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经营草堂佚事
少陵碑亭王飞摄
杜甫像王飞摄
□周啸天
中国向有诗国之称，而历代诗歌，莫盛于唐。人们在谈到唐诗时，言必称“李杜”。李白号称“诗仙”，杜甫号称“诗圣”。在儒学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诗圣这个称号，更有一种正宗的、集大成的意味。而人们在提到诗圣杜甫时，往往会连带提到一个地方，这就是成都草堂，中国人心目中的诗歌圣地。正如清人徐增诗云：
诗史春秋笔，大名垂草堂。公元759年底，在“安史之乱”的战火声中，杜甫带着全家经过艰苦跋涉，漂泊到了成都。这一年在杜甫一生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年，是杜甫的本命年（48岁），也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年。且看他自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这一年，又是杜甫创作成绩辉煌，写了“三吏”“三别”的一年。如果要拍一部传记片刻画杜甫形象，我认为只需拍《杜甫在759年》就可以了。
这年春天，杜甫从洛阳回到华州。七月关内饥荒，他被迫弃官远游：“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最初，远游的取向并不是成都。杜甫首先选择了秦州（甘肃天水），那里有他的侄儿杜佐以及故人赞公和尚。漂泊生活使他感到厌倦，从而萌生了在秦州构筑草堂定居的念头：“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秦州杂诗》）然而，秦州不能养家。于是，又根据来自同谷县宰的一封信，杜甫去了秦州南边的同谷（甘肃成县）。去时，他仍梦想着构筑草堂：“食蕨不愿余，茅茨眼中见。”（《积草岭》）然而，同谷依然不能养家。于是，杜甫才作出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穿越蜀道，远赴成都。杜甫是腊月初一从同谷动身，于年底到达成都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很明智的选择。
在成都，是谁最初接待和安置了杜甫？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在杜诗中有蛛丝马迹可寻。杜甫刚到成都时，卜居西郭浣花里，先住僧舍。杜甫诗中说：“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卜居》）可见是有人代他主张和选择这一安身之地的。这块地方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地，首先要开荒，“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寄题江外草堂》）开荒需要人手和财力，而弃官后的杜甫已经没有经济能力了。他在经济上的依托，就是诗中所说的主人。再看他的生活安排，“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杜甫诗中提到的主人、故人是谁，换言之，是谁最初接待、安置了杜甫？根据杜诗称谓的惯例，“主人”应指地方长官，而有“禄米”的故人，其指向应该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成都尹（相当于成都市长）裴冕。
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呢？理由之一，裴冕与杜甫是故人。杜甫官拜左拾遗时，裴冕官居相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人地位虽然悬殊，却是旧时相识。理由之二，杜甫入蜀至德阳，作《鹿头山》诗，诗云：“仗钺非老臣，宣风岂专达。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鹿头山》）这里赞美的老臣、冀（国）公，正是裴冕。这样明显有歌颂，甚至是吹捧性质的诗，无论按唐代士人习惯，还是按杜甫本人的习惯，在他到达成都后，都会呈递、投献给裴冕的。裴冕在接到杜甫的献诗后，给诗人以相当的关照，也是情在理中之事。理由之三，第二年夏天裴冕还朝，离开了成都，杜甫即有“厚禄故人书断绝”（《狂夫》）之叹，可见当初分与杜甫禄米的故人，就是这位高官裴冕了。
760年春天，杜甫开始实施构筑草堂的计划了。构筑草堂需要资金，是谁资助了他第一笔资金？杜诗中有现成的答案，这首诗的题目是记事式的——《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诗中说：“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注意这个“唯”字，它表明，建筑草堂的第一笔资金来自表弟王司马。顺便说，在没有俸禄和其他经济来源时，杜甫草堂营建和修缮的资金，都是靠诗人筹集。在杜诗中，还保留有一首催款的诗，《王录事许修草堂资不到聊小诘》，草堂需要修缮，有人答应给钱，但资金久未到位，所以写诗催款：“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这首诗只有四句，也就是绝句。唐代社会风气，最重然诺，答应了给钱而不兑现就不行，所以受资助一方催款，反而理直气壮——当然，这不过是杜甫的戏笔。
在经营草堂的过程中，杜甫不但写诗催款，还写诗拉赞助。杜甫拉赞助例行的诗体，就是绝句。这是杜甫生平很重要的一件佚事，值得多讲几句。
入蜀前，杜甫很少写绝句。现存七言绝句中，能确认为到成都以前写的，只有《赠李白》一首，也是游戏之笔。杜甫大量写绝句，特别是七言绝句，就与经营草堂时多方拉取赞助（主要是实物赞助）这件事密切相关。请看：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
