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委书记:2049年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复兴大武汉已从一个城市的自觉，成为一个国家的期待，而武汉，在恢复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恢复武汉人城市自信，最大限度谋求发展，为人民带来福祉的征程中，也不忘极目远眺，找寻在全球版图中的坐标
文｜《小康》记者 鄂璠 武汉、北京报道
雄踞武汉东部的重镇阳逻，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坐拥长江中游2000公里岸线中最佳的天然深水良港。2014年金秋时节，阳逻港的繁忙一如往日，林立的大吊车伸出它的吊臂，毫不费力地将一只只满载着货物的硕大集装箱抓起，稳稳地摆放到千吨级货轮上。
阳逻港曾是“装运皆散货，往来无大船”的“乡港”，而如今的阳逻不仅“建大港”，还“兴产业”、“造新城”。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华中物流基地落子阳逻，眼下这个基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项目总投资70亿元，规划用地6280亩，是目前武汉市最大的单体电商项目。此外，正在阳逻加速建设、全力实施的还有39个工业项目、16个现代物流项目，“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效果。
巨变始于2010年。那一年，在“巨龙”长江的“龙腰”上，一座跨越武汉、鄂州、黄冈、咸宁4个行政区的巨型港口集群——武汉新港，以全新的姿态崛起。武汉新港货物吞吐量在当年12月突破1亿吨，成为长江中上游首个跨入亿吨级的港口。作为武汉新港的核心港区，2012年7月，阳逻港获批成为长江沿线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的港口，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武汉新港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日益增强。去年7月21日，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被大雨覆盖，习近平总书记一下飞机就驱车70公里来到这里，他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向工作人员了解物流等情况，谈了10多分钟。他说，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在离开武汉新港的车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到“复兴大武汉”，他强调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有一个复兴的问题。
鼎盛，距今不过百年
城市的发展兴旺，向来与“舟车便利”四个字密不可分。
1873年，随着清朝招商局“永宁”号开航，武汉长江水运百余年历史序幕拉开。纵横交错的水运体系，为武汉赢得了“九省通衢”和“货到汉口活”的美誉。在武汉对外交通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长江航运，也曾被冠以“黄金水道”之称。
汉口的港口码头更是名噪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武汉对外贸易额曾42年位居全国第二，18年位居全国第三。1918年10月号的美国著名杂志《Harper'sMagazine》(《哈普》)，用9个页码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芝加哥》的文章，作者Walter E·Weyl记录了当年从“上海溯江而上到汉口”所看到的繁盛商贸景象，“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作者还在文章中称，“汉口的活力和繁荣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长江流域资源中的大部分通过商品流通的方式流向了汉口”，“汉口港的船可以直达利物浦、海参崴、里约热内卢”。文章结尾，作者预测汉口“必然会成为中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成为中国的芝加哥、中国的匹兹堡，甚至中国的纽约”。
现在的武汉人，提及这段历史，无不神采飞扬、自豪不已，长江上的汽笛嘹亮犹在耳边，往来如织的船舶如在眼前，而那鼎盛时期的繁荣与活力，却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金水道”的衰落，而长时间“消失”了。
长江航运的衰落、汉口码头的沉沦，主要是受到了其他运输方式特别是铁路和公路激烈竞争的影响，而水运的衰落同时伴随的是武汉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下滑。改革开放初期，武汉综合经济实力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位居全国第四；而之后，当一座座沿海城市争相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的时候，在中国近代史上唯一能和“大上海”比肩的“大武汉”却没有在这一轮发展中成为“弄潮儿”，武汉的总体吸聚能力呈现出下降趋势。
大武汉的鼎盛时期，距今不过百年。但对于一度迷失了方向的武汉而言，百年也是漫长而难耐的。
复活，“水上门户”的第二次开放
直到2004年，一项关于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中央政策，给了武汉重新提速的良机。
那一年，比“中部崛起”甚至还先行了一步的是“长江水运”出现“复兴”的契机，国家要求高度重视水运，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交通部批准《长江干流航道发展规划》，决定在2020年以前，投资160亿元整治长江航道。
长江航运首先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2005年，长江干线货运量达到7.95亿吨，首次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长江干线货运量突破12亿吨，为美国密西西比河的2倍、欧洲莱茵河的3倍。2011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加快内河水运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随着内河水运发展迎来新一轮机遇期，万里长江雄风尽显，湖北省希冀通过加大港航项目建设和重塑“黄金水道”，并力争将武汉打造成“长江航运中心”和“水上门户”。
武汉本来就是因水而兴的城市，水运在武汉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一次，伴随着水运发展的再次起航，一个重要的机遇又摆在了急切渴望着“崛起”与“复兴”的武汉面前：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勾勒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战略”首次落实到国务院施政纲领中。
