践中所涌现出的问题，促使高校智库设立相应的研究项目，高校老师带领学生投入项目研究、收集数据、分析情况，在 此基础上撰写学术论文和决策咨询报告，学术论文可以在专业的期刊上发表，决策咨询报告则送到相关部门服务于决策，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得到学术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这样使得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真正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智库建设是高校服务社会的一个方面，是在高校建设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科研组织和功能，其本身也可以反哺和推动高校整体的发展。中国高校新型智库的建设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再一次分配和投入，如果仅仅是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智库建设中，而不对整个高校的体制机制（如人员聘用、经费管理、学术评价等）做出改革，新型智库建设的成效是不显著的。

　　最近，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促使我们思考中国究竟要建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北大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具有中国坐标的。相信高校智库的建设可以推动高校老师多关注真正的中国问题，推动高校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贡献力量。

　　（沈国麟：复旦发展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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