明府是唐时对县令的称谓。这首诗是写给一位叫萧实、行第为八（称行第是唐代人的习惯）的县长的。桃栽，即桃树树苗。数量为一百根，送货地点为浣花村。河阳古称花县，借指萧实所在之县，好像是今天成都的龙泉驿，桃树很多。杜甫就向萧县长要桃树树苗，充实草堂的果园。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
这是写给绵竹县县长韦续（行第为二）的。诗人入蜀，早先曾经拜访过韦续。华轩，代指绵竹县署。蔼蔼，是竹子成荫的样子。后二句是说，用你那里的一片苍翠，来拂我这里的波涛，诗化了拉赞助之事。今绵竹市公园内立有一个诗碑，刻有杜甫写给韦续的这首诗。这是用历史、文化、名人、诗歌打造城市名片的一个范例，做法很高明。顺便说一下，竹子不但有观赏价值，兼有经济价值，所以种竹就成为杜甫经营草堂最重要的项目，后来竟种了上百亩的竹子，有一次砍竹，就砍了上千竿，这应该是诗人的经济来源之一。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
少府是唐代人对县尉（大致相当于今天副县长）的称谓。这首诗是写给利州绵谷县县尉何邕（行第十一）的。草堂当西晒，所以诗人计划在浣花溪的西岸造一片树林。川北的桤木长得快，长得高，容易成林，杜甫大概在入蜀行经利州时见过，所以向何副县长要桤木树苗。表明要栽十亩，桤木树苗要得很多，好在价格便宜，对何副县长来说不算什么。
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这又是一个县尉，姓韦名班，据别的杜诗推断，韦班应是涪江（或大邑县）的县尉。落落出群、青青不朽、老盖霜根等都表明诗人对松树风格的赞美，榉柳、杨柳是顺便拉来的陪衬。最后一句是写诗的本意，要松树树苗。但平坝种松树，不易成活。杜甫后来种活了四棵，特别爱惜，有诗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需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这是写给同一个人，即韦班的。要大邑瓷碗，属于邛窑，唐代名窑。一句写质，一句写声（哀玉，当指磬类乐器），一句写色。邛窑是唐代陶瓷工艺水平的优秀代表。这首诗也是关于邛窑陶瓷的宝贵资料。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
这首诗向成都军阀徐知道（据闻一多说）要果树苗，包括李子、黄梅等树苗。果园坊是徐卿住所，石笋街是诗人从城里回草堂的必经之街。
以上诸诗，均以公关为目的，前人评为“以诗代札，乃公戏笔。”杜甫向习书法，如果把诗写在蜀笺上，风趣当不减晋人杂帖，应该是很有效的公关手段。
在唐代，诗歌是极其活跃的一种文体，它不仅属于纯文学艺术范畴，而且广泛地应用于社交与公关。在唐诗中，以呈、赠、送、别等字为题的诗歌，比比皆是；而以诗代札的情况，也时常可见。像杜甫这样，为构筑草堂写出成批的以拉赞助为目的的诗作，仍然显得非常的别致。我们常说，在唐代，生活是诗化的，诗是生活化的。这些诗就是很好的例子。
从上述杜诗，还可以看到，以实物赞助杜甫构筑草堂者，皆是成都地方官吏，以县令、县尉为多，这些人有少数是故人，更多的是新知。而在760年的春天，杜甫到成都也不过才一两个月时间，用四川话说，就是连地皮都没有踩热，他何以有此神通，在短时间内就认识了这么多的地方官员？说来也很简单，首先，唐代全社会都尊重诗人和诗歌创作，杜甫在当时是知名诗人，正所谓“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其次，杜甫还有一个靠山，这就是裴冕。作为一方长官，要想帮助杜甫，他只需在官员聚会中发几句话，诸如“这是诗人杜甫，请各位多尽地主之谊”之类的话，一切便可搞定。接下来，就该杜甫自己和各位地主联系。而寄赠诗歌，兼拉赞助，就成了杜甫最好的公关方式。
草堂经营过程，前后达3年时间：“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随着草堂的落成，杜甫心情十分舒畅，开始大量写作七言律诗。入蜀前，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是五言古近体诗，那时他写作的七言律诗也不多。七言律诗在唐代是新兴的诗体，而律诗较之绝句，在文体上更规范、更庄重。草堂的落成在杜甫生活中，是全了一桩夙愿，是一件大事，由此产生的兴奋之情，更适合用这种文体来表达，于是，杜诗也呈现出一派清新的风貌。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这首诗所写，是草堂初成的情景，其时裴冕尚未离开成都。诗境非常和平闲适，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
这首诗写在草堂落成3年后，此时桤木成荫，绵竹成海，诗人已经适应了成都的生活，成都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杜甫在成都实际居住时间为3年零9个月。加上其间在梓州、阆中等地云游的时间等，前后经历7个年头。765年5月，杜甫离开成都，草堂暂交幼弟杜占经营。
杜甫一生建有3座草堂，都在巴蜀大地，分别是成都草堂、梓州草堂、瀼水草堂。成都草堂是3座草堂中构筑最早、规模最大、最为知名的。
沧海桑田，华屋山丘，到唐末，成都杜甫草堂即已荒芜。唐末五代，前蜀丞相、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成为重建杜甫草堂的第一人。到宋代重新修葺时，又绘杜甫像于草堂壁间，始成祠宇。明代弘治年间（1500年）和清代嘉庆年间（1811年），又有两次大规模重修，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1949年后，杜甫草堂经全面整修，正式对外开放（1952年）。
最近，草堂博物馆又新盖茅屋，辅以竹篱、菜园、药圃，是为了使草堂更接近杜甫诗中所描绘的样子。成都杜甫草堂，已成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正如朱德元帅题词云：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