长江经济带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武汉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在接受《小康》记者专访时，将长江经济带建设对于武汉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有利于”，一是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武汉利用产业与人口“双转移”契机与城镇化机遇，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提高；二是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发挥武汉的科教资源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三是武汉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因此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促进武汉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提升经济的服务化水平。
“长江经济带对于武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专有或者特有的机遇，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机遇。”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武汉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长江经济带对于提升武汉的地位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尊文告诉《小康》记者，包括11个省市、总面积达203.78万平方公里的长江经济带，是依托着三个“三”来建设的，而这三个“三”中都有武汉。
秦尊文具体解释道，“长江经济带要利用好长江，利用长江就是利用它的水运能力，利用水运就必须要有港口，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中就提到了三个航运中心，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这是第一个‘三’，即三大航运中心；第二个‘三’是三大中心城市，指上海、武汉和重庆这三个流域中心城市，其中上海和重庆已经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定的是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实际上三大流域中心城市确定后，武汉就有一点和上海、重庆平起平坐的感觉了，无形中提升了武汉的地位，这对于希望创建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条件；第三个‘三’是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又是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构成的新城市群，毫无疑问，在这当中武汉是首位城市。”
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则用第二次“门户开放”来形容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个机遇对于武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更是重塑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新发展模式的战略性大手笔。
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武汉，不仅因水而兴，还因桥而盛。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以美丽而诗意的名字命名的鹦鹉洲长江大桥，将于今年底建成通车。正在建设中的鹦鹉洲长江大桥，是世界首座主缆连续的三塔四跨悬索桥，也是武汉的第八座长江大桥，而这座大桥的建成通车，不光可以改善武昌和汉阳地区的过江交通，提升武昌南部地区的交通出行条件，而且运行了快20年的城市内环线将外扩2公里，武汉城市交通格局将被改写。
对于武汉而言，长江上的一座座大桥，不仅提升了城市交通出行的效率，更改变了大桥两侧的土地价值，甚至推动了城市区域经济的更新与优化。
1957年9月，万里长江第一桥建成通车，让武汉三镇连成一体，武汉由此成为中部经济枢纽；1995年长江二桥建成通车，彻底改变了徐东村的命运，农田菜地被高楼取代，如今房价超过万元……武汉人把这种神奇的力量称之为“桥经济”、“桥头堡”，2000年前后，武汉的建桥速度明显加快。
而建桥，还只是武汉打造“中国中部国际交通枢纽”的一个缩影。
在“中部崛起”政策出台的2004年，武汉人传统的“生活轨迹”开始改变了，那年的7月28日，由宗关至黄浦路的武汉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开通试运营，武汉成为继北京、天津、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后，中国第七个拥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如今，武汉轨道交通已走到第十个年头。据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向《小康》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武汉共有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一期和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3条轨道交通线路，线网里程达到了78.63公里，日均客流量约90万人次，最高峰达到129.1万人次，年旅客发送量为2.45亿人次。
随着2012年12月28日轨道交通2号线的正式开通，武汉正式步入了地铁时代。如今，无论是居住在武汉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可以沿着不断延伸的地铁，触摸这座现代化城市的脉动。
“现代城市的开始源于以铁路为主要交通的年代，铁路变为一种力量和精神。”英国学者Kenneth在其所著的《城市的演变》一书中写道。对于武汉来说，铁路的确代表着一种敢于超越的力量和精神。武汉并不满足于在“全国四大铁路枢纽之一”的位置上止步不前，去年12月28日，武咸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从此，坐城铁从武汉到咸宁，仅需28分钟、30元，大武汉都市圈加速融合。而在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供的文字材料中，武汉铁路交通的雄心清晰可见，未来，要“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铁网络，打造中国‘高铁之心’。提高武汉铁路枢纽可靠性和区域铁路运输效率，拓展武汉枢纽对外客货运输腹地范围，提高铁路运输组织效率。”
一年前，武汉市人民政府印发的《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为《规划》)，首次明确提出要将武汉打造成“中国中部国际交通枢纽”。舆论则把这一《规划》形象地称之为武汉的国际版“祖国立交桥”规划。
