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古代治国重要经验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实施，首先在于得民心。无数史实证明，“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建立以后，国王禹制作了五种乐器，民有求见者，可以击（摇）不同的乐器，禹听到不同乐器的声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这就是后世传颂的“五音听治”。由于来见者多，以至于吃一顿饭竟然十次接待来访者；沐浴一次竟然束发三次以应对觐见的百姓，正所谓“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

由于禹如此重视民众呼声与要求，因而得到了民众的拥护，顺利传位于儿子启。启即位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沿用了“五音听治”的做法，从而巩固了夏王朝。但自孔甲以后，“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发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的愤怒呐喊。夏终为商所灭。这可以说是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的第一个史证。

商是一个邦畿千里的大国，却为“小邦”周所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商末代国王纣“重刑辟”，实行法外极刑等暴政，以致民怨沸腾。关键性的牧野之战，“前途倒戈者亿兆夷人”，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间覆亡。胜利者在惊喜之余，深深感到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

继起的周朝执政者周公，一再告诫其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并把民心与天命联系起来，借助天命渲染民心的重要性，“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公重民思想的核心在于重视民心，他的一切施政都可归结为得民心。因此，他实行礼乐刑政综合治国方略，创立以德主宰刑罚的法律制度，谱写了中国古代法文化史绚丽的一章。后世以德辅刑导源于此。

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慎罚”即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和司法原则，比如区别用刑、罚当其罪等。由于周初立法体现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制兴带来了国家兴。周初的法制彰显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设，可以说是各文明古国中仅有的，其影响至为深远。春秋时，孔子赞颂以礼乐（德的具体内容）指导司法的重要性，“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可见，周初统治者的一系列主张，把“敬天”落实到“保民”上，凸显了民的价值，其所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治理措施都可归结到重民、保民和如何得民心上。在这里，第一次宣示了立法与司法的目的不在于刑人，而在于定是非、明曲直，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民不受损害。这种刑罚目的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战国时期，诸侯争雄，兼并战争连年不绝。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民的价值进一步受到重视。得民者兴、失民者亡的政治现实丰富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内涵，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还提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他还将民与君比喻成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孟荀此论，既是夏商周兴衰之由的历史性总结，也是对古代治国理政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精彩阐发。后世论者，大都仿此，只是带有时代烙印而已。例如，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并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