打造“祖国立交桥”，航空同样不能“跛脚”。据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武汉是中部地区拥有国际和地区航线最多的城市，天河机场是国家民航局确定的全国重要的枢纽机场，2013年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570万人次，其中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居中部城市首位。”而今年9月初武汉航空货运方面传来的一个“喜报”是：武汉市航空货运线网五年内将覆盖欧美亚非。在近日会见友和道通集团董事长张煊楠一行时，武汉市市长唐良智说，武汉优越的地理环境及发达的交通疏散网络，使得在集聚货源时具有“漏斗效应”，随着武汉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航空货运的需求也会激增。他表示希望与友和道通积极联手国际资源，共同做强武汉航空物流，促进武汉市形成铁、水、公、空四位一体的联运体系。
铁路、水路、公路、航空，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上天入地”，还能“畅行江河”，交通上的大手笔，让大武汉的“骨架”更强了。
造血，攻坚城市经济实力核心部位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把交通的发展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因为交通是城市经济生活的命脉。而有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精神的大武汉，在强壮城市骨架的同时，还在不断地为城市“造血”。
武汉的城市血脉何在？如何才能让大武汉勃兴？城市主政者在历史中找到了答案。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所做的《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我心中的“武汉2049”》发言，开门见山地指出：近代武汉的勃兴，与汉口开埠(1861年)、张之洞督鄂(1889—1906年)紧密相关，一时间“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就“大武汉”美名只用了40年左右时间。
阮成发所提到的“张之洞督鄂”，在武汉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2009年9月，在武汉召开盛大的张之洞督鄂120周年纪念大会之际，当地媒体在报道中称这位“近代武汉之父”改变了武汉的命运，让武汉崛起。著名作家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中写道：“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身材瘦削的张之洞凭什么改变了武汉的命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为武汉注入了工业大制造的血脉，这血脉至今已流淌了两个甲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武字头国企布局奠定了武汉的工业地位；八九十年代后，工业在全国地位渐衰；转眼进入到新世纪，在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武汉市新年首次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一个宏伟的目标——“工业倍增计划”被提出——到2015年，工业总产值预计达1.5万亿元，力争突破1.6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武汉工业。
彼时，国内不少大中城市已将发展的重点转向现代服务业，而武汉却似乎在“反其道而行之”。唐良智一直坚信，“城市经济实力最核心的问题是工业”。已坚定了“工业倍增”决心的武汉，将“工业倍增”计划纳入全市绩效目标考核体系，每月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协调召开“工业倍增计划”现场调度会议，建立了“一旬一检查、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评比”的检查考核评比机制。2011年12月7日，又一次“现场会”召开，会上，唐良智提出，东湖高新区和武汉开发区的工业增速要力争达30%以上，希望武汉开发区与蔡甸区、汉南区全面合作，做大汽车城，谋求整个区域的整体繁荣；各远城区要以做大型开发区的气魄打造各区工业平台，远城区工业增速要高于全市平均增速水平及自身上年水平。唐良智希望武汉市的工业投资增幅能够力争连续5年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至少要保持前三甲的地位。
那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迈上8000亿台阶，规模以上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达到2458.8亿元，超过宁波、杭州，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由第8位升至第6位；工业投资突破千亿，达到1202.1亿元，增长42%，增速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首。
“工业倍增”取得开门红，数字增长的同时，项目落地和建设进程的速度也加快了，仅一年多时间里，就有富士康武汉科技园二期、东立电子太阳能、一冶钢结构扩建等一批10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投产。
尝到了甜头的武汉市，在2013年8月，计划着进一步提升“工业倍增”的速度——2016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到201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瞄准这一目标，武汉画出工业发展路线图。2019年形成九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产业超5000亿元级，装备制造、食品产业超3000亿元级，能源环保、石油化工、现代冶金等高端材料、生物、家电等产业超过1000亿元级；形成“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大临港”四大板块。
现在的“大光谷”，发展势头明显，东部核心区域已成为新型工业地产开发的战略要地；在“大车都”，一个龙头企业——上海通用的落户，能够让24家企业跟随而至，带来上百亿的投资，这种产业积聚的生成能力令当地惊叹，而这种“自动播种机”的效应还在持续；定位要求很高的“大临空”则在朝着成为武汉经济新增长极的方向努力发展；“大临港”则如前文所述，在阳逻的领航下，临港产业新城正在崛起。
热血沸腾起来的大武汉，在复兴之路上，正全速前进。
复兴，从城市自觉到国家期待
一座城市的辉煌记忆总是浸入血液，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海桑田、坎坷崎岖，在某个时刻，它就会成为激活你内心骄傲和豪迈的线索。武汉已经迎来了这样的时刻。“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壮阔实践表明，我们正在成为一座被重新激活的城市，一座承接历史荣光走向新的辉煌的城市。
2013年8月1日，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复兴大武汉：从城市自觉到国家期待》。
在这之前的7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鄂州等地，深入港口、企业、乡村、社区，实地了解经济运行情况。除了武汉新港外，武汉的光谷展示中心、武汉市民之家等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给予了充分肯定，在3天时间里至少3次提到了“复兴大武汉”。第一次是在离开武汉新港的车上；第二次是在参观市民之家两型社会建设展时；第三次是在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后做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说，湖北要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对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他寄予了厚望。
对于现在的武汉来说，复兴大武汉是宏伟目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则是必由路径。
时间再次回溯到2011年，以武汉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为节点，武汉城市发展进入新的段落。阮成发在报告中提出武汉的奋斗目标：以建设幸福武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建设生态宜居武汉、文明武汉为支撑，围绕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国家商贸物流中心，不断增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努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将武汉建设成为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大武汉新的伟大复兴。
在这次党代会上，“复兴”成为了关键词。作为未来五年武汉人奋斗的愿景，大武汉究竟要“复兴”的是什么？梳理三年来武汉市的发展路径，大武汉的复兴思路清晰可见：复兴是要恢复武汉的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复兴是要恢复武汉人的城市自信；复兴是要最大限度地谋求发展，而最终目的是要给武汉市的人民带来福祉。
铸造，2049城市目标之魂——中国中部中心
复兴之路上，武汉还要做出哪些改变？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武汉还必须学会合作，以“大临空”板块为例，“‘大临空’板块肯定是要跨出去的，武汉临空经济区含东西湖区全域500平方公里，黄陂南部地区约450平方公里及孝感市部分区域，总规划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在对“大临空”板块的调研中，叶青建议要学学成都市的天府新区，“天府新区就是跨行政区，以成都为主，还涉及到资阳市和眉山市。所以，武汉要建好‘大临空’，也必须要学会与孝感合作。”
其实，武汉与孝感等兄弟城市的“合作”由来已久。“武汉城市圈”的概念已提出多年，在这个“1+8”城市圈里，“1”即指武汉，“8”当中则包括武汉周边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从“武汉城市圈”概念首次提出，到被国家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秦尊文都见证了这个过程。到今年为止，“武汉城市圈”的提法被明确已有十年时间，在这个节点上，这个城市圈应有怎样的提升？秦尊文认为，这不是它内部要提升的问题，而是要在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有所加强，而对于武汉来说，则需要在卫生、教育等方面对其他城市有所带动。
在彭智敏看来，“武汉城市圈”从总体来看，无论是体制机制创新，还是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的进展还是很不错的，武汉市的龙头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但是，在前进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产业一体化由于多种原因就做得不够理想。他认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还要继续按照总体规划，不断推进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武汉不仅要加快自身的发展，而且要加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产业转移，实现与城市圈其他城市错位发展。”彭智敏建议，武汉城市圈还要加强与周边的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的联系，共同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中国经济新增长极；要加强与长江下游和上游的联系，共同打造中国经济支撑带。
对于武汉来说，在学会合作的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领袖”气质，能够带动周边城市乃至中部地区城市一同“跑步前进”。“要成为大武汉，就要成为一个‘敢当大哥’的城市，要像个大哥的样子。”叶青说。
《小康》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都对武汉要有“大哥”模样的说法表示认同，在他们看来，武汉已经显现出一些“大哥”的姿态，不过要修炼好“大哥”气场，还需在“眼界”方面有所提升。
放开眼界，首先要考虑的便是规划和国际化。“武汉市长期以来对产业的发展和空间的布局有一些规划，但是缺乏比较高端的、能引领全局的规划。”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传清看来，武汉还应该在顶层设计、全局统筹规划上有所加强。
不过这一次，武汉动了真格，他们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就武汉2049开展远景发展战略研究。2049年的武汉什么样？在阮成发《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我心中的“武汉2049”》的发言中，便可找到答案：“届时的武汉，将成为中国中部中心，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实现大武汉的全面复兴。”“中国中部中心，是2049武汉城市目标之魂。”阮成发还对40年后的武汉做出了展望：综合实力雄厚、科学技术发达、都市大气恢宏、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彰显。
1944年，英国规划大师P-艾伯克龙比主持编制了大伦敦规划，这一规划不仅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格局，也成为全球城市效仿的经典案例。而几十年之后的当下，中国经济总量正冲刺全球第一，处于中国中部位置的湖北省省会城市武汉，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复兴的征程中，正极目远眺，找寻在全球版图中的坐标。
（原标题：大武汉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